中国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应当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1]。而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是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方向上持久地开拓创新。
一、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学说，只是后来随着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冷战”的兴起，政治经济学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以及在每个阵营的不同国家内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日益隔绝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关注，翻译和引进了不少学术成果，但迄今为止，这种交流主要是单向的，还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了解和借鉴国外政治经济学的阶段。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模式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现阶段政治经济学国际化的中心思想是加大双向交流：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也日趋扩大；另一方面，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重新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也被西方国家的民众甚至一些政要认可。国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大卫·科茨、莱伯曼、柯瑞文、迪劳内、伊藤诚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经济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为主题，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随着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进程的加深，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除继续关注中国的发展外，也将逐步扩大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学和左翼经济学的学术研讨和争论。这有益于把马列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理论客观和正确地介绍到各国，有益于中国抵御西方发达国家施加给中国经济的无理压力、维护中国的合理经济权益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公正有序发展，有益于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学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平等交流和“话语权”，有益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对话和论争，以增强对整个国际知识界的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国际化正在积极地进行之中。最近六年，由各国学者推选的中国经济学家领衔的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分别在中国、日本、法国和美国召开世界政治经济学大会；2010年，创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英文季刊；2009年开始，每年评选“21世纪现代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2011年开始，每年评选“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不断双向翻译发表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创刊的《国际批判思想》(中文翻译为《国际思想评论》)国际英文季刊，由30多个国家的约50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编委，政治经济学探讨和评论是其十多个重要学科之一。这些世界级的政治经济学学会、刊物、翻译和评奖等学术工作，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和国外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在各国的学术影响迅速增大。
二、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
理论是为社会实践和应用服务的，经济理论更是如此，强调经世济民和民富国强，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不过，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急需运用科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来改造这些应用学科。许多问题，如金融衍生产品到底是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的利器，还是国际金融垄断寡头扩大金融风险、掠夺世界人民的工具，其真相到底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改造和发展的相关应用经济学来系统诠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是主体)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应当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已包含对现代学者所细分的应用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思关于货币、价格、工资、企业、流通、分配、产业、金融、汇率、信用、危机等理论及其应用，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具体化、部门化和应用化的精华。尽管由于著作篇幅有限，论述得还不够，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理论的部分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只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对这些理论精髓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扩展，就能够很好地指导各门应用经济学和交叉经济学。以许多应用经济学和新兴交叉经济学都要涉及的供求关系为例，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即对私人剩余价值的追逐，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生产等相对过剩，出现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2]因此，与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处处均衡分析之上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给予各门应用经济学科真正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导向。
与西方学术界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相类似，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还包括其被应用到其他各个学科，尽管其中的缘由与“经济学帝国主义”大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财富、价值、产权、资本、资源、成本、收益、经济利益、按比例发展、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全球化等分析方法和原理，其中有不少可以被借鉴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中。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这在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经济人类学、新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发展中尤其重要。
推动政治经济学应用化的方式较多。这里只说明两点：一是要加强大学生和研究生教材的编写。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在组织全国科研单位和大学，重新编写150门左右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交叉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教科书，以便逐步摆脱中国经济学科“被殖民化”(美化为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或国际化”)的严重偏向，构建真正具有时代精神、世界实践和科学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完整学科体系，实现“以我(国)为主”的经济学双向交流和国际化。其特点和综合创新之处，便是以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为背景，以中外现代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为对象，广泛运用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应用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创造性地编著，能够体现中国和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水平，适合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二是要重视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领衔召开的应用经济领域和相关领域的研讨会。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研讨经济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十余所高校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社会智库高层论坛”，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精神，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独创性研讨，已先后提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和“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起到了很好的建言献策和理论传播效果。
三、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
重视数学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定量分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资本论》就是一个典范，可以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运用数学最多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使用的计算，主要是用作文字论证的补充说明，他的文字论证将过程和横断面分析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计算即使对今天现有的数学技巧来说，也是做不到的。”[3]马克思自己曾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有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4]马克思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但并不迷信数学，而是始终将数学方法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前提上，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科学抽象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在纯数学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必须通过经济分析进行检查，使它不脱离某一经济现象所固有的经济规律。由于坚持了上述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分析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科学性。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但由于其出发点时常失误或脱离现实，因而其数学化的结果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例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联立方程组中，通常必有一个方程是按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的原则设立的，从而这样的数学模型求解出来的结果，必定与生产过剩等的常见实情相距甚远，从而无法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无法预测经济危机。另外，数学模型的复杂性并不与数学模型的科学性成正比。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模型为了体现自己的科学程度，喜欢搞上百个方程和上百个变量的过于复杂的大型模型，却忽略了每个变量都存在计量误差，随着方程数和变量数的增加，每个变量的些许误差的集合会放大成巨大的误差，从而使得模型只有纸面上的意义，难以科学认知和应用。
对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可以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高度重视利用数学分析工具，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这里所说的数学化，并非化得越深越好，而是依据理论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种则是盲目地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轨，注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和滥用数学工具。为了数学而分析，而不是为了分析而运用数学，甚至为了便于参照西方经济学的方式运用数学，而采用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部分错误假设和前提，背离了在政治经济学里运用数学的初衷，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偏好以片面的或脱离现实的假设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建立一个“理论假设—逻辑推演—实证检验”固定的分析模式，并视为唯一科学的研究范式，排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多样性，以至于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之为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著作，这是典型的现代教条主义。前一种态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攻方向之一，后一种态度则是需要避免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对于数学工具的运用是不充分的。马克思曾经讽刺李嘉图：“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惟一的社会形式”[5]。与此类似，“令所谓的利润函数一阶导数等于零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6]。但是，一方面，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另一方面，考虑到风险的存在，资本家也并不处处追逐短期利润的最大化。显然，不受西方经济学束缚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为合理地使用更多的数学方法。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1)可以运用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更全面的阐述，如价值转形问题、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的关系问题等；(2)可以运用数学工具，对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进行更科学的归纳、整理和分析，并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更为翔实的依据，如劳动报酬和人口的统计分析等；(3)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市场现象进行数学解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对比，从而增强人们的理论辨别力，如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率等；(4)可以使理论更严谨和清晰，易于表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解释力和说服力，如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总之，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将有利于弥补目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部分缺憾，大大促进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真正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四、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
《辞海》中对“学派”一词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种定义的学派是传统的“师承性学派”。学派还可以指以某一地域、国家、民族、文明、社会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群体。这种现代性的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中，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等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有重农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产权学派等以概念或主题命名的学派，也有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等以某一重要理论创始人命名的学派。以这三种不同形式命名的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某些是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之外，主要还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的分层及其利益的分层有关，如有的学派主要维护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有的学派主要维护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学派侧重维护的是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有的学派侧重维护的是金融资本阶级的利益，有的学派主张资产阶级的经济改良主义，有的学派主张维护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等。随着各自所维护的阶级和阶层在社会和统治集团内部地位的升降，这些学派的学术影响力也相应地升降。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地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理论及其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
实际上，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将是未来的一个主要方向。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和改造旧哲学形成的唯物辩证法，第一次打开了人们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大门，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而且这些学科之间还有丰富的交叉内容，单凭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努力要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各个学科是做不到的，形成学派势在必行。
学术自由、繁荣和质量的标志之一是学派化，其益处，一是可以集中研究主题，避免泛泛而谈和不够深入的缺点，体现研究成果的特色，形成具有深度的学术积累；二是可以在不同学派中形成争鸣，增强政治经济学的辨别力和旺盛力，形成有学术渊源的思想发展史；三是可以通过学派的传承和壮大，凝聚有特色的研究群体，形成研究合力。在日本政治经济学界，劳农派、宇野派、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都颇有影响。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已开始形成一些影响程度不同的学派，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为研究基地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或称海派经济学)等。有些人以为形成学派很简单，其实，学派化对学者尤其是学派的学术带头人的要求会更高。学派要能站得住脚，就要求学者在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研究上与别人有科学价值的重要区别，但又不能像许多西方主流学派那样，只是把某一方法、理论或政策加以极端化和片面化，呈现极端成派的不良学术格局和倾向。如产权学派只认定产权这一因素最重要，货币学派只认定货币政策最重要，供给学派只认定供给最重要，从而缺乏辩证的系统分析思维，缺乏在一定条件下各种重要因素的地位相互转化的认知。另外，学派不是封闭性的宗派，其思想和人员均应呈现动态式的开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曾经与各种经济学思潮和流派进行互动、批评和反批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应当宗派化和极端化，而应当促进思想解放、互相借鉴和正常的学术批评，形成合乎学术规范的争鸣局面。
（原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1]见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3] [美]肯尼思•梅(K. May)：《价值和价格：对温德尼茨解法的一个注释》，《经济学杂志》，1948年第6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注释。
[6]余斌：《经济学的童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