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GDP成为衡量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太多代价。因此，引入“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Welfare，以下均简称为GDPW）指标，并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物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它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价值目标，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坚持唯GDP论，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杆。然而，片面地追求GDP增长，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背离。从价值论角度看，“物”毕竟不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传统发展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它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并不关心。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科学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一命题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经济发展目的必须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或以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改善与提升为中心，显然这是从人的主观目的和要求着眼。二是经济的发展从未离开过人。但这并不意味经济体制与政策制定完全出于“父爱主义”。严格意义上说，在一种充满伦理和道德关怀的“父爱主义”体制中，人们没有创造性，没有主人翁精神。当生活中的一切皆被人为安排妥当后，人就只能在那所谓的安乐窝里丧失自我。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措施的目标都是让人民群众得到尽可能多的实惠，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过上比较富裕、民主、文明的生活。可见，在经济发展中，人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活及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用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防止了发展中出现的“价值迷失”，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它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从纵向上看，它是人类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
二、GDP核算体系存在的缺陷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现人们的福利增进为目标。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以引领经济的科学发展，而现行的GDP指标体系存在若干缺陷，难以担此重任。从实践核算的角度看，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以GDP为代表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总量指标只测算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而忽略许多对福利来说非常重要的其他方面。虽然市场经济活动成果是构成经济福利的主要内容，但远非经济福利或总福利的全部。如，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及自我服务性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中；以逃税漏税为目的但产品合法的非正规性生产价值在GDP中也无法得到反映，尽管它们实际能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第二，GDP只能反映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并假定任何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对交易结果是增加还是减少国民福利，并不能加以辨识。如，它把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如性服务、毒品生产与交易等）隐性地内含于社会财富之中。因此，GDP中损害国民福利的部分导致GDP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第三，GDP只反映经济增长的“流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存量”。因此，容易产生牺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为，进而出现灾害、事故等损失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荒诞怪论，这就是“破坏创造需求”这一荒谬理论的根源。第四，以GDP为代表的SNA总量指标没有反映那些没有明确收费的外部成本或收益（如污染和工作环境等）。在现行的市场构架下，许多资源和环境因素没有被市场涵盖，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价格。因此，人们在使用资源时没有一个硬性约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或过度开发等问题。而且，使用资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没有明确的、人格化的承担者。这些都使外部成本和收益在GDP中无法得到反映。第五，GDP使用的一般估价原则是实际交换价值，它与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理论是不同的，因为它也反映了市场失灵的所有方面。如，存在垄断情况下的实际交换价值就是垄断价格，而在垄断市场，社会福利会由于垄断而“无谓地”发生损失。但GDP却由于采用了实际交换价值而无法反映这种损失，因而会高估实际社会福利。
正是鉴于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福利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1972）教授和托宾（JamesTobin）教授就从经济福利的角度认识到有关传统总量核算指标的不足，提出了“经济福利尺度（MEW）”概念，并主张以MEW指标取代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Samuelson）在诺德豪斯教授和托宾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替代GNP的“净经济福利/国民净福利（NEW）”指标（1973）。诺德豪斯和托宾以及萨缪尔森开创了对国民福利核算的研究，随后，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其他一些核算指标。如，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数（GPI）、国民幸福总值（GNH）、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NC）等。虽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GDP的替代性指标进行了研究，但进展不大。经济福利尺度、国民净福利等这些作为传统宏观核算指标的替代，在经济学中都还不成熟，在现实中也难以推行。基于GDP等指标在衡量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上存在严重缺陷，甚至出现严重背离，因此有必要运用新理念、新方法对GDP进行科学修正，以适应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的要求。
三、如何建立GDPW核算体系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针对我国科学发展的经济现实需求，本文现提出一个新的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GDPW核算体系建立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研究的范式，建立自身的研究框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GDPW核算的概念结构
与其他任何研究框架相同，GDPW框架也内含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结构，其中既有反映研究对象本质规定的基本范畴，也有与基本范畴相联系的辅助范畴。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大概念：
1.福利的定义。从国内外对福利的定义来看，福利有主观与客观之分，即主观福利与客观福利两个不同质的概念。主观福利是从主观方面评估客体的效用，是主体偏好对客体效用的一种描述。与主观福利相反，客观福利的术语在国外学界虽有提出，但在内容上一直含混不清。杨缅昆（2008）认为，客观福利可以定义为能使个人获得幸福感或满意感的客观事物，本文赞同这一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客体对主体具有有用性，那么客体就具有使用价值。客观福利是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来看待客体价值的。它是客体向主体提供利益的一种描述。从价值论角度看，客观福利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价值论为基础的，而主观福利论则以西方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为基础。可见，主观福利与客观福利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定性。一个表现为个人的主观评价，另一个是不受主观评价左右的客观事物。显然，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福利概念，是科学构建GDPW核算研究框架的重要前提。GDPW核算是从宏观层面上对福利现象进行反映和描述的系统。因此，GDPW考察的对象应是客观福利，而非主观福利。这一主张建立在以下认识基础上：首先，与GDP核算框架一样，以客观福利概念为基础的GDPW核算，考察的对象也是由货物和服务组成的客观事物。不同的是，GDP核算是从生产角度考察这些客观事物，而GDPW核算则从能否增进社会成员幸福感的角度来考察。因此，前者反映的是名义GDPW，后者才是实际的GDPW。更具体地说，GDPW指标不仅包括GDP内的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正、负效用（正、负福利），也容纳了排除在GDP核算之外的国民经济生产过程派生的正、负效用（正、负福利）。其次，以客观福利概念为基础的GDPW核算框架并没有失去GDP核算框架原有的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基本功能。非但如此，这一框架具有GDP核算框架不具有的功能。如，GDPW核算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核算系统，它容纳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核算，有助于反映生产系统与环境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各种数量关系。显然，这对制定科学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GDPW的定义。根据GDP定义，本文认为，GDPW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本文设计的GDPW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是经济、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所产生的正效用与负效用的集合，本质上反映的是客观福利的问题。它是衡量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本文之所以使用GDPW概念，而非国民经济福利、经济净福利、净经济福利、可持续经济福利等名词，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从研究目的看，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而GDPW是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在福利上的缺失，基于福利视角对GDP进行修正的指标。它并不是GDP的替代，本质上它仍是GDP。GDPW概念既体现其与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的内在统一性，又体现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即国民经济增长是以国民福利水平的增进为目标。因而，GDPW概念较好地体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其次，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其内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而广义生产也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因而，两者具有同一性。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生产是狭义的概念，即仅指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不包括分配、交换、消费，它与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概念不具有同一性。国民经济福利、经济净福利等指标名义上是对GDP的修正，但事实上已失去了GDP的内在功能。尽管GDP存在先天的缺陷和不足，但作为当今世界通行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也具有综合性强和简便易行的优点。GDPW本质上是GDP，因而，GDPW比国民经济福利、经济净福利等指标更具适用性。此外，虽然理论上使用净值概念更具科学性，使用总值概念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在统计核算的现实条件下，固定资产折旧价值的确定仍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而，GDPW比国内生产福利净值更具合理性。最后，从研究思路看，GDPW核算包括正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核算与负外部性福利价值核算等内容。其中，负外部性福利价值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核算等内容。虽然自然资源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并不属于国民经济范畴，但本文的成本定义是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使用的是损失恢复的概念，即补偿损失所必须耗费的生产成果，也即为福利损失。这样就在GDP与自然资源环境成本、社会成本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使GDPW既不失GDP的内在功能，又不失福利尺度功能，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而其他指标仅是对影响福利因素在GDP中进行简单的加减，没有体现这些影响因素与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正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核算，扩展了GDP核算的范围，使GDP能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总之，GD2PW比国民经济福利、经济净福利等指标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
3.正、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的定义。这两大概念是GDP核算框架转化为GDPW核算框架的重要中介变量。国家掌握的市场交易信息并不能涵盖所有通过市场交易的人类生产活动。一些由于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或影响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活动，因政府禁止而转入地下，如，制贩毒品、黄色制品、非法军火生意、走私、卖淫、拐卖人口等。这类生产对社会福利产生负效应，故本文称之为负内部性生产，这部分生产在政府的官方统计中没有它们的影子。另外，一些出于逃漏税目的而转入地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国民统计账户中也没有反映，但从这类生产的最终产品福利价值而言，它们对国民福利具有正效应，本文则称之为正内部性生产。
4.负外部性福利价值的定义。负外部性福利价值是根据外部性经济理论而界定的概念，衡量的是经济、社会对国民福利产生的外部性影响价值。负外部性福利价值包括两部分：自然资源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自然资源环境成本是国民经济外部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因为资源环境也是国民财富，是国民福利在资源环境上的体现。自然资源环境成本主要包括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社会成本是指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因素给人们造成的损失，如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等。其中社会安全包括自然灾害、人为事故、违法犯罪等。严格地说，因社会活动主体多元，社会活动内容广泛，故社会成本也是多方面的，不止包括社会管理成本与社会安全成本，还可以包括社会和谐成本、社会改革成本、社会稳定成本等。它反映的是社会对经济及人们福利的外部性影响。从本质上说，无论是自然环境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是对人们福利价值的外部性影响，因而可将两者统称为负外部性福利价值。
（二）GDPW核算的理论基础
任何研究框架，都不是由单一理论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一簇理论支持的，GDPW研究框架同样如此。GDPW研究框架从本质上说是人———经济———环境核算一体化的研究框架。具体地说，它是在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传统SNA框架基础上，容纳人、资源、环境三大因素，并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研究框架。相对传统的SNA框架，GDPW研究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从构造GDPW框架角度看，除凯恩斯经济理论外，还需以下经济理论作为其研究基础：第一，科学发展观理论。GDPW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而提出的核算指标。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要求将人口、经济、环境有机统一起来，并突出以人为中心。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来，科学发展观理论已日趋成熟。因此，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必然成为建立GDPW研究框架首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庇古福利经济理论。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外部性理论之所以能成为构造GDPW框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因为：首先，GDPW指标从本质上讲是反映福利总量而不是生产总量的综合性指标，其研究对象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一致。其次，经济外部性理论以市场经济为立足点，研究游离于市场经济外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而GDPW研究框架则以反映市场活动的传统SNA框架为基点，通过考察环境资源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使作为单纯经济指标的GDP转化为实际福利指标的GDPW。可见，在研究内容上，GDPW框架与经济外部性理论是相通的。最后，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一种活动是外部性活动抑或内部性活动的衡量标准是宏观成本与微观成本是否存在差异，这为构建GDPW核算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核算原则。第三，环境经济理论。环境学的基本范畴是环境、自然资源，主要研究内容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结构、变化，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方法，新能源、可替代能源的开发技术等。在人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今天，环境学还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如，国家环境行为、国家环境政策等。现在，不少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环境意识应由环境损失的事后补偿转变为环境状况的预先防护，故主张环境学要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冲突，特别是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及相关理论，如，罗宾逊（Robinson）和廷克（Tinker）（1998）的可持续发展“三支柱论”，戈利（Golley）（1990）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论”，戴利（Daly）和柯布（Cobb）（1989）、皮尔斯（Pearce）和特纳（Turner）（1990）的可持续发展“资本论”等。环境经济理论对GDPW核算体系的形成和核算范围的划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