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何特点？
程恩富：作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800名会员的杰出代表，您在我校“中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以“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为题，介绍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区分了调节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并对这两种制度对美国190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其发展方向。与会者听后反映很好，一致认为从您的实证统计和分析中，即使在美欧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调节机制，经济效果也不佳。
科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业绩却是苍白的。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与调节主义制度结构不同：(1)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前者表现为政府调节经济作用有限，后者表现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2)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本主导劳动并不容妥协，后者表现为资本与劳动合作和妥协；(3)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本间竞争是你死我活，后者表现为个体是合作的和温和的；(4)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前者表现为颂扬自由市场，后者表现为警惕非规制的市场活动具有的危险性，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不管是基于理论考量还是历史事实，在资本积累方面，规制主义制度结构都优于自由主义制度结构，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不利于快速资本积累：(1)它造成长期总需求不足。因为它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支出。(2)它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为它反对国家进行的反周期支付和税收政策，它削减社会福利以增加“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它放松公共领域的管制。(3)它强化了阶级冲突。
这大大不利于资本投资。(4)由它导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驱使公司管理层注重短期策略。这一般不利于能增进资本积累率的长期投资。
程恩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而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最大的是私有产权学派。它们具有共同点：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化”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自动地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和高效率。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降低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单纯的人类行动，完全忽视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
二、新自由主义是先进还是保守的落后理念？
科茨：您说得对。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更能显示其本质的。
程恩富：是的。从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趋势察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总体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尽管它也有某些合理思想颗粒。因此，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是准确地描述了其思想特征。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党，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保守党，也都是公开自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保守地位的。综观近十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科茨：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鲜明地采取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二战后数十年形成的有调节的、国家福利型资本主义。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主要有以下特点：(1)包括贸易、生产和金融在内的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2)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的管制放松和私有化；(3)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权利”的强化，如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领域；(4)削减或取消国家对工人阶级和一些其他群体有利的社会计划。
一系列的国际机构管理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和英国政府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美国政府依赖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推进这一新秩序中行使着最终的强制力量。当一些国家不愿意全部采纳这一新秩序时，美国和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就对这些抵制者施加无情的压力以迫使他们就范。
程恩富：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80、90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讲，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右翼理论表现。但是，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萨缪尔逊自称属于中间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和索罗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华盛顿共识”这一产物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科茨：与早期的有调节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相比，现行的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关注工人阶级和其他非特权阶层的利益方面做得更少。相反，一般民众的实际生活条件在各个方面都进一步恶化。其中包括：(1)一国内部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极少数的富人在迅速地变得更加富有，中产阶级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2)国家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许多国家经历了持续的或者迅速的经济衰退；(3)工人、小农场主和小商业主的生活保障更差；(4)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5)商业价值化观念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6)跨国公司和富豪更加直接或间接地凌驾于国家之上；(7)对经济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威胁进一步加剧；(8)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领导力量采取了更具有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开放政策，加剧了世界军事冲突。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不仅使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它还系统性地瓦解他们的力量。每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来攫取社会主要权利，但是民众通过斗争已经历史性地享有了一些权利，如通过职业工会、政党、国家和地方政府中的公民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争取到了一些权利。而新自由主义则力图削弱和边缘化这些民众已经取得了一些发言权的所有机构，而把权力集中于巨型跨国公司、银行和代表他们的国际机构。
三、要关注世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程恩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还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这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国际态势。可喜的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西雅图、布拉格、华盛顿、达沃斯等地不断举行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发生，思想的、学术的和理论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
近年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推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碰壁之后，改行中左政策，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失去了试验地，缩小了影响。定期在纽约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在古巴举行的“全球化论坛”，以及影响巨大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已日渐成为全世界学者和各界人士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学的重镇，并将逐步扭转思想和体制的旧局面。
科茨：一般民众的不利条件，以及他们正在失去的曾经拥有的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抵抗运动。工人阶级的所有社会角色都受到了影响。作为生产者，工人们通过工会和政治行动，来反对他们正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与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一起，工人阶级也正在反对诸如医疗、教育和公共运输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民通过运动已经在反抗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带来的攻击；土著社区也在反抗对他们社区以及文化的侵蚀；社会改革者已经在反对商业化价值观念对社会的侵蚀；年轻人在反抗一个对他们而言有着更少希望的未来；关注环境的人们已经在抵制对大公司必要管制制度的瓦解；和平主义者在抗议当局在长期的冷战对立格局已经结束后仍然推行持续性庞大军费开支、战争以及侵略性外交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发源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主题的运动，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正义运动。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各类运动中的行动者逐渐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即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最近，当美国和英国不惜用战争手段来控制中东时，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运动席卷了全世界。这些群众性的反战运动不太可能是仅仅针对战争或伊拉克以及中东。它起源于蔓延了几十年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愤怒，这些不满情绪和愤怒来自于对极少一部分特权精英按照不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式在重新塑造世界——这部分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意见置若罔闻。美英两国政府已经成为重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主要力量之源，美英联盟又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战争。致使数千万的人民流落街头，而这将成为对新自由主义的致命一击。
程恩富：世界著名思想家安德森说得好，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
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激进经济学家正在联合，将逐渐整合成强有力的学术力量，实行学术批评与学术创新并重，继续全面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与福利而贡献超前的智慧和终极关怀。
四、全球化的最终趋势是全球社会主义吗？
科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克服20世纪那些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存在的各种缺陷。这些缺陷也不仅仅限于在国家中缺少民主、在企业中缺少工人参与。这些缺陷还包括对工人阶级的多元社会角色的重视不够。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要理解为他们各种社会角色的解放——作为生产者、作为个人和社会消费者以及作为社区的居民。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本意：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为基础、通过经济计划来指导生产过程，以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利润。但是，这一体制必须被理解为，工人在这一体制中通过实际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参与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决定生产什么样的“有用”物品，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所有社会职能需要得到满足。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企业的董事会、产业协会和地方、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计划组织，经济决策的各个层面，都要有工人阶级各种角色的代表参加，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地方社区的成员。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呓语相反，并不存在对社会各方利益都是“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也就是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分配产品的决策，必须要以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和达成一致为基础。制定和指导生产、分配过程和社区发展计划的董事会和组织，必须要能代表各方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这是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这些组织的结构和运行，要能够鼓励利益冲突的各方代表不是简单地争夺利益而是互相理解和考虑对方的需求和利益，从而努力达成尊重各方利益群体的决策。
这样的模式，才能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系以真实的内涵，经济的计划性、生产的有用性以及合作而非竞争成为主导原则。
程恩富：在我看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描述的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然而单纯从善良的正面去了解经济全球化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原因和特点，以及正负效应，而且要理解反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和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可能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其次，它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整体，客观经济规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再次，它加速了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
最后，它为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可能提供有利的条件。
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可能加大”：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
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近年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充分暴露出，世界金融市场等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科茨：所以，在经历了长时期的相对沉寂以及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相对无障碍地采取行动之后，我们可能处于一个与资本主义进行主要斗争的新时期的起点。这一正在形成的运动是将要成为导致新一轮资本主义改良的力量呢，还是导致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这两个目标的主张都摆在了这次新运动的领导者面前。当然，目前的广大参与者毫无疑问是绝大部分都倾向于改良主义。这一运动能否成为给世界带来激进性变革的力量呢？
面对现阶段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势，我认为，当前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壮大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反对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具体病状的各类运动必须转化为争夺经济资源如何配置的决策权的战斗。这将对新自由主义弱化民众权力的重构行动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各种具体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被看作未来的民主参与社会主义模式的萌芽，在这一社会主义模式中将由民众团体作出经济决策。这些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为了争取民众团体在这些影响到他们利益的经济事务中拥有参与决策权——这一基本准则而斗争。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参与这些运动而逐步成为现实。当然，没有对现行财产关系和政治权利的配置进行较为激进的改革的话，社会主义不可能最终而充分地实现。
第二，需要对一般的民众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资本主义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如何侵害全世界一般民众的利益。这样，在一些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反资本主义觉悟会传播给广大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比如，要指出美英政府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不仅仅是起因于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牛仔总统。这场战争有着深刻的背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竭尽全力控制世界中更多的国家，以取得对原材料的控制、确保出口市场以及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可以提出一个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机构中以群众民主参与为基础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以打破资本主义不可超越的理念。只有当成千上万的民众深信不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有一个更优越的可行的备选体制时，才可以重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也再次可能成为现实。
程恩富：现阶段，一方面由于苏东国家的蜕变，新自由主义泛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出，不仅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或更新而强盛，而且欧盟等超国家的地区经济和政治逐渐一体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渐增长，以及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种种恶果，促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继续进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到低潮的一面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和斗志。
依我所见，当今世界的基本经济矛盾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集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与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之间的矛盾。因此，不管现状如何，经济全球化必然最终导致康有为所描绘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同”和马克思所预见的“全球共产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利弊有三种可能性：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和利弊相当。对特定的主体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对少数发达国家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弊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原有基础和现行对策。
前2年，我国与非洲40个国家联合签署的“中非论坛公报”也提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风险大于机遇。德国《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发表《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一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话：“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4国政府首脑参加的2000年6月3日柏林国际会议通过的《21世纪现代国家管理柏林公报》承认：不能听任全球化任意发展，因为“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承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
科茨：尽管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但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地就超越社会改良的阶段，而转向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措施。毕竟，根本性社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和众多的牺牲。
群众只有在他们深信现存的体制已经不可能再进行改革而且确实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考虑这样的根本性转型。很难预测，当资本主义面临一个强大的且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时，是否会重新转向一个更加温和的、调节的资本主义模式。然而，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它顽强地抵制任何试图弱化或调节它的旗帜鲜明的政策方案的努力。现行资本主义的领袖们在努力把非人道的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强加给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固和偏执，将很有可能证明是对他们自己的反戈一击。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抵制对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话，卡尔.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将再次蓬勃走向世界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