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观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1981年莱斯特·R·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87年布仑特兰德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的《21世纪议程》，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如果不是持守偏见，现今的人们会惊诧地发现，在“人口和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小国”这一基本国情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接受，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作的努力，都尽其可能地赶上了世界的步伐，并已逐渐步入了世界的前列。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回顾
（一）人口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出现了多次起伏变化，最终实现了低生育水平总体保持稳定的重大突破，步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
1．20世纪50～60年代属于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长到1970年的8.3亿，总和生育率（TFR）年均逾5.89，每10年增加1.4亿人。其间经历了鼓励人口增长、号召节制生育、人口控制政策首次受挫、人口控制政策再起等时期。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07﹪。[1]
2．20世纪70年代属于惯性增长阶段。由8.3亿增长到1980年的9.87亿。由于国家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城乡普遍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80年的11.87﹪，总和生育率年均降至4.09，创造了中外人口控制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出生惯性，导致10年增长了1.6亿。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48﹪，属历史最高。
3．20世纪80-90年代属于缓慢增长阶段。由9.87亿增长到2000年的12.67亿，每10年增加1.4亿。此阶段中国实行约束性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年均降至2.18，1993年更是实现2.1的更替水平以下，并至今一直维持这一水平之下，处于“低生育”阶段。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降至21.35﹪。
4．2001年以来属于较低生育增长阶段。由12.67亿增长到2007年的13.21亿 [2]，8年增加0.54亿人，总和生育率降至1.72，占世界人口比重20.09﹪，为历史最低。该阶段人口和计生工作从以前的“暴风骤雨”、“和风细雨”，实现了到“春风化雨”的转变，计划生育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九五”和“十五”控制目标顺利实现，故又叫“优质服务和奖励扶助计划生育”阶段、“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阶段，中国控制人口工作持续发展。
6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降至1993年2.1的更替水平，1998年以后持续稳定在1.8左右，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迅速而重大的转变，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被成功遏止住，因政策因素使全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3]，这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均晚到来4年，较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人口发展的轨迹。但不能讳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策在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实行基本国策也作出了一定的奉献和牺牲。成就举世瞩目，代价难以全免。
（二）资源
1．改革前30年，资源无偿使用和资源保护工作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资源无偿使用时期。这一阶段，公有制为基础确立起的自然资源全民所有的形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决定了国家可以无偿占有和使用各种资源，可以无偿拨付给企业和组织，因而生产中没有资源成本意识，存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现象。尽管在资源保护方面也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如1950的《矿业资源保护条例》，1953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7年的《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60年有关保持水土绿化荒山的《农业发展纲要》，1963年的《森林保护条例》等，但总体上人们强调“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4]，谈不上对自然的敬畏，缺乏对资源的有价性、有限性、系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等认知，资源保护意识淡漠。
70 年代初，媒体开始关注“公害”问题。1972至1974年，大连湾、松花江、北京等相继发生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促使政府开始关注资源保护问题。该阶段颁布了针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法规，如1972年的育林基金管理办法，1973年的节约用地指示和森林采伐更新规程，1975年的水源保护工作意见和珍贵动物资源保护通知等，在实践中发挥了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开始加快。
2．70年代末～21世纪初，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护和管理体系阶段。1978、1982年两部宪法和1979年中国首部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资源管理迈出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步伐。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海洋、文物、森林、草原、土地、矿产、渔业、野生动物、矿产资源、水土等管理和保护法规，《刑法》中还专节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条款，进行了由资源绝对公有、无偿授予到有偿转让的资源产权改革，管理体制上由计划逐步向市场转变。如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首次提出开征资源税，1984年发布《资源税条例》正式建立资源税，1986年《矿产资源法》确立“税费并存”的资源开发制度，促进了资源管理体制以市场化和法制化为取向的改革和进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UNCED）的召开和1994《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的发布，促使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指导中国资源管理的核心思想。1996年修正的《矿产资源法》，确认了“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度，标志资源产权进入“可交易”阶段。世纪之交中央连续召开了五次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其间，制定或修订了有关土地、海域使用、草原、水资源、农业、公路、种子等管理法规，进一步明确了资源的占有、使用、开发利用方式，并确立了完全有偿开发的第二代资源税制，资源管理进一步市场化，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渐趋完善。
3．2004年至今，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资源保护和管理体系阶段。2004年3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必须强化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国情意识，强化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统一的效益意识，强化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特别是在2005年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强调要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为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节约和保护资源也上升为基本国策。这一阶段，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思想深入人心，新的税费改革突飞猛进，资源保护和管理日渐实现科学化。
（三）环境
1．改革前30年，建设带来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工作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大建设带来一定的环境破坏。旧中国饱受列强蚕食战痕累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地到处是被推崇的“浓烟滚滚”、“移山填海”等建设场面。在初步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工业三废的任意排放，经济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问题开始凸现出来。70年代初，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迈开步伐。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政府受日本和国内“公害”的影响，开始关注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1972年中国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并提出了保护环境的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方面的会议，并开始在各省、区建立三废治理办公室，并在1974年5月成立了国家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通过制定政策、行政法规和标准等控制环境污染。1975年，中国提出环境污染问题“五年控制、十年基本解决”的目标。这一阶段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各级环保机构的设立上看，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2．70年代末～21世纪初，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阶段。1978年底，中央批准国务院环保小组的《环保工作汇报要点》，指出“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保工作作出的指示。1979年9月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化轨道。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第一次纳入了环境保护的内容。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3年底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转折点，会议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世纪末的环保战略目标。1986年国家“七五”计划把环保五年计划第一次单独成章。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要“努力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至1989年1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国已逐步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八项制度，并在环保机构设置和环境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公布《中国环境保护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上，外方代表赞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是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后第一部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值得别国效仿。1995年，《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发布。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在进一步强调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基础上，确立了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1999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为贯彻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部署，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的环保工作方向。2003年初第五次全国环保会议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到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位置，走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路子。在2003年3月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推进发展中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受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至此中国政府共颁布了800余项国家环保标准，全国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3200多个，从事环境行政管理、监测、科研、宣教等工作人员16.7万；各级环境检察执法机构3800多个，总人数5万多人；并已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门类基本齐全的环保产业体系，从业人员159.5万人，行业年收入达4572.1亿元。[5]
3．2004年至今，建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阶段。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把环境保护摆到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迈开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环保工作的第一步。2006年4月的第六次环保大会是中国环保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盛会，政府首脑在大会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环保工作的“三个转变”，标志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战略性、方向性、历史性的转变。2007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公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这一阶段中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广泛的环保“统一战线”逐渐形成，迈出了历史性转变的坚实步伐，环保事业焕发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
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认为，若超越生态有限性所限定的经济绝对规模的限制，就如同超越航船的装载线，必将使人们的经济之船在生物圈中沉没。他指出“总量有限性”应该成为人类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最高原则和第一性命题。[6]当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讨论三者行为关系时，我们看到，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面对着异乎寻常的可持续发展制约问题。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总量有限性”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的宏阔空间可能使我们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转轨极易产生的难以规避的系统残缺、政策体制空白和视阈盲区，也可能使我们的政策和举措面临“打折”之虞。深刻理解这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在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程度上，必须作出客观、理性的审视。
（一）人口方面
1．人口总量压力。截至2007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21万人。尽管自然增长率已处于低位，但是在未来的近40年内还将有3亿的增幅。仅据学界中位方案预测，2045年将达峰值规模15.34亿人。人口压力有增无减。这种压力，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都无不渗透了它的影响。以至离开了人口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强调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要事”的地位没有改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的性质没有改变。这三个“没有改变”，首先就是对中国人口数量因素的客观判断。
2．就业压力。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基本途径。尤其在中国，搞好就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性工程。然而中国前所未有和持续增大的就业压力，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愈加严峻。按现行标准，以女16～54岁和男16～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2010～2030年将持续在9亿左右，比重约为64﹪，本世纪前5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将持续快于总人口增幅，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多万。仅就农村来看，本世纪头30年随着非农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约保持在2亿。尽管持“‘人口发展’并非仅指‘人口增长’”、“知识和技术可以拓展一国的人口承载能力”等观点的学者看问题的视角是较“全面的”（而笔者认为却是左顾右盼且轻重倒置的，是脱离国情的。并非“既瞻前又顾后”），尽管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但长期大量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反成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急需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巨大难题。目前就业问题还因大量下岗待业人员和潜在失业人口而更趋复杂，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解决就业吃饭问题，早已并将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首要课题。
3．对资源环境的冲击。一说到中国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冲击是绕不过去话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他阐述了“物质变换（代谢）”的理论，提出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大自然物质代谢出现“裂缝”的严重后果。“物质变换”理论被学界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8]，促使人们对经济系统中人口资源环境这三个最基本的内生变量的密切相关度认识日益深刻。以此观之，中国人口变量膨胀对资源环境的冲击，可见一斑。历史也已反复昭告，规模庞大且增长过快的人口数量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目前乃至未来的中国，显然还远不能只把环境保护当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义语。人口尤其是规模数量问题，更是其中之义。
（二）资源方面
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但用“13亿”或“15甚至16亿”这个分母去除，以下人均资源的贫乏，就无法否认了。
土地资源。中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量大而人均占有少、类型复杂多样而耕地比重（仅占10﹪，不足世界人均的1/3）较少、利用情况复杂且生产力地区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不均使保护开发问题突出等特点。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最为重要的综合资源，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利用的可持续性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这种稀缺资源，以满足生产性、安全性、保护性、可行性、社会可承受性，将是中国长期面对的问题。
淡水资源。中国人均径流量2200平方米，是世界人均的24.7﹪；水资源南多北少的状况与耕地的南少北多，使水土资源配合欠佳的状况依然突出。 中国早已被联合国确定为13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
矿产和能源。其根本特性之一就是可耗竭性，因而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制约性质。中国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属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58％，且大宗支柱性矿产保有储量较低。中国石油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4％，人均不足世界平均的10％，1993年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每年需大量外汇进口5千万吨至l亿吨。中国铁矿石世界最多，但也仅占世界人均半数，且贫矿和难选矿多达98％。
生物资源。中国森林面积仅占世界的4﹪，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和林木总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6％和14.2％；草地面积居世界第2但仅为世界人均的1/2，且生产能力极低，平均每公顷草场生产牛羊肉1.5公斤、牛羊奶3.75公斤，而荷兰分别为300和7500公斤，差距天壤。中国物种资源丰富但近年统计显示，占总数7.7％的398种脊椎动物濒危，占3.4％的1009种高等植物濒危，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9]
海洋资源。中国人均领海面积仅0.0027平方公里，为世界人均的1/10，在世界137个沿海国家中排名第122位，且正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外国侵占。目前已有80万平方公里海域被海洋邻国侵占，他们在南海上的油井采量是中国海上石油采量的40倍；二是污染日益严重。中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开发率极低，更有待保护。
结合人口因素看，资源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体现在，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均资源的消耗表现出很强的人口“分母加权效应”，导致目前人均主要资源不足世界水平的1/3～1/2的状况更趋严峻，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二是总体看中国目前各类资源在经济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了高位开发利用，然而由于总量上的绝对短缺和结构性相对短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程度也将日趋降低。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分别为1.47、1.05公顷，需求已超过资源的供给，人均生态赤字达0.42公顷（而世界人均资源生态承载力尚有0.33公顷盈余）[10]，说明中国目前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自然资源长期“赤字”式的耗费将导致中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自然资源更趋危机。
（三）环境方面
中国的生态环境承载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加上历史欠账、人为破坏等因素，当前环境污染仍相当严重，生态恶化的危险并未消除。竭泽而渔还是持续发展，即将迈向14、15亿人口的中国面临历史性抉择。
水环境状况：200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36.8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296.6亿吨，比上年增加5.4﹪。目前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水环境容量，日益加重的氮、磷污染加速着水环境的恶化；区域生态破坏，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更使水体环境恶化雪上加霜。许多河流面目全非，成了黑水河、臭水河，如淮河191条支流有80％呈黑绿色，一半以上河段丧失使用价值；许多湖泊消失，水源减少。“千湖之省”的湖北省，建国初有湖泊1066个，目前数量和水面面积均缩小3/4，而干涸后的生态影响尚难估量。
大气环境状况：整体污染较为严重。2006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比上年增加1.5﹪。中国能源以煤为主，燃烧时少有脱硫除尘装置，造成大气污染，污染形成的酸雨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
土壤环境状况：一是水土流失严重，目前已逾356万平方公里。虽然每年都加大治理力度，但中国每年却新增流失面积100万公顷，土壤流失高达50多亿吨。如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含沙量也达l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二是土地荒漠化和沙化严重。截止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 [11]中国每年因荒漠化而直接损失540亿元。其他如盐碱渍化问题仍普遍存在，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都给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日益低下的土地生产能力造成巨大威胁。
结合人口因素看，环境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压力更大。由于人口规模持续庞大，生产力不发达，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完成，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时难以改变，加之公众环境意识不强，环境执法“犹抱琵琶”，中国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全国每年因环境失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可持续发展肇始于环境问题，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又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而未来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及其不断升级的对资源环境消费的“加权效应”，还将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带来持续的和巨大的压力，使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勉为其难”，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研究显示，今后20年中国生态环境的发展走势是：根本遏制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难度更大（这将是困扰中国生态环境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森林植被结构简单、功能退化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江河断流与地下水超采将愈演愈烈；土壤污染的潜在危害将逐步凸显；赤潮发生频率和强度继续加大。
[1]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下文凡“占世界比重”，来源均同此。
[2]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经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8》，中国人口年鉴杂志社2008年，第93页。
[3]张维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与计划生育》2008年第1期。
[4]方光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14日。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环境保护1996—2005》， 2006年6月5日。http：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zhuanti/book/1227980. htm。
[6]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第21、70、46—47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202页。
[8]李成勋：《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马克思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9]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10]刘宇辉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可持续性评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11]国家林业局：《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 gov. cn/ ztzl/ fszs/ content-650487.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