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展望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可持续发展其本质要求即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无疑，三大国策的实施，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首先要做，且必须坚持不懈地、毫不动摇地做好的工作，是中国语境下未来可持续发展最主要、最科学、最合理的路径。
1．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换言之，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政策战略选择上的不同意见？是中国人口的数量、或结构失衡（如老龄化和性别偏差）、或“堪忧的人口素质”？甚或以上的综合构成了对可持续发展首要的和严重的制约？
当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时，主观上人们因建设新生活的热情而笃信“人多力量大”，客观上经济落后底子薄，人口众多增长快。中国的人口性质正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口压迫生产力” 的类型。这是人口与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作失误也难辞其咎。“量大质低”的中国人口，“量大阻碍生产力发展，质低难以发展生产力。” 无视我国“人口压迫生产力”的事实，否认在人口问题上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机械拿来西方一些人口学家（如科赫）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理论，主张“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认为我国应先发展经济后控制人口，而不是计划控制人口以使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反映“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下的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坐等经济高速发展后再降低生育率，无异于望梅止渴。其结果是：庞大的人口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大大延缓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还遑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他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已取代人口数量而上升到中国人口问题的首要方面的说法（如将老龄化放置于人口数量问题之上、认为老龄化将会是压跨21世纪中国社会新的人口“包袱”），认为中国控制人口规模就是以“自残”方式断送中华民族子孙而腾出空间让位于还将继续增长的世界人口等说法，尽管其“未敢忘忧”之情令人感佩，而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却是明显的。
首先，其认识上的根源，在于“淡忘”了中国的“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对中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生育率仍存在反弹（甚至一“放”即发）的可能性（希望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达70.7﹪）视而不见，而对中国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却夸大其辞。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 指出中国的一切麻烦就在于人口太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 因此，坚持控制人口数量始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所谓一些“新的人口危机”问题。“从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低生育水平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口危机。”[1]我们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与老龄化和性别比偏高可能接踵而来，但却非完全相关或什么全因全果的关系。放宽生育率是否就能够长期阻止“银发浪潮”的到来和出生性别比的偏差？放宽生育政策当然可以年轻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样中国的问题将会更多，更尖锐，更难解决。如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肯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会比现在严峻得多。老龄化未必就是天大的坏事，未富先老并非多么可怕，与其推后，不若早来。所谓“新的人口危机”，只能靠综合治理和统筹解决。如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绝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张的“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而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不保，可考虑变处罚为奖励。在人们享受“人口红利”的今天，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钱物用来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肯定更为合算。倘使之1‰的放宽，十几乃至几十年的叠加就会多有上亿人的增幅，“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再者，还要注意现象与本质之别。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但这并不能由此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增长制约因素，更不意味着我国可持续发展之路就一马平川了。从我们对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回顾和现状考量来看，“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2]。而这种“过大”，根源还在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于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的人口规模。笔者和一些相关机构的联合调查表明，与现在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总和生育率1.2）相比，若在全国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胎，那么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的规模分别为13.93和15.50亿，两者相差 1.57亿人；而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一胎化”为2024年，放开“二胎”为2045年，相差21年。上海、北京等之所以达到所谓老龄化标准，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计算总是有好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另外，放开二胎，会加大同外国的“资源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摩擦，不利于世界和谐和平发展。由此看来，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而若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难以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可见，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控制人口这一占有资源的主要形式的总量规模，对于减轻现实的和未来的中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意义重大。否则，“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 任何动摇、懈怠、折腾，都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
2．在不冲击低生育水平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其基本思路是：全面理解三个“没有改变”，努力保持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使人口总量适应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情下所要求的合理规模，并加强对低生育水平的实时监测和前瞻性研究，并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如通过诸如加大保障力度和范围、取消户籍限制、加快城镇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政策导向，解决老龄化、区域人口负增长、抚养负担差异等结构性问题；通过加大国民教育和计划生育奖励力度，解决就业乃至性别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加快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二）坚定不移地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道路
经济在未来持续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持续高位，对中国的资源尤其是战略性资源的需求也呈快速增长势头，如原煤、原油、燃料油等。我国诸多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其供求差额将持续拉大，资源能源保证率不断降低，总量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破解中国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难题，必然要求我们在丝毫不放松人口数量控制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与人口发展相协调的促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体制。回顾中国可持续发展对资源的利用开发可见，我们并非缺少宏观管理的理念，而管理体制亟待创新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利用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势在必行。总体规划是政府对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是确保资源与人口规模相协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和规范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和管理，尽快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和管理机制，是实施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保障。
2．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前所述，经济长期的快速增长导致资源的“代价过大”，即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资源的高消耗甚至“掠夺”式开发之上的。我们所熟知的数据是，中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可见中国GDP因高消耗高污染而“缩水”。照此模式发展2020年人均翻两番的目标将难以达到。因此，促进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拼资源”向主要依靠“提效率”的转变，势在必行。为此，依靠科技进步对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重大问题进行攻关，就成为中国在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3．走节约与开发并举的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国本来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但在中国却也看到一些“怪”现象，如作为一个产业的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部门发育迟缓，发展严重滞后，且公众节约资源的意识普遍不高。中国废钢铁的回收利用率是45﹪，废铜是30﹪，废橡胶是40﹪，而在发达国家均逾90﹪。因此，倡导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实现中国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科技攻关开发新的资源能源（如加速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等），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再生资源产业等，均为中国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坚定不移地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处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保护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以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
1．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政府以“发展”取代“增长”的理念，正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反映。传统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为主要手段，给中国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留下了千疮百孔式的“遗产”。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的增长方式，要求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两个方面下工夫。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约在40﹪左右，一般发达国家60～70﹪，日本、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80～90﹪，而中国距40﹪还有一些时日。根据国际上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中国要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尽快从重化工业阶段向高度开放的信息化和知识经济阶段过渡，从资源能源密集型向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样就要求大力提高第一和第三次产业的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效益”要求摈弃“资源—生产—污染排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倡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资源—生产—资源再生”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和消费做到“资源最小化，废物资源化，排放无害化”。
2．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回顾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在环境保护上一直注意制度建设，市场调节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大，但有法不依、违法难究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传统的经济利益导向，生产成本的“内部性”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和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利益形成脱钩局面，加上偏离可持续发展的极端掠夺，以及经济过程中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不合理运作 （如地方保护主义和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政绩观）等等，诸多因素都是造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必须做到通过立法、制定政策、精细规划，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行为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和监督管理，并彻底扭转环境违法成本过低的局面。
3．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该指出，中国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将不可避免地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而加深。在人口增长短时期难以抑制的情况下，如何使人口增长而生态环境质量又不至下降，甚至还会有所提高？这时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自觉，包括生态平衡意识和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环境意识，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树立集科学发展意识、适度人口意识、人均资源意识、环境承载意识、绿色消费意识等为一体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并非是短时期内所能及的。然而，中国的人口与生态环境现实又显得如此的紧迫。环境保护作为社会性很强的事业，须要广大公众科学合理的社会消费行为和经济责任上的敢于担当。十七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使命，不能仅靠政府的努力，根本的还是要靠中国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
（原载《中州学刊》2009年9月第5期，第二作者为王新建）
[1]陈立等：《2007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第8页。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