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措施，从劳动立法角度，应该通过政府力量，矫正劳资谈判力量；从税收角度，应该降低劳动收入的税负。程恩富在另一文中认为，我国企业职工仅仅获得维护甚至低于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水平，劳动力缺乏向上发展和提高素质的能力和机会，因而陷入了所谓低廉的劳动力价值具有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陷阱”。我国通过降低和压低职工权益的保护水平来维持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是不可持续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是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有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掌握核心知识产权，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层次的升级，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理应自觉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主动承担起保护和提高职工权益的重任，通过制定和有效实施职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同时依靠工会和职工的积极参与，并要求企业高管以及有关工商联和雇主协会等一起自觉做好配合工作，从而切实保护和改善职工的权益，打造和谐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牢固的经济社会基础 。[①]
（2）我国规模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规模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而这又和政府再分配职能弱化有关。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可以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职能。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一般而言，政府收入中间接税的比重越小，直接税的比重越大，财政对最终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越明显。杨文芳、方齐云对美国和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所得税在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接近60%，其次是社会保险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35%左右。中国的财政收入中，间接税一直占70%以上。在财政支出方面，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以转移支付与保障性支出为主，这两项支出一直稳定在62%左右。而中国的财政支出比重则以消费性支出为主，所占比例一直高达65%以上，其次是投资性支出，稳定在23%－30%之间，而保障性支出比例最小，一直低于10% [②]。以上情况说明，美国的财政支出注重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而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体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今后我国的财政支出应该更侧重于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职能。
从财政支出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结构会直接影响到最终收入分配。王艺明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在全国层面上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福利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上述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上述支出却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农村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上述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因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③]。程恩富在另文中认为，促进消费的关键环节在于打破束缚个人消费的瓶颈，即完善全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 [④]。以上研究表明，今后我国政府支出必须重视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文教科卫和社会保障支出。
（3）我国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国民产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比重大，消费比重小，社会总需求不足。而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不振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迷的原因。例如，杨文芳、方齐云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低迷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分配方式下，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导致整体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二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滞后，居民面临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加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社会消费倾向降低 [⑤]。吴栋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变化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均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⑥]。社会保障支出具有转移支付性质，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从而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同样，教育和卫生支出对社会消费增长率也有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缘故。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迷的原因。例如，方福前认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中国的收入分配自1996年开始一直向政府倾斜，自2004年开始又向企业倾斜。在经济蛋糕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的份额却在不断缩小。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发达国家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我国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偏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逐渐下降。1998－2006年，中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62%，而同期世界平均的消费率为75%左右，其中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为80%。在中国的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增长落后于固定资产增长和GDP增长。[⑦]这主要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发展模式造成的。
上述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低的原因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太低；而政府消费增长过快导致居民消费下降，说明我国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如果政府能够压缩行政开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被克服。
（4）我国政府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政府支付的规模和结构会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总需求。我国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和产出最终使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要求控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首先，控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使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相适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DP国民收入小于3000美元的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一般为20%－30%；人均GDP为3000－10000美元的国家一般为30%－40%；人均国民收入大于20000美元的国家，该比重一般为40%－60%。 [⑧]根据我国的人均GDP水平，我国的财政占GDP的比重应该在20%－30%之间。
根据郭彦卿等人的研究，1978－1992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占GDP的比重为30%－50%之间，均值为37%；1993－1999年这一比重下降为20%以下，均值为17%；2000年以来这一比重稳定在20%以上，均值为23%。 [⑨]从这一比重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似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但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收入统计存在漏出量，导致实际财政比例可能更高。这些未被统计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以及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自行决定征收的各种收入，如各种费用收入、价外加价、基金、集资、摊派等等。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认为我国应该限制政府支出规模。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主张限制政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方案。其实即便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居高不下。按照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1882年一条著名的瓦格纳法则的预测，未来政府的支出规模只会继续增加。该法则认为，一国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向的函数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职能也会不断扩大，为保证行使国家职能，公共支出的比重也会增加。这一法则也被称为“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政府活动扩张法则”。人类社会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后，人与人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公共支出比重确实也在增长，这似乎验证了瓦格纳法则。
如果瓦格纳法则是正确的，未来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继续上升。因而在长期内削减财政支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但是，在短期内，适当限制政府支出的过快增长，有利于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增加，2000－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达到30%，远高于GDP的增幅。把财政支付的增长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使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相适应，规范财政收入，降低财政预算外收入，是我国财政规模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政府支出的透明度。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问题不是财政支出规模，而是财政支出结构。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方面，我国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支出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又严重不足。
韩贵英等人的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98－2002年，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年均超过了14%，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韩贵英等人认为，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急剧上升的原因 [⑩]。许雄奇、朱秋白认为，我国财政投资在总量增加的同时，质量却有所下降。财政支出缺乏宏观调控，投资结构失调，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项目多，政府运转人员的薪金、行政费用消耗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很大比例，因而造成财政支出效率降低。 [11]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社会保障及环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依然较小。这些支出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应和外部效应。这些支出的不足导致我国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未来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政府职能如何实现转型，如何提高政府效率，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增加政府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度，加强财政收支的社会监督。
综上所述，政府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主体。政府活动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发展经济学研究早已表明，政府要么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要么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新自由主义力图在经济中去掉政府的作用，这根本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要规范，而不是去除政府作用。我国未来的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经济能够健康稳步发展，关键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能否规范。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第二作者为胡靖春，第三作者为侯和宏）
[①] 程恩富：《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23-729页。
[②] 杨文芳、方齐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当代财经》2010年第2期。
[③]王艺明、蔡翔：《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科学》2010年第8期。
[④]程恩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766页。
[⑤]杨文芳、方齐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当代财经》2010年第2期。
[⑥]吴栋、周鹏：《城乡二元结构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⑦]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⑧]陈兴红：《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江苏商论》2004年第4期。
[⑨]郭彦卿、李兰英：《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现状与最优取值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⑩]韩贵英、毛燕、汤莉萍：《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
[1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