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奎**
程恩富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学术界认为是“海派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产力研究》、《经济经纬》等）、“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当代经济研究》）、“四代四杰之一”（《与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之五》一书），“改革以来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以及“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的《经济理论研究》）。本文重点述评其四大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
1994年，程教授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一）对我国传统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的分析。
程教授认为，由于过去存在“仿苏”和现在存在“仿美”的不良倾向，因而我国经济学理论模式存有重要弊端。
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国传统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和传统，没有与时俱进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倒推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而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二）变革政治经济学的思路。
程教授不仅批评传统和现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种种弊病，而且解析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社会义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
第一，程教授主张，应当确认思想源泉是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的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的证实，但证伪只需一次，也许这一证伪只具有个别或局部意义。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第二，程教授强调，理论基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进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简言之，在程教授的新视野中，采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利益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或“自私人”不同，“利益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超越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第三，程教授指出，学术渊源是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他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不仅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近现代经济学说的综合经济学家，李嘉图、弗里德曼、诺思等创立了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创立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一概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
其重点有两个：一是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二是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成份。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第四，程教授提出，方法泛化是综合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他认为，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和超越时，没有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他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主要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彻底改造这一理论旧程式的。现在，我们要真正实现同时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和扬弃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
（三）首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五过程法体系”。
以往，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有“两分法”（分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半打通法”（部分篇章打通资本主义内容与社会主义内容，部分篇章仍分述）。2000年，程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简本》，综合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设想分册研究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精神，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除了绪论和尾论之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篇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分析国际经济过程。
该教材首创在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阐述。如果不是从章节名称的字面上看，而是从将来编写的内容上看，除了大量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分析之外，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特殊性的内容不会比资本主义的内容少。况且，阐明市场经济共性的内容，本身就是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之一。例如：在国家垄断一章，先谈国家垄断经济一般，再谈国家资本主义垄断，接着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垄断；在工资一节，先谈工资的一般含义，再谈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接着谈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在市场经济一目，先谈市场经济共性，再分别谈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性。
新教材积极吸收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比如：关于精神生产、知识劳动、电子货币、通货紧缩、人力投资、企业制度、中外反贫困、网络经济、资本筹集、增长模型、投入产出、市场规则、交易费用、经济周期、金融工具、金融风险、经济不对称、人文指数、行政垄断、博弈模型、国家经济安全、比较利益陷阱等引进，力图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探索精神；关于研究对象与范围、经济学性质、工资的本质、社会资本的内涵、公平与效率、按生产要素分配、阶级与阶层、国有经济功能、国家调节作用、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安全对策、自主知识产权、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等问题的新概念，试图体现了求真务实和新颖独到的研究。
此外，新教材除了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之外，还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博弈分析的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
“操作决定成败！”程教授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他领导的教研团队，经过20年的教学改革所编写的这部新教材，以及配套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战争经济学案例》和多媒体课件等，合乎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之需要，已被暨南大学等高校采用并多次获奖，越南主动翻译出版了越文版，并且也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2011年程教授组织国内专家编写、出版的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通用版）和《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完整版）、《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一整套完整的教材，适合专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规范地增添定量分析和理论含量，在国内被不少高校采用，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由程教授任主席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迄今已经走过20个春秋，召开了30多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又成立了由程教授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为了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
从程教授的界定中可见，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海派经济学只是中外学术界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派之一。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
（一）海派经济学的方法创新。
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在获得上海市优秀著作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这部海派经济学的代表性力作中，程教授认为方法论的全面创新是经济学体系和理论变革的先导，并从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讨与创新：一是深入发掘和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不仅是制度分析的先驱，同时也是实证分析的典范，如数量分析、统计分析方法、案例分析等等。马克思经济学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分，但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分工演进分析和经济场理论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所进行的诠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深入研究的新进展。二是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尽管重建中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必须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经典理论的渊源，但不能盲目排斥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分析，而是应该积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而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切忌“食洋不化”，否则，从以前单纯的“苏联范式”一个极端走向“欧美范式”另一个极端，都会引起思维和实践的失误。三是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时代需要我们能够站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和扬弃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这就必须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如借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系统论、生物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现代方法和知识。
程教授强调，要真正实现同时创新马克思经济学和扬弃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海派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而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地位。
（二）海派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创新。
以程教授领军的海派经济学具有一系列的经济学假设、原理和政策方面的创新观点，这里只能择其少量而叙之。
（1）新经济人论。程教授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一是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二是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不论是从人性基础、方法论角度，还是从经济理论的现实性角度，旧的“经济人”假说都存在着不合理性。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的思想启迪，程教授确立了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它对应地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其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其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2）新的活劳动价值论。程教授的这一理论在国内外独树一帜，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和有效方法，也是区分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标志之一。马克思沿袭当时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范围定位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因而其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层面也局限于物质生产。这在非物质生产极不发达的19世纪，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我们不及时拓展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与研究范围，那么，劳动价值论将会因此得不到发展而变得苍白无力。
程教授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明确提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
他具体认为，一是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物质技术业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二是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员空间位移的运输劳动，提供书信、消息、电报、电话等各种信息传递的邮电劳动。场所变更或信息传递就是广义交通劳动产生的效用，它们是可以发生在流通领域内的特殊生产性部门。三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其中包括讲课、表演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四是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直接涉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除了包括上述有关人们生活的生产性部门以外，还包括医疗、卫生、体育、美发、美容、沐浴等等。不过，那种单纯商品买卖，单纯金融中介和技术中介，以及从事会计、律师、党、政、军、公、检、法之类的服务活动，尽管是社会必要和重要的劳动，但不宜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无效劳动、有害服务和非法活动并不创造价值，有时还会产生“负价值”。
（3）资源和需求双约束论。程教授认为，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与需求相互关系的描述有相当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惟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
因此，程教授提出“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定”的理论更全面和科学，即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他认为，“经济学真正要掌握和处理的矛盾，在于各种资源与各种需求在双方某种条件下不同的选择性组合，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需求得到最佳满足。这是经济学要研究和操作的任务之一。可见，各个经济学流派均要表达资源稀缺、需求满足、选择效益和节约资源等一般经济学含义，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加以理论抽象和表述。”
（4）公有制高绩效论。程教授对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科学结论：
第一，建国5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绩效名列世界前茅。这表现在：其一，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7955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约3%的水平。国民经济的总量从解放前居世界第40多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7位。其二，综合国力得分由1952年42.7662迅速上升至1978的112.8696和1996年的283.5，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1%和5.25%。综合国力从建国前世界排名的第13位提高到1962年的第10位，70年代中期的第7位和现在的第5位。
第二，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领袖试图通过各种私有制或半私半公方案的社会变革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均未成功，这促使中华民族顺应世界潮流的本质趋势，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此种制度选择不能说为时过早。因为，包括国民党统治在内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缓慢，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面貌，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差距逐年缩小。尽管有霸权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中苏关系破裂和苏联东欧剧变、对外援助较多、国防开支较大、“左”右思想干扰、体制弊端较多、人口增长太快等一系列国内外不利因素，但得益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共产党的执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前30年也取得了不可否定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和绩效，而改革后20年的绩效更高。假如这些不利因素大幅度减弱，中国公有制的发展实绩完全可以远远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从经济学原理上，完全可以得出公有制高绩效论。只要坚持公有制在经营性资产的质和量两方面都占优势，实行市场经济并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实质，不是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和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利用多种产权制度和政策手段，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加强公有制经济，以便在逐渐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公有主体型共同富裕。
（5）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依据程教授分析，市场调节表明的是一种由价值规律自行调节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可以把它看作是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调节，具体表现为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要素之间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协调效应或调适效应。要确认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五种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强点：微观经济均衡功能、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场信号传递功能、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其功能弱点主要表现为：市场调节容易偏离宏观经济目标、某些领域调节作用有限、协调产业结构速度缓慢、现实交易成本昂贵等。国家调节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自觉地按照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分配社会总劳动，调节整个经济行为。如同市场调节一样，国家调节在整个宏观经济和少数微观经济领域中所具有的功能优势和强点，如宏观经济制衡功能、经济结构协调功能、市场竞争保护功能、整体效益优化功能和公平分配维护功能；其功能劣势和弱点在于容易患有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等四种功能性痼疾，从而时常出现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国家失灵”的状况。
程教授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专著中，阐明了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调节系统的可行性就在于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功能互补性或并协性。两种调节的功能互补至少可以概括为：在层次均衡上的微宏观互补；在资源配置上的短长期互补；在利益调整上的个整体互补；在效应（或效益）变动上的内外部互补；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高低性互补。二是具有机制背反性。由于市场机制与国家调节机制的出发点、利益动因、作用方式等都不相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面。因此，必须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体系，正确地把握两种调节相结合的深浅程度、融离方式、广狭范围和强弱力度，并在实际操作上切实搞好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各种具体形式的动态配组。他认为，迷信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可取。
程教授是我国大文化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其代表作——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曾获得教育部社科著作奖和财政部特等奖，《文化经济学通论》属于财政部的重点教材，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程教授认为，“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他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程教授认为，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为了突出重点，他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程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于物的生产来说，它将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显然是包括文化事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他具体列举文化经济学的发展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有四个层面：
第一，文化经济学揭示了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一方面，文化建设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从根本上规定着文化生产的性质和方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总体上制约着文化建设的状况。在深刻把握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化和大同步前进的共生互动关系之后，可以使人们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正确认识文化事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提高社会各部门对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
第二，文化经济学通过探讨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文化供求、文化投资、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价格、文化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文化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科学地分析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阐明社会主义文化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这有助于广大文化管理干部深刻认识文化领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增加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开放进程。
第三，文化经济学强调综合国力众因素中的文化力和文化资源的最优利用，坚持以文化市场为中心组织文化经济活动，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这对于提高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水平，以最小的成本向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精神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繁荣经济科学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分析，这对于文化生产只占极小比例的近代社会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文化生产日新月异和比重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来说，显然是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扩展到各个文化领域。而文化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既为经济学苑开辟了一个新空间，增添一门新学科，同时又为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和充实奠定了研究基础，从而对整个经济科学的不断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程恩富教授强调，我们需要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这就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也是学界须共同确立的学术与思想风貌。他的感悟是：教师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为程教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正是程恩富教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