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不仅建立起了系统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重要创新，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方面也有很多独特的创新。
（一）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的“新核算体系策论”
长期以来，GDP成为衡量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太多代价。因此，程恩富教授指出，引入“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Welfare，以下均简称为GDPW）指标，并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DPW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核算指标，其研究框架的“硬核”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即应以人为中心构造研究框架。GDPW研究框架从本质上说是人———经济———环境核算一体化的研究框架。具体地说，它是在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传统SNA框架基础上，容纳人、资源、环境三大因素，并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研究框架。相对传统的SNA框架，GDPW研究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从构造GDPW框架角度看，除凯恩斯经济理论外，科学发展观理论、庇古福利经济理论、环境经济理论均是其理论基础。程教授进一步对GDPW的核算提出了具体的原则与方法。
（二）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改革以来的30年，为了减缓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工作，使人口再生产类型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现在的1.8左右，到2005年全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资源和环境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可以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成功转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生活水平较快提高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人口控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伴随30年实行较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出现了大争鸣。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程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精神来审视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理性缜密地考量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倡导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要点如下：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越来越多的人们持少生育或不生育的现代生育文化观，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奖励生育的措施来维持人口的再生产；在尚未改变传统偏好男孩的习俗以前，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实现高标准的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目标，最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获得完全的优势；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城乡人口方针；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程恩富教授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他的系统的人口理论，这对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走向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程教授的人口学说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得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印证。因此，程恩富教授在学术界被称为“当代马寅初”。
2008年我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以机关、事业、企业为三大主体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然而，该方案的先天不足和运行不佳，使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颈。程恩富教授在对该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并对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提出背景、提出依据和完善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程教授指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碎片化制度，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存在城镇二元结构，原来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分立，2008年出台的方案后是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分立，学术界对此纷纷提出不同的联动主张，有的主张机关、事业单位联动，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尤其是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的做法；有的主张事业、企业联动；有的主张机关、企业联动，这是就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提出的想法；还有主张机关、事业、企业、农民四者联动，这无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程教授也主张联动，但不同于上述联动，而是专指在最终建立非缴费型城乡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标模式下，目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采取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一种主张或方案。联动方案是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这是一种过渡方案，通过先建立统一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最终建立统一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是参照双层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来建立：第一层制度是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养老保险统一运营。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缴费，在统一制度内保证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所占工资比例相同。第二层制度是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结构形成两个部分，基本养老保险是基础，补充养老保险是补充和提高。随着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金逐步提高，可以相应地同步减少补充养老保险部分。当退休养老金占在职工资的比例逐步提高到90%左右的时候，可以最终取消补充养老保险。
（四）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优势策论”
中国在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程教授针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提出了第三种优势——“知识产权优势”。
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察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
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它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势而提出的第三种优势——“知识产权优势”。
（五）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
程教授认为，从强调经济开放战略指导方针和主题变换的意义上说，30多年的经济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程教授指出，我国的经济开放应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及时进入第四阶段，即强调并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新战略和新策论，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
除此之外，程教授还先后提出“新住房策论”、“新国企策论”、“新集企策论”、“新分配策论”等等，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发展政策都有独到的见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