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宁*
程恩富先生（1950年—），著名经济学家，与共和国同时代人。1972年至1989年在复旦大学读书、工作，受复旦大学知名学者张薰华、洪远朋等经济学前辈的指导，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和做学问的风格。1989年至2005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迅速成长，从副教授到教授，从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从经济系主任到经济学院院长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逐渐形成。2005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成为新组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被选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在更高的台阶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奋斗。
程恩富先生自1972年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至今已经43个年头了。他的部分文章收录在《程恩富选集》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两部文集，以及独著、主编的20余部著作当中。这些著作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也凸显了他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特点。
程恩富先生主攻经济学，但是研究领域宽泛，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性精神。他总是能够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研究，始终站在理论与实践的最前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突出问题意识，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应时代而生，因应时代而变，改革永远在路上。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程恩富先生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回答时代课题，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始终走在前沿。他认为，“祖国与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环境，个人则通过工作和生活对祖国做出贡献。因此，他时刻关注改革前沿问题。
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关问题为例。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也成为程恩富先生的研究重点。
1988年《复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程教授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问题，比号称“吴市场”的经济学家早好几年。1990年至1991年，他连续发表3篇文章，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认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具有互补性、效应协同性、机制背反性；1992年主张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可以结合，西方经验可以借鉴；1993年对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具有四重规定，即市场时进行商品流通的机构和场所，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全部交换关系的综合，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要素，是一种调节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内在结构包括客体结构、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从理论到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1994年提出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以及提高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的建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做出呼吁，具有前瞻性；之后，一直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前沿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政府管理体制问题、对外开放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等等，提出很多原创性的见解。
2003年对五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证性、规范性结论，即经济制度变迁是动态的、多样性的、有路径依赖、有规律性；2010年针对一些人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提出计划经济以中国、苏联为代表功成身退，总体是成功的。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新事物，是继往开来，开辟历史新纪元，就是史无前例的，在经济绩效上就有可能超过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2013年针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张，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层面进一步加以完善精神，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取向和市场经济取向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产权、分配、调节、开放四个层面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议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加强合作，采用国进民也进，公进私也进，共同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分配方面，关键在如何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主张通过立法，将企业普通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纯利润变动、高管的收入变动和当地的物价水平“四挂钩”。在调节方面，强调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双重调节机制。要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开放方面，需要开放式保护，要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要适当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要适当降低对外国资源能源的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效率，要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要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2014年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提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共同矫正某些“市场决定性作用”，市场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与政府对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与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相结合，在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与市场的重要作用相结合等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的辨证理论和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
可见，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种种问题，程恩富先生旗帜鲜明地坚定社会主义改革取向，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和改革建议，很多观点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同，成为领衔政治经济学改革创新的著名学者。
关注现实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是学者肩负的历史责任。程恩富先生长期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种种经济问题。比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始终是中心和争论焦点。一方面，社会上国进民退、国企垄断、与民争利等言论持续不断，认为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民进国退、私有化、公有制地位削弱等观点，认为目前出现私有化改革倾向。面对这些问题，程恩富先生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以及西方产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关注此问题，并持续发表系列文章，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公有制高绩效论”。针对国有企业低效率论，程恩富先生提出“公有制高绩效论”。他认为，国有经济整体高效已经得到历史检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只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呈现高绩效必须大体同时具备以下这些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他还认为，将私有制与高效率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一个企业的具体经营绩效会依市场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状态，现实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有可能盈利或亏损。实践证明，在探索出所有制新实现形式和推进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同样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游泳，而且会比非公企业游得更好。
国有企业不能完全退出所谓竞争性领域。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垄断论”，要求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程恩富先生认为，国有经济是否部分退出，不能以其是否属于所谓的竞争性行业或领域为标准，而要坚持是否能够较快提高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是否能够应对外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是否能够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对国民经济的高效控制力。国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并不会消除市场竞争本身，而只能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风险。因为缺少了国企，我国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市场竞争。从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来看，国有企业不能完全退出所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全面退出所谓竞争性领域，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有违党中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
“国进民进”。国企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国有企业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承担着至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国企“与民争利”的说法，程恩富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市场经济下国企与私企争利是正常现象，但是，国企的利润与私企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即使再投资也是私有的。国有企业是全民共同形成并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成分，也是历次国家宏观调控迅速产生效力的所有制基础，应予以特别的扶植，促其加快发展，而不能采取‘国退私进’的政策。国企的全面收缩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是要排斥私企发展。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还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促进“国民共进。
遵循经济规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关于如何发展国有企业，程恩富先生提出“四个遵循”，即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有序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布局结构，必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全球化需要，更加合理地界定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范围。应辩证地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避免出现对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认识的重大偏差，营造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持续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努力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与产业发展趋势相吻合、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与企业客观实际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应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企业精神，以国家利益统领国有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遵循国际竞争规律，着力培育国有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必须遵循国际竞争规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支持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考核政策和中长期激励制度，加大国有资本预算对自主创新的支持，科学设置国有企业科研投入和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增长数量目标。
追踪学术热点，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
程恩富先生思维敏锐，善于抓住学术热点，及时批判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观点，为正确的舆论导向铺路架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唯市场化、私有化的呼声一直很高，这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方向到处去的问题。程恩富先生针对改革方向问题，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对各种思潮进行评价与分析。如在“警惕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种思潮”一文中，程恩富先生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本质和危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借鉴一些西方好的理论和做法，同时又要坚决摒弃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发展和民生问题是不利的。
程恩富先生根据我国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将国内理论思潮划分为七大类，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折衷主义思潮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对这七大理论思潮进行了深入评析。这些思潮均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社会主张，相互之间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程恩富先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思路，推动创新马克思主义。
程恩富先生善于展开学术批评与学术借鉴。一是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主张既不应当盲目排斥，也不应当盲目崇拜，而是必须在深刻和细致的研究基础上，摒弃其庸俗的成分，汲取其科学的因素。程恩富先生对西方新老制度经济学、西方产权理论、西方企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范式等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一方面从西方理论中吸取合理成份，并应用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批判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缺陷，善于做出比较分析，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和科学性。主张选择合适的理论切入点，多方面借鉴科学研究方法论，丰富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工具箱；选择中国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并归纳一般性结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理论为核心，科学地综合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各派学说，背靠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为构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基础性的研究。体现了他“西学为用”的一贯主张。二是针对国内学术界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错误观点，在大是大非的基本理论和方向性问题上，在经济学界存在重大分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对错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如对张五常教授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批判，与厉以宁、吴敬琏、王东京等教授针对用什么理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商榷等。通过辩论，旗帜鲜明地高扬马克思主义大旗，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程恩富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研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局面。在教学中，他始终教导其学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有问题意识，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树立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
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问题，国内出现了一股西方化思潮，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和建设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是批判经济学或破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基础”、“政治经济学是意识形态而非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等等。针对这种倾向，程恩富先生提出了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体现了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作用定位和价值取向。“世情为鉴”是指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国情为据”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综合创新”是落脚点，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就是人的思维充分运用各种思想资料，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并形成科学经济理论的过程。这一学术原则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又立足本国，中外融通，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创新政治经济学
一是坚持方法创新。程恩富先生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利益矛盾分析，揭示事物本质关系和长期演进方面有明显优势，但从现代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缺乏公理化的程式，规范化的学术结构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有必要从相临学科研究方法中寻找借鉴，如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数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史学的归纳法、现代科学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关方法，以及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和知识，各种方法应交互使用，有机结合，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而且具有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二是既破又立，边破边立。程恩富先生领衔的创新团队首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五过程法体系”。除了绪论和尾论之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篇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分析国际经济过程。积极吸收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此外，程恩富先生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并主编《经济学科百本教材》，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首创大文化经济学
程恩富先生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曾获得教育部社科著作奖和财政部特等奖）标志着大文化经济学的形成。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思想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程恩富先生论述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认为“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认为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它将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显然是包括文化事业和产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
确立和践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是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方向上持久地开拓创新。程恩富先生对这四个方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推进。他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程恩富先生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学国际化。近年来，在世界多国举办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年、创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思想评论》国际英文季刊、评选“21世纪现代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不断双向翻译发表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这些活动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和国外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和政策探讨，如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发展战略、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养老保险体制调整等问题上，都做了积极的探讨，并做出政策性的建议。他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中，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精神和批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四大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纪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这些都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应用化方向。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在程恩富先生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中，均有运用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更全面的阐述，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更为翔实的依据，对现代市场现象进行数学解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数学化方向。注重海派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通过创办杂志，组织论坛，开展学术研究，出版专著等活动，不断推进海派经济学的发展，扩大海派经济学的影响，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派化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遵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其中充满了争鸣。正是这些争鸣，使得真理越辩越明，澄清理论界及人们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进。程恩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学者，始终认为，作为学者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献计献策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将此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重大问题或在政府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他都积极发表言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论证，组织专题研讨，为决策机构献言献策。
为了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深入探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引领社会思潮，对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程恩富先生组织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研人员为骨干的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1家单位，创立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针对改革开放相关政策展开研讨。目前，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7届，每届论坛都邀请议题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专家参会，以便使学者们的声音和政策建议及时传到他们的耳中，对他们的决策产生影响。程恩富先生在每届论坛上都发表自己的新观点、新主张，有些问题引起社会反响，在社会上引起争鸣，为国家政策的出台起到充分论证的作用。
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伴随30多年实行较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出现了大争鸣。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2009年的“新人口理论与政策”首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上，程恩富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审视中国目前和今后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在对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2008）的基础上，提出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他详细论证“一孩化”取向的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战略，并对社会上流行的十种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该观点提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国家新的生育政策出台前得到了充分的辩论和论证。有的媒体惊呼“当代又出马寅初——程恩富”。与当初马寅初一样，程教授也知道当下其观点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他提出的观点是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的讨论和总结作出前瞻性分析的。
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伴随2008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印发，以机关、事业、企业为三大主体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然而，08方案的先天不足和运行不佳，使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颈。程恩富教授在2010年“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第二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上，在对08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是参照双层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来建立：第一层制度是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养老保险统一运营。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缴费，在统一制度内保证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所占工资比例相同。第二层制度是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结构形成两个部分，基本养老保险是基础，补充养老保险是补充和提高。随着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金逐步提高，可以相应地同步减少补充养老保险部分。当退休养老金占在职工资的比例逐步提高到90%左右的时候，可以最终取消补充养老保险。程恩富先生还对该方案的提出依据和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该方案的提出为我国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提供了参考，国务院主管副总理曾批示给劳动人事部。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国际经济发生深层次变革，新型实体经济的地位将会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将发生新的变革，各国政府的调控干预政策将深刻地影响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竞争将开辟新的领域，即从传统的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逐步转向国际分工和生产规则、贸易政策的制定等国际话语权领域。而我国目前还处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阶段，开放型经济的基础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在实践中导致过于依赖外国技术和外国企业、外贸依存度过高、过于依赖外部资源和能源、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对外国产业的依存度过强等问题。这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开放过程中对国家利益的主导权，更限制了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的政策选择余地。因此，迫切需要联系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来确立新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程恩富先生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第三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提出了要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开放策论”，即适当控制外国资本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适当降低外国技术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降低外国资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适当控制对外贸易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国产业依赖度，积极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这一主张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引导作用。
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近年来房价一路飙升，让许多城市劳动者望房兴叹，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一。如何迅速解决我国的住房难题，不同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2011年“新住房策论”第四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上，程恩富先生基于住房的双重经济性质、房价收入比、平均利润及房价对CPI和GDP影响以及市场的负效应等相关理论，提出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构建城市以“公租房为主、商品房和私租房为辅”的新格局，针对动态的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的住房产品，从而妥善解决住房问题。一方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有效干预，把住房既是生活必需品又具有投资性功能的属性更多复归到生活必需品属性，将住房投资性功能限制在较小范围。通过政府有效干预和政策完善，纠正国民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的不健康行为。通过政府主导，大力提供保障性住房，实现住房领域的公正公平，体现住房的民生性、公益性、政治性，让广大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住有所居”，实现“居者有其屋”，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新住房策论”成为本届论坛对政府部门的建设性政策建议。
程恩富先生认为，一个民族要全面发展，就必须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发展技术靠自然科学，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就主要靠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的作用还更重要些。因为在社会变革、进步的过程中，制度、体制、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些，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社会科学担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社会信仰危机问题需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运用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难题探索，是重要方略。在大变革时期，如果不用广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主动拿起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武器，就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普遍的社会信仰问题。
程恩富先生倡导繁荣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派，逐步搞清和建立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党的文件里是第一次提，但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就不一定是首创，所以，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这是程先生总结国际共运、执政党管理社会科学的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学界已经广为流传。程先生希望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是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真正辩明到底什么对什么错[1]。
程恩富先生积极推进中国学术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并作出不懈努力。20世纪90年代，程恩富先生同复旦大学张薰华先生、洪远朋先生等研讨，决定在国内建立规范的经济学学派。1995年11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先后召开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成为全国首个经济学学派。2001年成立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开展理论创新。2004年该中心隶属于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其理论特征和实质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2]。因为是上海学者首先发起的，故称为“经济学的上海学派”，而其参与学者和学术活动范围早已遍及全国。
该学派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派之一，20年来坚持开展学术活动，进行理论创新。程恩富先生作为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代表人物，在学派的核心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发展方向等方面起到了领航性作用。出版《海派经济学论坛》系列著作，创办了学派刊物《海派经济学》，该刊于2013年入选CSSCI来源集刊；逐步形成了学派的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推出代表学派学术特点的力作，如《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逐渐形成了学派独特的学术体系，包括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程恩富先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海派经济学的创新性观点。
“四主型”经济制度论。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提出了“四主型”经济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保持质和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强调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以实现“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分配和谐；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强调在市场和政府作用问题上，采取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四是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校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型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发展模式转变，强调再结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三控型”（控股、控技、控牌）民族企业。
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为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坚持和拓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更好地指导现实的发展，程恩富先生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结合现实，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或劳动价值一元论”，坚持价值源泉的唯一性，认为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只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一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也应该纳入创造价值的范畴。比如，凡是能够提供文化商品（精神商品）的劳动、凡是直接为生产性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性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凡是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有关的非物质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
“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依据国内外已有的经验教训、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原则，程恩富先生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一府两系”即各个政府（从中央政府，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到市和县政府）均有两个系统：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和社会经济调控系统。“三层分类”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设置三大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有资产产权的立法管理和最终监管机构；第二层次是国有资产产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三层次是国有资产产权的经营管理机构。这样的改革思路体现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则与国有资产有序管理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行政管理和立法管理分开、行政管理与资产管理分开、宏观调控与资产管理分开、所有权管理与行业管理分开的精神，体现了产权经营管理多层次和多种类的精神，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神。
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到列宁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落地生根，经过近10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程恩富先生依据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勾勒为初级、中级、高级新三段论，并将过渡时期划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从建国起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这一历史时期，都属于广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或终极的标志，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直接标志。中国从1949年起为广义社会主义的开端，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过渡到生产力较为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较成熟，按劳分配较充分，民主制度较健全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再经过一定发展时期进入到高级阶段。
知识产权优势论。程恩富先生在分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局限性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逐步拥有以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名牌为主要内容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知识产权优势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突出了以核心技术和名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这些必须逐步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名牌，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标准体系，而且还应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名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级关键技术。面对这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新时代，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就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并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刘宁宁，辽宁大学图书馆馆长，辽宁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1] 程恩富，《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2] 程恩富，《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