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经济学是以凡勃伦、加尔布雷斯、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总称。在承认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特别从海派经济学的视角对其理论缺陷进行了批判。
（一）对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批判。一直以来，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广受中外经济学界诟病，集中体现在[1]：（1）对科斯第一定理的批判。科斯的效率观是“帕累托最优”，而帕累托最优本身就是在没有交易摩擦（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得出的，因而科斯第一定理在逻辑上是帕累托最优的同义反复；交易费用为零的这一重要假设不存在，因而科斯第一定理没有意义；忽视收入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为即使交易费用为零，在初始产权条件下，通过财富分配状况也必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使交易费用为零，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充分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法达到科斯定理预设的最优状态；产权最优初始配置与资源最优配置不能划等号，但是科斯定理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2）对所谓科斯第二定理的批判。所谓科斯第二定理，简单来说，就是交易费用为正，初始产权界定及其调整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不是什么定理，而是人所共知的常识。（3）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批判。交易费用是西方产权理论的支柱，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费用理论在我国被滥用。它的问题在于：首先交易费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其定义和范围不清晰，它既包括可以直接计量的成本和费用，也包括不可观察、不可计量的成本；其次科斯纯粹从交易费用的解释企业的起源和企业的规模决定，片面夸大了交易费用的作用；其三，无法解决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这既有计量手段的原因，也有交易费用的定义方面的原因，因为有些交易费用纯粹是心理层面的。（4）对产权理论的批判。产权明晰是产权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只要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只有私有制才是唯一能使产权明晰的所有制制度安排。“其实，在逻辑上，只要产权的界定或分割是明确而无争议的，那就属于产权清晰之列，而不一定非要界定给个人才算清晰。对于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及其他公共所有制，完全可以通过多种产权配置和界定的方法，包括完善各种管理规则，来细化和明晰它的权利。”[2]私有制不是唯一能使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
（二）对企业理论的批判。
科斯关于企业组织的形成和企业边界的决定的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批判性补充，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阿尔钦和登姆塞茨关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分析，则充实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具有常识性意义，威廉姆森关于现代公司组织和治理结构的理论有大大深化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形成了独特的有价值的分析体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3]：（1）单纯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来说明企业的存在和规模界限，不免含有片面性；（2）忽视和淡化从总体上追求长期利润极大化这一企业起源和成长的内在动力或深层动因，是不深刻和不充分的；（3）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应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完全出于阶级偏见；（4）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缺乏深层分析的科学精神。
（三）对制度理论的批判。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起源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如果不存在对于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自由使用进行约束的制度安排，便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生存。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使资源发挥效率，便产生了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制度安排。”[4]关于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合乎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关于路径依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理解长期的社会经济变化，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具有积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5]，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缺乏科学性，不仅包括“正规约束”的法律规范，而且还包括“非正规约束”的伦理道德规范；二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制度变迁虽然总是有主体，但是，任何主体的良性制度变迁行为和变迁方案，最终都不是由主体的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强调在抽象意义上界定制度，认为制度与劳动、土地、资本一样，是一种影响生产与交易成本的稀缺资源，只关注制度与人们利益的关系，不研究制度的社会性质，没有揭示制度背后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进而决定制度的特殊性质的阶级关系，缺乏关于制度本质的阶级分析理论与方法，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分析框架；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没有科学揭示制度的层次性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立足当代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创造，它既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完善、修正和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体系。《程恩富选集》一书对社会主义的许多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比如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质问题（先不论中国模式是不是一个成立的命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既注重吸收别人先进的但又不简单照搬别人经验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罢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经济调控机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功能问题、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问题、和谐劳资关系问题以及建设新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等等。
（一）国有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
关于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完全实现私有化；另一种主张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程恩富教授的主张显然属于后者，他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国有经济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难点，保护生态和节能减排等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金融、投资和失业等调控的热点，经营管理不善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弱点，科技创新和税收等的重头，均程度不同地取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现实状态和发展走势。”[6]（2）国有经济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协调社会多层面的利益关系，意义重大。“一个社会和谐状态的出现，表现在多个方面，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起基础作用的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关系和谐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包括国有制在内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劳动者分工合作和交换关系，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消除了对抗性仅存在非对抗性的差别，这是‘本质和谐’的一种经济关系。”[7]（3）国有经济对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维护和加强国家经济等安全，意义重大。“要实现国家的赶超型发展，必须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而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国家创新战略的引导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环节。战略产业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8]
（二）如何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被写入宪法，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打着改革旗号大肆鼓吹私有化的声音依然甚嚣尘上，并不断翻新花样试图把私有化的私货强行塞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政策方案之中。对此，在这里有必要重提程恩富教授的一些理论主张：（1）中国绝对不能搞私有化。主张私有化的人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搞市场经济而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间接实现的社会分工制度，或者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社会性的间接性决定的，而不是由私有制决定的，也不是只能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9]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必然引起失业率增长、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对“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的积极扬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划等号，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同样，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私有化等号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忽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统一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即私或非私即公，实际上看不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对非公经济的规定性和导向性作用，都会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盲目地搞私有化，那就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势必使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蜕变，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蜕变，这是绝不可等闲视之的。”[10]
（三）“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两个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然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至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程恩富教授在2003年提出的“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对于当下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依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他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包括如下要点：（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四化”——一是经济化，即以经济手段为主管理国有资产；二是系统化，强调“一级所有、一府两系、分层分类管理”的系统化国有资产管理；三是价值化，强调以价值形态为主实行商品化的国有资产管理；四是复合化，强调以开放、复合的产权结构管理国有资产。（2）一府两系意指一个政府两个系统，一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两系意指每一级政府均包含两个系统——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与资产所有相联系）和社会经济调控系统（与政府行政权相联系）。一府两系构成广义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系统。（3）三层分立就是设置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第一层次国有资产产权的立法管理和最终监管机构。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立法管理只能归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人民实行全民资产的立法管理。同时，各级人大又是国有资产最终的监督管理机构。第二层次是国有资产产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或县或区）三级政府中分别设置国有资产管理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专司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政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只属于国务院直接领导，而非同属全国人大“双重领导”；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局只属同级政府直接领导，同时接受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而非“垂直领导”。第三层次是国有资产产权的经营管理机构。在介于国有资产产权行政管理组织与企业之间，应建立大量跨行业和跨地区的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机构。（4）清晰界定各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构的职能，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国务院专设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地方政府专设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中介经营机构等各司其责，形成统一高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网络。（5）分类管理是指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财政、税收、计划、银行等）的分工与协作。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多样化的合作经济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巨大障碍，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程恩富教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思想。他的集体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11]：（1）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农村部分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并在分配上实行多种形式按劳分配。其严格的经济本质规定性是“整体所有、自主决策、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农村中的乡办集体企业和村办集体企业。（2）因地制宜地发展壮大完全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3）适度推动农业的“集体化和集约化”进程，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通过改革确立适应农业生产特点的家庭经营这一基本制度，使农户拥有自主经营权，能更好地发挥生产主动性，这是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一次大调整；第二个飞跃是在第一个飞跃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4）提倡和发展集体经济联合体，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制度适宜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模式。我国农村土地要想形成类似国外大农场的规模，先要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前提；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提高机械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但并不一定能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我国农业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不可能单纯靠增大规模来实现，而要提倡和发展集体经济联合体，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和整体竞争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和生产经营效率；提高集体经济综合竞争实力，依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是主要靠把土地合并起来就可以实现。程恩富教授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的思想包括如下要点[12]：（1）合作化经济及其效率。合作化经营是广大农户联合起来从事经济活动的经营形式，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市场经济实践的产物。合作化经营的优越性表现在：合作化经营可提高农户经营的比较效益，保护农民利益；可降低农户的市场交易费用；可降低农户参与市场的风险；可提高农民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关心程度和监督力度。（2）“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公司”的合作经济纵向一体化模式。一方面，可依靠龙头企业的品牌优势、信息优势和销售渠道，提高农民合作组织进入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合作社与农民社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共同利益形成的合作与联合的关系。（3）混合经济模式的合作农场。合作农场是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混合而成的一种农村经济新形态，也有利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它往往是采用土地股权合作制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探索的继承、发展和深化。开放型经济体系既要求要素、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同时也要求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程恩富教授长期研究开放型经济问题，这里选择其中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进行简要介绍。
（一）知识产权优势理论
基于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审视，提出了第三种经济优势理论——“知识产权优势”或“知识产权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它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13]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包含三个核心要件：（1）知识产权是全球竞争中控制市场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已经被当今世界贸易的实践和世界经济格局所证实；（2）必须拥有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这是确立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的硬核；（3）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工艺技术体系；（4）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体系、工艺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民族品牌体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充分证明品牌是相对于硬资源而言更具有高附加值的软资源。
（二）“三控”型民族经济理论
经济全球化过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始终被强者操控，也必然为弱者所附和，尽管弱者是多么的不情愿。经济社会如同政治社会、如国家间战争冲突一样，强者的蛮力及其所拥有的发言权、所制定的强加于人的规则是凭国家实力做支撑的。只要国家性、或区域性利益集团还存在，这种经济利益上的“杀贫济富”的正剧就会不断上演。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强大的民族经济是根本。所谓“三控”型民族经济就是控资本、控技术、控品牌，只有实行“三控”型的企业构成的整个经济体系，才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民族经济。
（三）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控制和提升”
依靠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迫在眉睫，为此必须实现“五个控制和五个提升”[14]：（1）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2）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3）三、适当控制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4）四、适当控制“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 ；（5）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程恩富选集》还有很多富有启迪意义的学术思想，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1]参见《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7—501页。
[2]《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0页。
[3]参见《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1—503页。同时参见第514—533页。
[4]《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3页。
[5]参见《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4页。
[6]《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67页。
[7]《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67页。
[8]《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68页。
[9]《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1页。
[10]《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7页。
[11]《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33——735页。
[12]《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36——738页。
[13]《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46页。
[14]《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