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宇峰**
经济学流派是对人类某些重要经济问题持有相对一致的立场和观点的经济学家所形成的开放式团体，或者是指一些经济学家在追随某个先驱者和理论领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分析和总结程恩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位一体的创新发展。程恩富教授研究的领域、关注的热点和阐述的政策十分广泛，发表的专著与论文的数量众多，还有难以精确统计数量的媒体报道与学术演讲。限于字数和篇幅的制约，本文只能专题讨论程恩富经济学的主要方面。对于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以及关于《资本论》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将另行择机专题进行论述。
一、程恩富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1、在复旦大学时期
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程恩富教授在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曾经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
在复旦的年代，程恩富教授主要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两位教授，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讲授《资本论》1-3卷的课程，并且主讲《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课程。
这个时期的学术代表著作主要有：
1)《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教出版社1990年版）
2)《消费理论古今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88年第一期《复旦学报》发表了程恩富教授《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一文，不仅较早提出可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问题，而且科学预见和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发展的三大阶段，揭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量变引起质变的发展规律，这是程恩富这一时期的一大发现，即“社会主义史观”。《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一书又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2、在上海财经大学时期
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程恩富教授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了16年，作为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多达近10门课程，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这个时期的学术代表著作主要有：
1) 《文化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2)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 《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4) 《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财大出版社1999年版）
5) 《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大出版社2000年版）
6) 《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大出版社2002年版）
7）《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上册，上海财大出版社1998年版）
9）《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下册，上海财大出版社2001年版）
10）《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八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11）《经济改革思维：东欧俄罗斯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12）《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英文版将于2016年出版）
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期间，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外经济学和中外现实经济问题，创建了大文化经济学体系、现代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和海派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思路。
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期
2005年10月至2013年8月，程恩富教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并一直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时期的学术代表著作主要有：
1)《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6年版）
5)《当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6)《文化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丛书》（五卷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经济力系统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大出版社2012年版）
10)《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大出版社2012年版）
11）《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五卷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程恩富教授新提出和不断完善其基于中外经济现实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思想，并扩展到对整个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际影响。
4、创立和发展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
研究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或学说，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些不同流派或学说的形成和和发展的过程和内容实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和演化的逻辑，以及中国经济现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这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凡流派或学说大都是以国家、城市或著名学府、著名人物作为思想与观点的积聚点和吸附平台，如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或者如马克思经济学、克鲁格曼经济学等。
20年前，在程恩富教授引领和组织下，由上海最大的经济学术团体——上海市经济学会所属社会主义经济分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等单位发起和组织的海派经济论坛于1995年11月在上海成立。到目前为止，海派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海派经济学》季刊已创办了12年。成立伊始，论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点，以此为宗旨，论坛围绕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定期召开系列学术会议（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高校联合举办），探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反映经济学家的新思路和新观念；提倡学术争鸣，倡导学派融合，从而始终保持论坛开放性风格。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广泛吸收中外先进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经验，力求科学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是海派经济学的学术追求。同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不搞教条主义，倡导在科学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形成了独特的海派风格。
海派经济学强调面对21世纪国际学术和文化激烈竞争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依照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示意，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范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从简单引进和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对中外教条主义（包括仿苏或仿美的“洋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经济思想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程恩富选集》、《经济理论和政策创新》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初级、中级和高级三卷)等一系列论著中，程恩富教授立足于多视角、多学科、全方位，深入地进行了中国特色、世界视域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推动对中外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对中外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大量充分的阐述。程恩富教授这些论著的发表出版，标志着“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形成与掘起，以及程恩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
通过研读程恩富教授的系列论著，可以发现，他在批判地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可用成份的同时，努力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力图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为我们构筑和展示了全面深刻程恩富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唯物史观的运用
在程恩富教授看来，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经济学，才有公正无私的可能性；而只有贯彻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才能客观辩证地揭示经济现实的真相。在人类有经济思想以来，能够实现唯物史观科学思想与公正无私的立场相统一的经济学，唯有马克思经济学和后马克思经济学。这就是程恩富教授为何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以“马学为体”的缘由。
须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创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对于中国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改革和建设时期，其立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实现了这个目的，在前一时期就能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整个经济和政治的革命取得胜利服务，在当今时期就能为认清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服务。程恩富教授认为，只有明确了经济学的这种科学目的，才能在理论创新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一致的原则，克服把批判与建设对立起来的片面僵化思维，辩证地把对国内外的错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批判，同正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建设融合起来，进而自觉地把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科学化结合起来，防止限于追求表面形式的“现代化”，拜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度数学化和形式主义的学术窠臼之中。任何不断完善的完整认识和实践，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经济学也不能偏离这一辩证的思维方法。[1]
2、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
程恩富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在获得上海市优秀著作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这部海派经济学的代表性力作中，进行了系统探讨与创新。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列举了可为经济学借鉴的领域：
一是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现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是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
三是借鉴现代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理论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时，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尤其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决策制度的问题。
四是借鉴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阶层及其分化理论，人的交往理论，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理论，财富和收入分配及贫富分化理论等，对理论经济学深入阐发阶级、交换和交易、经济制度变迁以及国民财富，不无学术意义。
五是借鉴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倘若说市场是第一只“看不见的手”和第一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二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那么，伦理便是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三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在个人、企业、市场、政府乃至全球经济活动中，伦理紧紧地与经济行为掺糅在一起，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义与利、诚与信等不同理解。理论经济学理应纳进“道德”和“至善”等伦理学的概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已接受“败德”和“机会主义”的术语）。
六是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
七是借鉴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和知识。要改造西方经济学使用的“心理预期”、“心理偏好”和“主观效用”等范畴，吸收消费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基本理论层面的东西，并以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去拓展理论经济学。
八是借鉴现代数学的方法和知识。不仅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内容的实证经济研究需要借助于各种数学方法，而且规范经济研究也需要采用数学工具。博弈论可以论证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全球经济）的许多理论问题。
九是借鉴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其经济活动和演化过程仍有与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现为一定的仿生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制度之前，人类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凭借现代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理论经济学可以充分发掘“利己人”、“利他人”、“自由人”、“市场人”和“计划人”等经济行为特征，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规律。
十是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不确定性、风险、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信息学观点，“场”等物理学观点和“社会场”的观点，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2]
3、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的扬弃
对此，资深经济学家、西北大学何炼成老教授在评价程恩富教授的方法论(《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程恩富教授主编）时曾指出：这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一篇，这是因为：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理，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论，强调辩证逻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关于《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都是我们经济学界在研究中所忽视的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和运用。[3]
程恩富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崇拜，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摈弃其庸俗的成份，汲取和超越其科学的因素。程恩富教授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学的新老凯恩斯主义是科学性和错误性并存，其学术地位和作用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同盟军和理论统战力量，是“西学为用”的主要对象，而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和作用，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程恩富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错误在于：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的背景下，程恩富教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西方错误理论的深刻批判，不仅对重建中国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中外经济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作用。
4、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重建
程恩富教授认为，可对传统和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模式的主要缺陷作一总结或概括：第一， 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第二， 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
因此，程恩富教授强调，重建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问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4]
程恩富教授认为学术创新原则中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它们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应当成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学术原则。这就是说，要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或导体，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史料为思想源头和根基，进行实质性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5]
简言之，程恩富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其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
5、大文化经济学的创建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程恩富教授认为“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我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程恩富教授认为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为了突出重点，本人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程恩富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它将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显然是包括文化事业和产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6]
1、哲学基础
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体系、观点和方法上要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只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现代西方哲学那里借鉴其方法论。要像当年马克思那样，一方面批判性地汲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借鉴当时哲学界的前沿理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7]
程恩富教授认为，本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摒弃了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人本身发展的分析，专门着力于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这种“黑板经济学”的范例之一是瓦尔拉斯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在那个均衡世界中，权利是完全界定的，交易成本为零，价格具有足够的弹性将资源配置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和组织成为多余。不过，现实经济生产中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普遍事实，使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念成为“乌托邦”。西方产权理论家也正是从这里发现了经济学中的“摩擦力”世界，使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重新回归到现实并重新将“人”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
从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来看，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产权理论）既要吸收和借鉴其理论精华部分，但又不能采取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和单纯模仿的做法。这就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入到西方经济理论的深层，探究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在理性地反思该理论的渊源、结构、方法和前提的基础上，超越其局限性的一面。有关这一点，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87）同志说得对：“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哲学研究》，1987年第8期）
程恩富教授强调，经济哲学是一门专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交叉学科。也就是说，经济哲学提供给经济学的是思想方法或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反思而并非直接的经济观点，而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视界，它可以从哲学那里获取支援意识，但决不是在“哲学帝国主义”的笼罩下迷失自我。美国熊彼特在其宏篇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就曾论述过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对于经济学，哲学的外表也是可以脱掉的，经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经济学家碰巧持有的哲学观点所决定的。其实，我们呼唤一种既关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又关注人的权益和全面发展的新经济学--一种具有哲学灵魂的理论经济学。[8]
从哲学层面上说，程恩富教授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就是人的思维充分运用各种思想资料，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并形成科学经济理论的过程。唯物史观方法论认为，思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就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材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它是客观事物运动的一般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努力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并客观地、全面深入地加以分析。而全面深入地揭示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综合。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的统一，不断地贯穿在思维与现实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过程之中。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而分析与综合要做到逐步地接近真理，就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2、理论精髓
程恩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少，其理论精髓可以简单的归纳如下：
一是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随着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不加批判地滥用，以及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劳动价值论受到一定的诘难和攻击。这些诘难和攻击，有些是因为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存在错误认识，有些是为了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从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既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也是在分工日益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拓展。
二是利己利他经济人论。具体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三是资源和需求双约束论。认为西方经济学家假定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是惟一的一对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因此，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才更全面、科学。
四是公平与效率交互促进同向变动论。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
五是“公有制高绩效论”。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只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呈现高绩效必须大体同时具备以下这些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
六是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认为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本身均具有某种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强点，但也具有多种功能性痼疾，从而时常出现与“市场失灵”或“国家失灵”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或调节机制的模式，应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功能性强强结合，也就是应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9]
** 薛宇峰，云南财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参见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 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2]参见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 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与全面重建》，《红旗文稿》2008年第18期。
[3] 何炼成，三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4]参见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 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 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程恩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5]参见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6]参见朱奎：《新政治经济学_海派经济学_大文化经济学_程恩富教授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评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程恩富：《文化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参见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8]参见程恩富、张建伟：《西方产权理论的哲学审视》，《经济经纬》1999年第2期。
[9]参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程恩富：《理论假设的分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