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既有系统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又有不少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创新。
1、建立世界统一货币的“世元新策论”
程恩富教授倡导建立的“世元”，不是某一发达国家货币或者发达国家力量主导的世界货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放弃本国货币进而放弃本国国内货币政策，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货币体系，无异于遭受新时期的货币殖民。“世元”的早期形态应该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货币联盟成员的世界货币,因为先区域化再逐步统一所遇阻力会小些，但是与“美元化”和“欧元化”又有本质的不同，而是要在亚洲，欧洲，美洲均衡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最终实现跨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世界性统一货币。考虑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为了最终实现“世元”这一理想状态的目标，建议“世元”的推行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实施：创建“世元”的准备阶段；创建“世元”的初始阶段；不断完善“世元”体系阶段。
2、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的“新核算体系策论”
针对整个20世纪GDP成为衡量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指标的严重弊端，程恩富教授创建了“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Welfare，以下均简称为GDPW）新指标，用来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真实水准。GDPW是在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传统SNA框架基础上，容纳人、资源、环境三大因素，并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研究框架。相对传统的SNA框架，GDPW研究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构造GDPW框架角度看，除凯恩斯经济理论外，科学发展观理论、庇古福利经济理论、环境经济理论均是其理论基础。程教授提出了核算GDPW的具体原则与方法。
3、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改革以来的30年，全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资源和环境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程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精神来审视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理性缜密地考量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倡导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其要点如下：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在尚未改变传统偏好男孩的习俗以前，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实现高标准的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目标，最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获得完全的优势；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因此，程恩富教授在知识界被称为“当代马寅初”。
4、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
2008年我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以机关、事业、企业为三大主体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然而，该方案的先天不足和运行不佳，使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颈。程恩富教授在对该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并对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提出背景、提出依据和完善措施进行了分析。
程教授建议，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是参照双层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来建立：第一层制度是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养老保险统一运营。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缴费，在统一制度内保证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所占工资比例相同。第二层制度是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结构形成两个部分，基本养老保险是基础，补充养老保险是补充和提高。随着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金逐步提高，可以相应地同步减少补充养老保险部分。当退休养老金占在职工资的比例逐步提高到90%左右的时候，可以最终取消补充养老保险。
5、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优势策论”
中国在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程教授针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提出了第三种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察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
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它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势而提出的第三种优势——“知识产权优势”。
6、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
依照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科学的开放观，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新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新常态状况下，我国应当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
具体地看，应做到“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三是努力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四是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六是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1]。
程教授认为，从强调经济开放战略指导方针和主题变换的意义上说，30多年的经济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要言之，在程教授看来，我国必须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新战略和新策论，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
7、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
程恩富教授在阐明住房的经济性质、房价收入比、房地产利润率等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来构建城市以“公租房为主，商品房和私租房为辅”的新格局，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新政策和措施，以很快的速度来全面妥善解决我国城市住房难题。
按照程恩富教授的政策思路，国家对住房的调控不能仅限于房价，而要有健全的住房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完善的保障性住房的管理机构，对保障性住房政策要有长期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其中包括：一是迅速搞好公租房建设，让所有城市劳动者居有其屋。二是加强对商品性住房市场的调控。三是制定《住房租赁法》，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四是对现有空置房和闲置房进行有效调控。五是对与上下辈同住或住在其附近的公租房申请者和商品房购买者，分别制订优惠政策。六是加强对商品房开发程序和合同的管理和完善。七是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八是深化土地、财政、金融、公租房和所有制等制度的配套改革，须树立起以人为本和民生导向的住房发展思路，并制定科学有效的住房目标模式及其国家调控政策。
另外，程教授还先后提出“新分配策论”、“新国企策论”、“新金融策论”、“转基因策论”、“反危机策论”、“世界语策论”等观点，对促进中外经济和人民生活，均有良好的正能量。
第一，程恩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程恩富经济学是从实际出发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汲取了中外经济学理论的一切可借鉴优点的，正确反映和凸显了中外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理论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和重要的理论研究新进展，也是全面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的理论创新基础和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的理论革新。因此，程恩富经济学赋有无比丰富的内容结构、深刻诠释的科学理论和视域广阔的学术造诣，为实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意义、作用实现路径和革新途径，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先锋思想。
第二，程恩富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程恩富教授的论著中，继承和创新性地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某些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程恩富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与发展，为实现马克思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真正科学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思路，为实现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革新和重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和导引。
第三，程恩富经济学的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程恩富教授关注中外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现实，敏锐地发现问题，准确地地分析问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思路。他坚持和贯彻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学术信念，坚持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创新并举， 运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研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为重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国内外经济良性发展，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与建议，有益于中外的国计民生沿着持久健康的轨道前进。
资深经济学家、复旦大学老教授张薰华在一份题词中评价道：“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创新原则，程恩富教授为此在国内外发挥了领军作用。”事实确实如此。程恩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所熟知和推崇，并日渐被美国、俄罗斯、越南、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家的知识界所介绍、研究和好评。其中，也有一些不同意见，这又可以促进程恩富经济学的更深一步研究和发展。
程恩富教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就呼吁和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2] 上世纪末，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到了需要全面重建的新时期，认为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演进状态及其缺陷的基础上，应该对在重建中国经济学进程中如何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一问题作些分析。[3]
程恩富教授认为，创新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成份。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4]。
程恩富教授还强调，中国自1956 年完成了属于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便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并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趋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具体化的问题。[5]
程恩富教授在中外学术界率先提出“政治经济学现代化”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命题，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若干学术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09年，程恩富教授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的思想，具体地概括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这些学术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建立中国经济学应有的时代性、开放性、历史性、包容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建设中国经济学既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加批判地西方化和国际化，也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我欣赏，而是坚持以马克思的方法论为先导，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合理的，科学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实和难题出发，用综合和系统的思维来系统创新经济理论。程恩富经济学已经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大厦提供了理论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程恩富经济学还在继续发展和创新中，其中包括他正在总编的《创新型百本经济科学教材》，将把包括程恩富经济思想在内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渗透到整个经济学科，新编一套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交叉经济学教材，并逐步翻译到国外去，为国际知识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1]安毅、常清、付文阁：《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探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2]参见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程恩富、张建伟：《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
[3]参见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载《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 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
2000年第2期。
[4]参见林国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台湾慈惠出版社1997年版；陈慰中：《中庸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 1997年版。
[5]参见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