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佑 铭**
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中，程恩富教授多次阐述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思想。总的来看，其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创新原则和创新基石这两个层面的论述中（参见《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下面，将主要从这两个层面来进行评析。
在《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一文中，程恩富教授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基本原则为：“马学为体”、 “西学为用”、 “国学为根”、 “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并对这些原则逐一作了展开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综合创新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补充、发展和完善，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盘西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前提和基础，即必须坚持“马学为体”。 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体现其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区别，从而将二者区分为不同研究范式的那一部分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活劳动创造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和科学原理。如果脱离了这些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然而，坚持“马学为体”，并不意味着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加以借鉴和利用。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言：“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1]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许多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那里，推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和具体论断，而对马克思对待全部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和方法却并没有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在对待社会科学的成果方面，最常见的就是贴上“资产阶级观点”或“庸俗学派”的标签后，断然排斥了事。如此教条的态度，必然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反映，蕴含着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属于中国从古到今的“根”。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个“根”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我们所说的‘国学为根’，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 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2]
“世情为鉴”中的所谓世情，程恩富教授将其明确界定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如果不了解世情，恐怕很难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正确方向。当前经济学领域最大的世情，莫过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阶段正逐步走向衰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面放缓，以金融危机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以“世情为鉴”，有利于我们科学分析和鉴别世界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避免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陷阱。
“国情为据”意味着只有依据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创新，使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有真正的指导作用。例如，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可以任意调整，它并不问资本从何而来，或者需要以一种什么方式、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积累起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资本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资本积累的社会机制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样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逻辑基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同样的假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却正是问题之所在。在没有非洲奴隶、没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也没有广阔未经开拓的市场，尤其是还远未形成资本积累的社会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地积累资本使中国经济发展起来，无疑是新古典理论所不能回答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缺乏对作为分析前提的经济发展阶段本身进行分析的视角。这种前提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是已经存在而不用质疑的，但这一前提恰恰是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努力来实现的。当前最大的国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如果脱离这样的国情，恐怕很难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重要实现形式的论断，如何在“国情为据”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这一论断，是当前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样是在《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一文中，程恩富教授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五大基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公有制高绩效假设。后来，程恩富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基石，即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阐明了劳动力商品化的作用和条件，分析了劳动力价值决定和构成问题。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劳动力生产有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劳动力生产全过程包括个人从出生成长到就业直至退休的各个时期，其中成长时期各种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对劳动力生产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等服务部门直接为生产劳动力服务，实际上就是从事以劳动力为劳动对象和产品的生产活动；三是劳动力生产在家庭抚养的基础上充分实现社会化，部分复杂劳动力生产出现国际化。[3]由于这些变化，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更为复杂。现在看来，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留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假设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纳入生产劳动范围，定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无疑是对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继承和发展。
利己利他假设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角度提出了三个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假设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对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要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对经济研究提出了基本原则，批判了完全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则论证了“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强调了人的行为中存在利他现象，明确指出了利己利他是经济主体可能存在的两种行为特征和行为倾向，很明显，这在具体表述上更进一步，既超越了马列经典经济学以往的表述，又在吸收西方经济学合理营养的基础上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综合体”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二，人是利己和利他结合体的观点，不仅能肯定利己不损人的价值取向，鼓励增进社会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也承认为己利他、利己利他的合理性，避免了空谈利他可能造成的虚无主义，同时也追求社会正义，鼓励个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形成全社会讲诚信、讲道德、讲秩序、讲法律的社会规范，又承认和赞美了人性中无私利他、舍己利他、抛小家为国家的至善、崇高美德，符合具体优良的道德伦理观，具有全面、思辨和鲜明的时代性。其三，利己利他假设从人类发展和人类历史演进的角度观察人的行为活动，承认人类经济活动中存在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进一步开拓了这一假设的适用范围，确认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下能够共存共生，对于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探索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经营和管理制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体现了科学经济理论的认知和社会建设功能。
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认为，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有限需要无限假说”，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唯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人开发和利用资源能力的有限性，资源的有限性的特点较为凸显，从这一点看，资源对经济行为的约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了资源的有限性。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并不否认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性，但认为从长期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不断拓展资源范畴，使资源相对人类经济活动来说具有无限性的特点。这一假设认识到了资源在短期中的有限性和长期中的无限性，真正把握住了资源与经济的全面关系。此外，虽然从目的性需要的角度来说，人的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将其视为无限状态对于分析具体问题并无大的不妥，但是考虑到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用于满足人类目的性需要的手段具有有限性，在对具体商品和服务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对象性需求总是处于有限状态，这一有限的需要常常成为经济活动的约束因素。事实上，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正是不断突破资源和需要双重约束的历史。
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理想目标，都是服务于人类发展和福利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的。这就使得二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反之，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可见，这一假说是符合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的。这一假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公平的基本内涵来看，公平是指主观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平等模式和准则，在客观上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平这一符合社会公众大多数人利益的主观需求和客观标准，决定了符合社会公平准则的社会系统必然也是符合效率准则的，非效率的社会模式必然不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必然不会被公众认可并选择作为理想的公平模式；而被公众认可并被选择的理想公平模式，必然是符合效率准则的。公平的基本内涵中已经包含了效率的因素。其次，从实践中对理想公平的追求来看，人们都是在一定的资源和生产力水平约束下追求现实中的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人们在实践中会自觉地淘汰那种过于理想化、成本高昂、可操作性差，也就是不符合效率准则的公平模式。再次，从效率的基本组成要素来看，决定效率的基本要素包括人的要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而人是效率中的最能动的要素。不被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社会模式，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人在实现效率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的潜力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真正的效率必然意味着人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必然意味着社会模式是被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公平模式。最后，从社会效率的实现机制来看，社会效率是通过个体对微观效率的追求来实现的，但微观效率能否转化为真正社会效率，一个重要因素是微观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是否对称。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成本和收益的无偿转嫁问题，即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将导致社会的低效，更是违背了公平的准则。社会若能惩戒这种行为，使行为主体承担起其应付的成本，将能促进社会效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平。而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如绿化和教育，收益具有一定的、不能够被其行为主体所独享的外溢性，若社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奖励以产生更多的这类行为，将能提高社会效率，同时也更符合公平的准则———行为人的收益更能真实地反映其贡献。因此，从社会效率的实现机制来看，微观主体在对各自效率的追求中，能够消除外部性行为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效率的社会体系，也必然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平和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和较大范围内表现为良性互促，然而近些年来，二者恶性互促的趋势和动向似乎正在逐步自我强化并呈现向多领域扩散的态势。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态势保持高度警觉，在思想认识上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紧紧抓住制度公平这个能动因素，侧重于通过积极推进各领域的制度公平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更大提高。
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程恩富教授认为，公有制高绩效假设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和必然低绩效。当前，我国部分公有制企业绩效不佳，导致怀疑甚至否定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的现象产生，并有大肆蔓延之势，一些较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国内学者甚至公然叫嚣要在中国实现私有化，实现所谓的“国退民进”。 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有关公有制高绩效必须以满足多种复杂条件为前提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抵制各种私有化的错误思潮，正视当今部分公有制企业绩效不高的现实，积极改善和创造公有制高绩效所需的各种前提条件。当前，特别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实现政府宏观决策科学化，防止公有制被异化；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三是剥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单一化；四是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尤其要重视初次分配的合理化。
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认为，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本身均具有某种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强点，但也具有多种功能性痼疾，从而时常出现与“市场失灵”或“国家失灵”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或调节机制的模式，应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功能性强强结合，也就是应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可见，“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准确把握住了市场和政府二者之间既相互矛盾和对立又相互依赖和统一的辩证关系，较之当前流行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论” 更为客观、全面和深刻，完全契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思想。坦率地讲，对于市场和政府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在理论认识上和政策实践中把握的还不够理想，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在理论认识上片面强调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和对立，从而导致实践中无法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当某些领域的市场发育还不成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协调千百万生产单位的经济活动时，政府在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秩序的情况下，却过早地放弃了进行干预的政策措施，从而导致这些领域经济活动严重失序，而没有秩序的自发竞争只能导致混乱。而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度或不当从而妨碍市场作用发挥的问题。因此，“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具体而言，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思想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独创性。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根据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创性学术观点。如其有关创新基石的论述中，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等，都是程恩富教授的独创，在此之前他人鲜有提及。
第二，系统性。其创新原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涉及到如何处理“马学”和“西学”的关系，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其创新基石包括劳动价值论、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关系的对称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有制的绩效、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几乎全部重点和难点议题。因此，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思想具有极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
第三，实践性。其创新原则和创新基石，如“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等，强调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的理解，也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更不能迷信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而只能从中国的历史、现实国情和国际现状出发，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第四，逻辑严密性。例如，其指出单一的利己经济人假设具有片面性，提出个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利己利和利他两种选择，最终的具体行为选择受到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强大影响和制约，其论述逻辑是极其严密的，从而使其所得结论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的支撑。此外，其逻辑严密性在有关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的论述中也有集中体现，这里就不再详述。
第五，思想深刻性。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思想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基础之上的，其深刻性不言而喻。例如，其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的论述，既承认现实中的确存在公有制低绩效的状况，又表明公有制高绩效需要以满足相关条件为前提，这样论述比单纯的指责私有化言论或不承认公有制低绩效显然要深刻得多。此外，其有关基础和主导双重调节的论述，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调节中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也是极为深刻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来的100多年里，生产力、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和各门社会科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对时代的显著变化做出必要的回应。这就使得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而且应该发展创新的，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无视实践的发展，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则必然会大大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然而，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则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丧失其区别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丧失实践性和科学性，从而最终失去生命力。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综合创新，是坚持前提下的创新，是坚持和创新的有机统一。而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综合创新的思想，无论是其中所倡导的创新原则，还是创新基石，都很好地做到了坚持和创新的有机统一。总之，程恩富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综合创新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回应了社会实践和经济科学的最新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必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刘佑铭, 助理研究员,任职广东财经大学,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 2006-2010年为程老师博士.
[1] 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 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郑志国.劳动力价值的形成和转移及其代际关系——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中的若干难点探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