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学术原则，摈弃错误的发展取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热门话题。1994年初，程恩富教授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后引起连锁反响[1]。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学者以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等形式提了出来。在上述问题引导下，目前理论界流行诸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之类的论调，形成了几种值得关注的取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化。20世纪9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兴盛，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并被称为“21世纪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和贾根良教授等人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尝试运用演化经济学方法，即强调回溯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借鉴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提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2]。显然，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一种重要尝试。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保罗·斯威齐、霍华德·谢尔曼于1999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演化经济学会的凡勃伦—康芒斯奖，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沟通与融合的可能与尝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化。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并持续至今。许多人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受此类观点影响，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改造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指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取向。约翰.罗默等人的研究便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默明确宣称，“在我看来，在过去200年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对经济中的价格决定和收入分配有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表述，即人们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那些方法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3]。因而，罗默认为，要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一书中，罗默便试图把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剥削的理论改造为建立在个体理性行为的基础之上，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博弈论工具，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得出的“一般剥削理论”。从而，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概念：剥削归因于个人的不同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由此，阶级和剥削理论就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就可以被解释为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传入我国之后，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助马克思本人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通过把这个命题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子命题，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制度经济分析。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融合与沟通，甚至试图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模型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相当注重数学的运用的，但是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来发展却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马艳、冯金华、张忠任、白暴力、朱殊洋、朱奎等一批知名国内中青年教授和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继承马克思重视数学分析的优良传统，充分借鉴数学分析工具，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他们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价值转形、再生产循环、物质生产优先增长、利润率变动趋势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取向？应该承认，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上述取向或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演化经济学对于历史演进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吸收和借鉴演化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挖掘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思想，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分析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方面，获得更高的成就。同时，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一些比较固定和僵化教条式阐释进行校正。但是，演化经济学不仅反对高深的数量模型系统，而且也不赞同以逻辑体系和理论模型系统解读现实。如果一个理论体系，难以让初学者体会到逻辑之美和理论体系之强大，其传播成本和学习成本必然是十分巨大的，从而影响其未来发展。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和思考。毫无疑问，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之美以及分析工具的便捷和实用等等，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吸取和借鉴的。但是，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哲学基础的不同，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补”和“完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对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现实应用，在保留马克思分析框架在分析长期制度变迁方面的优势之外，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解释能力，确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作为一种制度经济分析来看待，无疑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与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表达和模型建构方面，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的研究领域。但是，如何避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滥用，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于英刊《资本和阶级》第34卷第1期（2010年）发表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当前面临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却没有显著增加，其原因正是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股思潮：“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试图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系统性尝试。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则是源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的一种“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努力“融入主流”的取向。70年代以后，斯蒂德曼(steedman,1981)、罗默（1989）、霍奇逊（1980）等人将这种取向推向极端，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潮。这种思潮引发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潮流——“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它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学都是可有可无的。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转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等领域，“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将此种倾向推向极端。结果，“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导致其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所谓繁荣，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从而导致资本崇拜、改良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按照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4]。也就是，必须正确处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强研究世界各国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化和问题，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历史经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各种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从马克思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有着自己严格的研究方法、思想逻辑和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便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单数变成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的复数，引以其“理论范式”和“硬核”为标准。当然，“从马克思出发”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回归”马克思的某个观念，或者仅仅依据某个概念进行所谓“解释学”的阐释。“从马克思出发”也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作为教条来采纳，而是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从马克思出发”？首先，必须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也就是必须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等尝试以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西方科学哲学为参考，提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定不移地依循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必须坚持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二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支柱，推翻这一支柱，必然使整个大厦崩溃；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这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90 多年的革命实践和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基础和前提下，他们提出和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他们认为，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分析、整体主义方法等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以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具体理论。无疑，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念范式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操作范式，则都可以进一步完善或做不同程度的变更。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区别于其他理论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分析起点——劳动价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点，离开了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是否冠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字样。对传统国学中经济思想的研究和扬弃，也应当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轨道。
应该承认，在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与现实需要尚有相当的差距，其未来的发展也存在多维的努力方向。
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程恩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发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中,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精神与批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充分阐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深入到理论假设来进行理论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应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独创性地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该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理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理论”等视为理论假设, 并作了详细全面论证，强调只有在关键性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才能通过中国化或本土化,来真正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总是以方法论的创新为先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继续归纳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借鉴国内外各种经济分析工具和其他知识领域的最新发展，科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显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狂妄和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说，它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对象局限在经典文献的视阈内，必须不断拓展，才能不被边缘化或“自我放逐”。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体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学科，积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来引领其他理论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来构建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程恩富教授等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过程论”（《资本论》三卷逻辑），首创“五过程体系”，包括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及国际经济过程，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此外，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空间经济、生态经济以及女性经济学等方面进行拓展。
强化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的预想。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和问题，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克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同时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书斋之学”、“象牙塔里的学问”、“黑板经济学”，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政策探讨。在这一方面，程恩富教授2009年发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已经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七次会议分别讨论了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住房理论与政策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适应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富有创见的政策思想与政策建议。
推动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交流。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移植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到自我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从分散研究和以哲学为主走向综合研究和多分支学科齐头并进的研究领域拓展。但是，遗憾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偏弱，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任何一个流派都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而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则远未被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我们繁荣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近年来，程恩富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以及顾海良教授的《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朱仲棣教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一系列论著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前沿理论，已经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借鉴。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引进和借鉴。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直接对话与交流。值得关注的是，程恩富教授发起创设的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于2006-2104年分别在上海、日本和北京、法国、苏州、美国、墨西哥、巴西、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以“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劳资关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察”、“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等为主题的九届论坛，从每届2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百多位经济学家提交的众多论文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越南等国也已翻译出版了程恩富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著述。显然，这种双向学术交流和借鉴理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后发展的重要走势和图像。
**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1]参见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
[2]孟捷：《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约翰.罗默：《社会主义及其未来》，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关于“体用”概念，人们往往想到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所说的“用”，突破前期洋务派所划定的“西方技艺”，即器械与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了“西方政艺”的部分内容，亦即主张在学校、赋税、武备、法律、通商等领域实施某些西方的模式；但是，他的“中学为体”，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更改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不过是作为维护中国封建皇权和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从实质内容上看是改良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语言角度对“体用”概念的使用。我们完全可以赋予“体用”以崭新的现代科学含义。
[5]《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742-743页。
[6] 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载张宇、孟捷、芦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