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奇**
自苏联剧变以来，国内学者对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众多理论成果，但是学术界对于到底什么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苏联剧变虽然在时间上已经远去，但是此次剧变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突显出特别意义，依然需要学者进行研究。在此情况下,程恩富开创性地把苏联剧变归结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并且对这三个主要原因内在联系，三者形成合力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形成了“主要原因系统论”，并且对其它有关苏联剧变的理论进行了科学评析。“主要原因系统论”对于推动我国苏联剧变研究，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防范西方帝国对我国的颠覆活动，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程恩富认为，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多方面的原因之中。思想、组织、政治的错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个主要原因形成了一个“系统”。
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 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1]。主要表现为“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2] 和“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3]两个方面，程恩富同时指出“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 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 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4]。
组织原因是指：“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 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5]。主要表现为“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6]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人苏共领导岗位”[7]两个方面，程恩富同时指出“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关键性原因”
政治原因是指：“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8] 、“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方面，程恩富同时指出政治上背叛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
这三方面的主要原因在导致苏联解体地过程中发挥着双重的作用，每个原因都单方面直接对苏联造成破坏性效果，三个原因又内在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形成“合力”对苏联产生影响，最终造成毁灭性后果——苏联解体。
第一，对“传统模式必然论”的评析。“传统模式必然论”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看法，认为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苏联剧变和解体。
首先对斯大林模式导致了苏联剧变和解体观点的评析。程恩富通过对斯大林模式分析指出“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 出现了重大失误, 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尽管如此, 这一制度仍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 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9]，并指出“‘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 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斯大林模式走向资本主义, 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并不具备必然性”。其次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苏联剧变和解体观点的评析。程恩富举出大量数据证明，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苏联所取得的成绩依然高于同时期的西方，只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同时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问，“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 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10]
第二，对 “戈氏改革失控论”的评析。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 科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其意料地引起了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 出现了反对派运动, 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 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即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导致苏联解体并走向资本主义是出乎戈尔巴乔夫的意料之外的，是戈尔巴乔夫无意为之的。对于此，通过大量证明材料，程恩富指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 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 而是本质上就属于‘ 持不同政见者’ 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 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改向为资本主义, 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即戈尔巴乔夫是“有意”颠覆苏联，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走向资本主义。
第三，对“人民群众抛弃论”的评析。这种观点认为苏共“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 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甚至以权谋私, 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 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11]。而程恩富通过大量材料证明指出“尽管执政的苏共有体制上的弊端, 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 有各种失误, 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 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12]同时批判了另外两种观点，一是批判了“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的观点，指出苏联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二是批判了“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的观点，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只会导致“导致盲目批判资本主义的‘左’ 的社会主义问题,”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会导致“崇拜和信仰资本主义, 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以上分析指出“显然, 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 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是思想理论上崇拜西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 是资本主义思想力量战胜了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结果, 同时也与人民反感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捞取干部私利密切相关, 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教条主义就必然带来的后果”。
第四，对“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评析。一些国内学者持“军备竞赛拖垮论”，西方报刊上也刊登过“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程恩富通过大量证明材料指出“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 苏联的扩军备战肯定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影响, 但绝不至于国民经济和财政‘变得无支付能力, 自我解体’ 。与主观臆断的‘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相反, 苏联的国民经济、财政收人和科学技术都是逐年提高的, 是日渐接近并在不少领域逐步超过美国的”。
第五，对“民族宗教失策论”的评析。有的国内学者认为“有学者认为, 从彼得大帝开始, 俄罗斯势力的迅速扩张, 主要是俄罗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过程, 民族矛盾积怨甚深。斯大林时代, 推行大俄罗斯主义, 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大大挫伤了民族感情。”[13]针对这种观点，程恩富指出“历代沙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压迫与奴役, 煽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致使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 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团结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 缓和了民族矛盾, 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只是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公开性、民主化’ 政策, 才为民族分裂主义泛滥提供了契机……但问题在于, 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 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 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 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 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 正确的答案是不说自明的”[14]。
“主要原因系统论”与学界其它观点相比，内含系统论思想，自身特点突出，实现了在研究苏联剧变领域的突破，实现了全面和深刻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系统论”是“全面揭示对象的系统存在、系统关系及其规律的观点和方法，其基本特征是把事物、过程、现象看做系统的存在，通过对相关性的研究和定量化，深入认识世界。”[15]
“主要原因系统论”认为“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 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 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三大主要原因关系进行内含了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分析了每个原因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具体作用，这是对每个原因单独作用的分析，二是包含了对三个主要原因之间的所处层次的不同形成了有结构的系统的思想，这是对三个原因之间关系的把握。在研究中不仅对每个主要原因自身对苏联产生剧变所发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还把三大主要原因作为一个系统而形成了“合力”作用于苏联剧变。
“主要原因系统论”既分析了每个主要原因对苏联剧变的作用，又隐涵了三个主要原因具有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三大主要原因形成了“合力”而对苏联剧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共同推动了苏联的剧变。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思想理论混乱原因是“基础性”的，组织政策失误原因是“关键性”的，政治上的背叛原因是“直接”、“致命”和“首要”的。从“基础”、“关键”、“直接、致命、首要”等对每个原因发挥作用层级的定位可以看出三者形成了具有不同层级的系统，富含马克思主义系统论思想。可以看出程恩富对三大原因造成苏联剧变所起作用的分析中的辩证思想。
首先，对导致苏联剧变每个主要原因自身出现和发展过程的分析。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事物的出现、发展是一个过程。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也有其自身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刚一出现就导致了苏联的剧变，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并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着对苏联造成的危害，而且这种危害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而越来越大。例如从思想方面来看，是“长期”的思想混乱使得思想混乱成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在思想刚开始出现混乱的时候就能够及时发现它的萌芽，并且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它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还会形成苏联剧变的思想方面的原因吗？
其次，对导致苏联剧变的三个主要原因形成“系统”的分析。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三个主要原因作为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系统”，在作为整体对苏联产生作用的同时，每个主要原因作为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部分分别也对其它部分产生着作用。例如：思想原因和组织原因有关。在程恩富对苏联剧变的组织原因的分析中，指出“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 , 对于他们而言, 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 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 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 , 完全是成分驳杂的一代”，从上述中可以“成分驳杂的一代”作为“社会精英”进入苏联组织高层，而所谓苏联“社会精英”是成分驳杂的一代，并不完全具有先进的思想，而这反映了思想原因和组织之间的联系。从政治方面原因的出现看，而进入了组织高层的“成分驳杂”的人，其制定出来的政治方针和政策肯定会把苏联引向歧途，政治上的背叛以思想出现混论为前提条件，以组织原因为直接条件才能出现的，相对两者而言是果。
最后，对作为整体的“原因系统”的结构的分析。
思想混乱在“原因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理论对于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实践活动，起到良好的作用，而错误的理论将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产生不良作用。思想混乱在在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不仅是对苏联剧变这个最终结果而言，同时在“原因系统”中也处于基础性地位，因为正是因为具有反动思想的人进入了组织才使得组织不纯洁，同时具有反动思想的人在组织内如果进入高层，就会在政治上制定出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策，例如戈尔巴乔夫具有亲西方的思想，他进入组织内并且成为最高领导时候，制定出了反动政策把苏联引向了资本主义。
组织方面失误在“原因系统”中处于“承接”的地位中，即起到了承接思想原因和政治原因的作用。显然，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具备有先进的思想，但同时也不是每个不具备先进思想的人都能够左右苏联的最高政策的决定。但是苏联的最高政策出现了反动的迹象，即出现了亲西方的迹象，这说明有反动思想的人进入了能够制定最高政策的组织高层。而在当时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下，想要进入组织高层必须要先进入组织内部，所以正是因为组织方面出现了不好的原因，才使得类似于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进入苏联组织高层，并最终出台政策把苏联引向了资本主义，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政治背叛在“原因系统”中处于最高的地位。程恩富指出政治上的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从这个“原因系统”出现和发展的过程看，政治上的背叛处于这个“原因系统”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说思想混论是这个“原因系统”得以出现的种子，那么政治上的背叛则是“原因系统”的果子。而政治上的背叛对苏联的打击是重大的，直接导致苏联开始了从内部的瓦解，并最终分化成松散的国家联合体。
如图所示：
从学术界已有的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理论成果来看，不同的学者把不同的原因视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而到底什么样的原因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呢？这就需要我们知道判断某种原因能够成为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标准，“主要原因系统论”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通过对其它五种有关苏联剧变主要原因探索结论的批判，揭示出如何才能准确判断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对其它五种“主要原因论”的评析中，用反问句的形式进行了有力的发问。例如在评析“传统模式论”的时候，反问道，“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 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在评析“民族宗教失策论时候反问道，“但问题在于, 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 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 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 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 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
从这些反问里透露出程恩富关于如何判断某种原因能否成为导致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相关思想：一种原因只有能够对苏联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并必然导致苏联的解体，才能称之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一个原因要想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就必须对苏联产生的作用力足够大；同时这种原因只能导致苏联解体并走向资本主义。只有符合以上两点，才能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例如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中有人主张“传统模式论”是主要原因，认为是苏联的经济模式是主要原因，但是正如程恩富指出的，这种论点是显然不对的，因为如果苏联经济模式一定会导致剧变，那么就无法解释同样采用苏联经济模式的中国和越南为何能够从苏联经济模式中走出来，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学术界里已经形成了许多关于苏联剧变解体的研究成果，每个研究成果都自身的意义。“主要原因论”在独立研究苏联剧变的同时，也要开展与他人研究成果的对话，要科学评析他人的理论成果。
例如，程恩富在对“传统模式论”进行评析的时候，指出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都不一定会导致苏联剧变，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质的分析。在对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 科兹的“戈氏改革失控论”进行评析的时候，首先指出了科兹观点的的瑕疵：即戈尔巴乔夫并非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而是“持不同政见者”。同时程恩富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但还不能成为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系统论”是对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的正确认知，深刻解析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所在，并对各主要原因的具体影响开展分析，同时内含了各主要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正确的理论是对事物的科学的反映，并且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已经对“主要原因系统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探索“主要原因系统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主要原因系统论”实现了理论创新，丰富了学术界对于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理论库，同时为学界进行苏联剧变研究提供了范式。
“主要原因系统论”改变了以往认为是单一原因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的传统认识，指明了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的存在形态：即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其内在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为思想上的混乱、组织政策上的失误、政治上的背叛。在“原因系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三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即单个原因分别对苏联的剧变产生作用，同时又形成了导致苏联剧变的“合力”，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系统对苏联的剧变产生作用力。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中，要认识到主要原因可能是“单一”的存在，也可能是作为“系统”的方式出现的，要有创新的精神。
“主要原因系统论”揭示了某种原因能否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的判断标准。即：对苏联产生的作用力足够大；同时这种原因只能导致苏联解体并走向资本主义。虽然程恩富并没有直接提出这条标准，但是从程恩富对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的评析中，透露出了有关判断标准的思想。这就提示我们，在以后研究苏联剧变中，要自觉运用这条标准，避免出现错误的研究结论。
“主要原因系统论”为我们展示了科学地研究方法。程恩富在对苏联剧变原因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推导过程中有着严密逻辑，饱含了辩证思想，同时又有详实的材料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有了科学而创新的结论。在对自身观点进行分析证明的同时，也要开展与其他观点的对话，科学地对其它观点进行评析。这就提示我们在进行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研究中，要有严谨的态度，严密的逻辑，并要积极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对问题进行解读，同时尽可能地收集证据材料，最大程度保证成果的科学性。
“主要原因系统论”对于指导我们正确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不放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程恩富指出苏联因为思想理论的长期混乱而导致剧变，为我国提供了思想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即一定要保持指导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保证能够指引中国走在具有正确方向的道路上。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改革正处在深水期，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各种思潮在中国共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注意保持甄别各种思想的本质，始终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指导地位，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我们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其次，加强组织建设工作，永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程恩富指出苏联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失误，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苏联在这方面的失误给了我们警示：就是要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我们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全面领导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工作，所以必须重视党的建设工作。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葆党的活力和先进性。同时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保党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国情和世情中始终有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的优秀作风，坚决同腐败划清界限。
最后，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我国道路方向的正确性。程恩富指出，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一个主要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政治高层实行了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就提醒我国在建设中要保持道路方向的正确性。十八大报告里提出了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我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上保持正确方向的保障，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都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走在正确方向的道路上。
[1]程恩富. 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6):207．
[2] 同①P207
[3]同①P208
[4]同①P208
[5]同①P208
[6]同①P208.
[7]同①P209.
[8]同①P209.
[9]同①P211.
[10]同①P212.
[11]同①P213.
[12]同①P214.
[13]同①P216.
[14]同①P217.
[15]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