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开 莉**
程恩富教授学术思想丰富，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程恩富选集》而言，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外经济理论”、“经济改革发展”、“双向开放与世界经济”、“其他理论与现实问题”等六个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政治经济学、经济美学、文化经济学、经济心理学、人口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论、中国模式、当代社会思潮等等。同时，程恩富教授创立发展了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和担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可以说，程恩富教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一者反映了其广泛的学术兴趣，二者反映了其心系改革开放，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潮的时代自觉。程恩富教授的学术成长史就是他关照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史。中特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指导，更离不开一大批知识精英站在时代制高点和理论制高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进行探索、反思与批判。出生于新中国、又伴随着新中国成长，并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发展大潮的程恩富教授,则是众多的知识领袖和思想大家之一。
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领袖和学者在互动中逐步发展的。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本文就重点谈谈程恩富教授对中特理论体系的学术贡献。
中特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中的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完善没有终结。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过多次概括，对它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始于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伴随着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不断的发展、凝练与完善。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对之作了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中特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就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与深化的过程。中特理论体系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实现途径之社会主义道路、行动指南之社会主义中特理论、根本保障之社会主义制度，三者各有侧重，但又非泾渭分明，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与引领。
（一）推动中特理论体系完善的动力机制：以马学为导引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要搞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中特理论体系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动力机制。为了保障思想解放的正确方向，必须要有一大批坚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有透彻的科学的全面的把握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和专门的培养机构的专门培养。程恩富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一文中，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发展概况和主要成就的基础上，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的同时，要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实现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有机结合的同时，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力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高度融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式成立时的讲话稿《传承、创新与弘扬 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程恩富教授分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意义，高屋建瓴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发展目标，并从思想建设、学风建设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办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举措。
有了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需要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要敢于、擅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此，程恩富教授专门撰写《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创新》、《注重原创 繁荣学派 推动中国学术发展》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等文章。首先，程恩富教授在《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厘清了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指出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其次，在厘清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创新》一文中，根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怎样解放思想、如何繁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三个着眼于”、“三个解放”、“三个贴近”和“两个立足”的基本要求。再次，在《注重原创 繁荣学派 推动中国学术发展》一文中，提出运用社会科学最新成果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主张学术学派化，要建立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中，提出要直面新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大框架中，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有针对性地继续科学解放思想。
（二）研究中特理论体系的起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
如果把中特理论体系当成一座理论大厦，那么大厦地基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处于哪个阶段”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依据和出发点，如果这个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要么我们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么我们会滞后或超越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而背离建设的初衷。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特理论体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发展道路的选择，关系到行动的理论指南。虽然邓小平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质的规定性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总有曲解和否定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完整理论的各种思潮，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主义等。为了对当下一些混淆是非的非社会主义思潮保持清醒的认识，程恩富教授接连撰写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新探》《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在《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中，将西方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共同思想进行归纳，得出新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非调控化；私有化；全球自由化；福利个人化。“四化”必然导出的后果是：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在《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一文中，程恩富教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与三次转型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民主社会主义一步步成为资本主义既定制度的总体维护者和局部改良者的重要结论，指出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是否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等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程恩富教授对错误思潮的一一辨析，对正本清源，统一思想，保障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探讨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必须要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否则就会脱离实际，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程恩富教授心系祖国的改革开放，自觉的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创作了《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程恩富教授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界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视角。生产力是观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起终极作用。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尺子”，起直接作用。对此标准要作整体考察，应在确认它们各自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以此为理论依据，程恩富教授不仅勾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而且描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总体特征。难能可贵的是，程恩富教授创造性的将我国实际经历的初级阶段划分为四个小阶段：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49年至1956年）。二是体现旧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完善阶段（1957年至1978年）。三是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重建阶段（从1979年开始，估计到下一世纪初结束）。四是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发展阶段。程恩富教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深入阐发，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准确定位，从而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
（三）研究中特理论体系的核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处于哪个阶段”是中特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以研究起点为出发点，必然要进一步的关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但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环境，就会造就不同的时代任务。我们在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同的具体任务，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国情，世情不断的探索“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统领，离不开对外开放，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程恩富教授应实践之需，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深度的阐发，引领了理论前沿，破除了一些陈旧理念，澄清了一些错误观点。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执好政，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程恩富教授在《党的性质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论党的先进性及其建设》等论文中，阐述了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表现以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意义、举措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党，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2. 科学发展方面。建设就是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是摆在实践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共中央提出了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这意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科学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关系，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关系。程恩富教授以经济建设的科学发展为切入点，推导出保持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和谐的必然性要求。程恩富教授不仅撰写了《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论争》《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与展望》等，而且还撰写了《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测度》等文章。他强烈呼吁要保持经济、生态、人口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就要实行“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主张“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并详细全面的回应人口人手说、生育权利说等不同观点。虽遭到一些质疑，但程恩富教授“先天下之忧而忧”，无怨无悔！
3．对外开放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必然的，我们只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程恩富教授以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立足点，关注东亚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他撰写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能性探析》《加快海峡经济区的合作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产业安全》等文章，提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从国内看一方面要采取“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争取对半式双赢”“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创造知识资源”等对应策略；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应做到“五个提升”。从国际上看，主张一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民族产业安全，二要加快与海峡经济区、亚太地区的合作，三要推进人民币逐步区域化和国际化等。
4．中特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是程恩富教授最大的兴趣点和关注点，他撰写了诸如《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八大辩证思维》《在科学发展和改革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掌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基本观点》《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内在逻辑》《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是一个辉煌整体》《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股份制》等一列系论文，因论文篇目太多，在此不一一赘述。程恩富教授的社会主经济建设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重点关注对各种关系的合理处理。比如说经济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也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既要坚持计划调节，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等。总的说来，程恩富教授的经济建设思想可简要的归结为“四主型经济制度”思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
5．中特文化建设方面。程恩富教授首创大文化经济学，科学界定了“小文化”“中文化”“大文化”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在《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入世后 我国文化产业怎样做大做强》等文章中，指出文化与市场经济具有共生互动效应，社会生产力包括文化生产力，要加强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并从宏观角度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等。
6．中特社会建设方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包括社会保障、住房、福利等。为此，程恩富教授撰写了《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等。并且还专门撰写了《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完善所有制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论证构建和谐社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
7．其它方面
当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大课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程恩富教授的《选集》除了上述论文外，还包括许多相关的论文，比如说《马克思的运输理论与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若干经济心理与行为探究》《 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他五个主要原因论》等，因篇幅限制，就不再一一赘述。
而且，程恩富教授在《选集》之外也写了许多与中特理论体系相关的一些论文，如《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逐步推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重构三层分类管理机构和三级政府监管机构》《核心价值观凝练的五个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的五大思维和工作方法》《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等，因未收入《选集》，在此不予论述。
总之，围绕着中特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程恩富教授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特理论体系。但是在宏大丰富的论述中，始终有一个视角，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相关问题；始终有一个主线：即围绕着党的重要会议、重要文献、重要精神和实践前沿而展开；始终有一个基调，即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始终有一个情怀，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有一个结合，即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的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是十八大对中特理论体系的总结，也正是程恩富教授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写照。程恩富教授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关注党和国家发展改革的政策，并主动向党中央献言献策，不断的致力于中特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是什么原因推动着程恩富教授夜以继日地孜孜不倦的专注于学术的创新、发展和丰富呢？这要归功于程恩富教授的崇高学术使命、巨大理论勇气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情怀。
程恩富教授在调离复旦的时候，曾对他的导师洪远朋教授说过，他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正因为立下了这样的学术抱负，自觉的肩负了这样的学术使命，才使其一生甘于学校的清净，不为“商”和“官”所动。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通过程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不仅创新了政治经济学，还丰富了中特理论体系，而且长年不辞辛苦的四处讲学，传播其学术思想，为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调整方向，呐喊助威，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二千多年前孔子四处游学的情景，也许，这就是伟人的情怀。
程恩富教授经常对学生说，“大学，社科院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我们的学术不仅仅是应对现在，而是要管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是要写给后人看的，对后世要有一定的指引作用的”，“学者不等同于思想家”……思想是治学的灵魂，一个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正是凭着其独立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程恩富教授一直站在理论的前沿，针对错误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茅于轼、张五常，厉以宁，张维迎等教授的一些混淆是非的观点皆受到程恩富教授的有力批驳。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追问，是什么赋予了他这么祟高的学术使命和如此巨大的理论勇气？这归根于程恩富教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情怀。程恩富教授强烈的反对西方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具有利己利他倾向的,而且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氛围，往往倡导个人“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也就是说，个人我应首先为人人（为别人、为群体、为祖国等），人人（别人、群体、祖国等）也应为我，因而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是拥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情怀，所以程恩富教授为了人民大众，为了国家，为了科学社会主义才甘于奉献，敢于执言。可以这么说，程恩富教授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而不懈奋斗！
综上所述,读程恩富教授的《选集》，就犹如读一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史。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时代性、实践性的理论体系，程恩富教授将继续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领衔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王开莉，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