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起**
离开相关的一些理论假设，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成立的。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从而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将马克思的某些经济理论称之为“普遍原理”和“基本原理”。显然，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导致了一种历史性的误解，即认为理论假设只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只有原理之说，没有理论假设之说。程恩富教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发表以后，[1]可能是因这种误解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引发了争论。为了弄清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做点探讨。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能停留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的，它必须深入到经济本质，对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此，就需要研究构成经济体系的“细胞形式”。而分析经济的细胞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借助“抽象力”。[2]所谓抽象力，是指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它借助一些假设，抽象掉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去分析抽象的、本质的、不可感觉的经济的细胞形式。然后，再基于经济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的分析，研究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分析过程。简言之，经济分析离不开基于理论假设的“抽象力”。另外，经济分析涉及两大方面：经济现象分析和经济本质分析。这两种分析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般而言，知道了经济现象，并不等于知道了经济本质，否则科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上，“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3]但是，理解了经济本质，也并不等于理解了经济现象，否则科学就没有应用的价值。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企图利用劳动价值论这一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理论去直接解释经济现象，结果导致了这一学派的解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种种假设前提，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之后，他并没有用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去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比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是试图在揭示经济本质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经济现象之间，寻找一些中间环节去加以说明。不过，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而“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4]为此，恩格斯专门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作为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
综合上面的分析，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理论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种种假设前提下提出一种经济理论。显然，这种经济理论是不能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就将其称为“普遍原理”的。比如，尽管马克思清楚货币的不同形式，即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分别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为了简单起见， … …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5]并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他的货币理论。如果忽略这一假设前提，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视为“普遍原理”，则显然远离黄金非货币化和完全纸币流通的现实世界。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本质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提出了某些经济理论。不过，如果这类理论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它们也是一种理论假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理论假设。值得指出的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理论假设，并非意味着否定或贬低其科学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与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假设是现实经济活动的科学抽象，并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和当前的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程恩富教授以理论假设的形式进行探讨，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推进了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显然，这对于我们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战和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利的。具体来说：
第一，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评介，恢复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来面貌。显然，这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科学，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交流与争鸣中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另外，程恩富教授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而形成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假设，扩展到分析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和一切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一假设为探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并为政府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利己经济人假设仅仅反映的是私有者的一种心态，从而远离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的客观经济行为。当市场经济处于常态时，经济主体的利益是在交换中实现的。而在交换过程中，交易双方都必须考虑并实现对方的利益，否则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实现。因此，无论就主客观来说，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或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必然既利己又利他。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斯密关于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知不觉地促进了社会利益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6]由此不难看出，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或“双利经济人假设”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的。这种假设不仅彻底颠覆了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长达几个世纪的“利己经济人假设”，而且也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主体行为的观念，从而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行为提供了全新的假设。
第三，在资源与需要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上，程恩富教授强调前提条件和具体历史环境同资源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强调需求欲望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需要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资源的丰裕与稀缺出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同样，有效需求的不足和有效需求的过剩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程恩富教授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并认为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显然，这一创新性的假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新的领域，从而有待“更加科学地给出理论抽象和政策意义”。[7]
第四，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的诸多的经济不公平现象，西方学者囿于市场经济唯资本主义的眼界，提出了公平与效率的相互替代和反向变动的表象性理论。而程恩富教授通过考察整个人类经济史的现象和本质，从经济本质层面提出了“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并分析了这一假设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种种必备条件。这一创新性假设无疑对我国构建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 此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 方兴起（1950-），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1)。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75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2—103页。
[7]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