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琪**
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考察时指出，《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至今，已经147年过去了。这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对《资本论》这部代表着马克思思想辉煌成就的著作的探讨和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程恩富教授富有前瞻性、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地提出了关于《资本论》研究所应当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并紧密结合着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实，对《资本论》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了多维度、全方位的阐释和理解，这对于推进《资本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认识，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013年9月11日，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程恩富这样说道：“每当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危机或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往往就会‘出场’。只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揭示其神秘性和规律的《资本论》就不可能‘退场’。《资本论》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1]在当代，《资本论》这部马克思新世界的运用的经典著作，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它是人类社会用以参照的思想宝典。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一样，《资本论》面世一百多年来，时而暂时淡出人们的视野，时而又重新受到“热捧”。但是，有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重要事实是，每当人类社会面临重大危机和重大转折时，马克思都会出场。作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卓越范本的《资本论》，尤其在2008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爆发后，其凸显的意义与价值更是不言而喻。针对2008年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出现了诸多立场不同视角的理解和阐释，但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的解释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性质与表现，实际上都没有超出《资本论》所阐发的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在这种情况下，程恩富明确指出，无论资本主义学者提出多少“全球化”、“信息化”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等多少新鲜、华丽的词汇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和冲突的必然结果，如生产和消费失衡、资本和劳动对立、财富和收入分配分化、资本积累导致的虚拟资本相对于职能资本的过度膨胀等等，都不会消失，相反还会不断加重。[2]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者廖子光等明确指出说，“《资本论》帮我们赚了不少钱，因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繁荣后必然发生衰退和危机，而西方经济学只是强调经济是会均衡的。”[3]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资本论》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失去真理的光芒，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只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揭示其中神秘性和规律的《资本论》，就必然伴随它“在场”，而不可能“退场”。
首先，程恩富从劳动在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性角度，指出了《资本论》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劳动者地位和保障其根本利益，这显然没有过时，相反，对于我们处理当今社会的劳资关系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他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理论的深刻论述，明确地指出了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进而导致劳动者贫困化的事实，而这无疑为我国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两个层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如何改进贫困预警、扶贫机制以及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支撑。[4]
其次，程恩富从《资本论》对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的视角，指出《资本论》可以为我们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做总体性的指导与引领。他指出，《资本论》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没有过时，它展示了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和理论图景，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规律等进行了科学、透彻的阐明与解释，这些理论可以为我们扩大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基础。因为从根本上看，要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要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就必须不断调整与改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在“世界市场”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全球化了，任何国家都无法不受影响，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优势，提高自己地域风险的能力，就成为当前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所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程恩富指出，只要资本还存在，私有制还存在，资本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还存在，《资本论》就仍然有用。他还明确指出，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再谈剥削问题；还有人否认劳动价值论，鼓吹“剥削创造价值”论等等；还有人将我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引向所谓的“打破垄断”，这实质是兜售其“私有化”的主张的表现。对这些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主张，只要用《资本论》这个理论镜审视一番，就会发现其荒谬之处。
最后，程恩富还立足于对《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精辟分析的角度，指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程恩富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立足于经济学层面，更是立足于哲学层面，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这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的启示意义。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经济学层面的再生产即物的再生产，而且也是哲学层面的再生产即社会历史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进行着物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着社会关系的积累。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既要实现社会的物的层面增长，又要实现社会的关系的更新，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需要既要考虑到经济的进步，又要重视人的发展，在坚持以人文本的基本理念下，实现社会的和谐、良性进步，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除了从总体上对《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进行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程恩富还对《资本论》的核心内容与重要观点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而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对于《资本论》研究的主体性内容要素。总起来看，这些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论》股份资本理论的深刻理解。众所周知，当马克思还健在的时候，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经济形式已经出现，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股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据此，程恩富对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归纳出了马克思股份资本理论的六大组成内容，它们分别是：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初期存在着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形式、马克思阐释了优先发展现代股份公司的部分及股票的种类和性质、马克思论述了股份公司同资本主义信用和银行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股份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剖析了股份公司出现后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和本质、马克思阐明了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两重作用[5]。程恩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资本论》所阐释的现代股份公司的内涵与外延都进行了研究，重点指出了股份公司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例如，股份公司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客观分析了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双重作用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的阻碍作用。无疑，程恩富教授的这一概括在国内学界是带有开拓性与前瞻性的，在他的研究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在此研究基础上，又对《资本论》所阐释的股份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例如1993年，学者王志毅、季平等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股份制企业的实践，对《资本论》的股份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6]。
第二，对《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的多维性与当代性解读。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建立在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的，也是《资本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讨论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这一思想观念时就指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普遍化的结果。马克思在讨论到自由、平等这些概念时指出这些概念正体现了自由市场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之所以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是因为价值所反映的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关系的一个特性，即商品是被买来使用的。在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西方经济学已不足以解释各种经济社会现实。然而，由于受西方一些思潮的影响，有人企图想用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此，程恩富指出，我们需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创新性的理解与研究，既要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又要根据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拓展创造价值的活劳动的范围。有人试图将我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引向所谓的“打破垄断的唯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兜售其“私有化”的邪路，这些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主张，只要用《资本论》这个理论镜审视一番，就会发现其荒谬之处。立足于振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客观需求，也为了澄清一些错误认识，程恩富根据《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分别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7]、活劳动价值理论[8]、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9]、经营者收入的博弈分析[10]、生产性管理活动[11]以及剥削理论与现实评析[12]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与当代性的解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的劳动价值理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于“活劳动价值说”的理论阐发与创新研究，不仅不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因为他遵循的是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基本思路。
第三，对《资本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的深入阐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也即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所有权的问题，不同的人立足于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四章与第二十一章中明确进行了阐释，指出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程恩富立足于雇佣工人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时所具有的经济关系的形式与实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如果立足于经济关系的形式上看，雇佣工人是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的，但是从经济关系的实质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雇佣工人是无法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劳动力形式上的所有权同实质上的所有权相分离。”[13]程恩富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与第二十一章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清晰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他的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我们需要对劳动力的归属问题进行准备把握，不要仅仅从形式规定上去认识，更需要从实质上去理解。具体地说，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总过程中去考察，“就要看劳动者在生产和再生产的总过程中是否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并是否取得了和自己劳动力支出相应的物质利益。”[14]无疑，程恩富的这一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性质问题，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假象掩盖本质的颠倒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所内含的历史的进步性问题等都消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与障碍。
程恩富提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高度统一和契合的，从而使得历史和逻辑的展开在理论上得以自洽。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它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15]。基于此，程恩富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高度，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概括，同时也指出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
第一，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概括。程恩富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中，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如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互联系的方法等等。
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6]马克思提到的“抽象力”，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据此，程恩富分析了抽象力的本质就是抽象的思维排除掉非共性的东西，进而获得某种共性的东西，达到对事物客观本质的正确认识。程恩富认为，《资本论》正是运用“抽象力”的思维方法，首先必须撇开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剖析其中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以此逐步地上升到对比较复杂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分析；最后上升到对最复杂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分析，即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整体的分析。因此，程恩富得出结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资本论》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程恩富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从个别人的个别交换行为开始；从历史上来说，却是回到了原始公社时期的社会状态。所以这里运用的方法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很久，甚至在货币产生以前，简单的商品交换就已经有其独立存在的历史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表现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形态。在此，把货币放在资本、雇佣劳动、银行等等之前来分析，这既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分析方法的要求，也符合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程恩富教授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也不是按照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放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来进行的，而是放在分析直接生产过程之后，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之后来进行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历史中的本质的过程和非本质的过程，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和起从属作用的因素区别开来，并指出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一旦历史过程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了，掩盖在各种历史现象中的本质也就说清楚了。所以不首先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和资本积累过程的一般规律，要理解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困难的。因此，马克思遵循的原则仍然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逻辑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分析和综合是两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方法。程恩富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采用了分析的方法又采用了综合的方法。例如对剩余价值及其具体形式的研究，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作为利润、利息、地租实质的剩余价值，此后又综合地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并不只是从众多的商品中归纳、分析出它们的普遍性、同一性，例如先从它们中抽象出使用价值，再从它们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然后说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如此而已。程恩富分析说，马克思的分析始终都把二者的统一联系作为前提，他集中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商品的同一个劳动何以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交换价值？结果他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且后者决不能离开前者而存在，因为它在经验上是无法把握到的。因此，它们的差别是同一内部的差别，是不能脱离统一体的。这样，分析自然地就转向了综合，转向了研究由劳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价值表现中的相互联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它从分析开始，通过分析揭露出事物内部的矛盾。同时分别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单独的考察，在这之后，认识便由分析立刻过渡到综合，过渡到考察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矛盾的性质，以及矛盾获得解决的方式。而随着旧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基础上又产生新的矛盾，于是又开始新的分析。”[17]就这样，由于事物矛盾的不断发展和不断解决，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分析和综合的依次递进，直到全部认识过程完全结束为止。因此，程恩富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把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实现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
马克思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18]单纯运用归纳的方法而不进行演绎，容易成为经验事实的堆积，难以形成理论概括和推理，甚至在混乱的事实中迷失方向，导致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单纯运用演绎的方法而不以归纳为基础，就会脱离实际，流于空洞的推理，甚至会作出错误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密切地注意到了归纳和演绎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例如，对劳动日的研究，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只能确定劳动日要比必要劳动时间长，否则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设想；但是，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劳动时间究竟有多长，只有通过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归纳来说明。
第二，对《资本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关系的认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也是马克思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进一步的展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研究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序言中说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生硬地区别开来，一方面认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另一方面也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是从抽象再到具体，基于此，程恩富提出，研究方法不能从狭义方面来理解，应当从广义上去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完整含义是先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完整过程；而叙述即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后一阶段，因此可以说，二者的区别只是形式，其实质是一致的。因为从根本上看，二者都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的实际运用，所不同的是，研究方法的起点是充分占有材料，而叙述方法的起点是立足于简单的范畴开始，都归根结底都包含着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19]。
程恩富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因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从概念开始，而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的经济生活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思维的能力，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寻找它们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然后通过表象蒸发的抽象的规定，去把握思维中的具体。因此研究方法中的前一个“具体”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感性的具体，这时，思维对这种由多种规定性构成的整体还没有清晰的反映，客观对象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方面、属性和关系还没有被认识，它在思维中还是呈现为一个浑沌的表象。人类的认识就是从这种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十分生动的“具体”开始的。如果对这个十分生动的具体有了本质的认识，也就构成了一个思维的抽象过程；如果用概念或范畴来表示客观存在的某一本质、必然联系和规律时，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客观存在的抽象规定。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是认识发展过程的一个飞跃。但是，抽象只是客观存在的某一个质的方面，而不是全体，它只是认识客观存在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人们的认识离开十分生动的感性具体，却是为了接近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思维中的具体。所以，后一个“具体”并不是对前一个“具体”的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意味着人们在思维中掌握了具体。因此，程恩富指出说，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表明人类的认识由接触感性具体开始，通过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运动，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0]因此，叙述是把研究的结果用一定的方法在理论上再现出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里的“抽象”作为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不是表现为“整体表象”，而是表现为在简单的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抽象”和“具体”反映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经济范畴本身所包含的规定性的简单和复杂的程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就是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采用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一片浑沌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探寻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从中抽象出一系列的经济范畴，并找到了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从而通过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一步一步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地增加规定性，即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再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从而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从理论上揭示出来，写下了三卷本的《资本论》。《资本论》就是采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光辉典范。”[21]
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程恩富对《资本论》进行了富有开拓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与探索，不仅开启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论》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学界对于《资本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几个方面外，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还包括对《资本论》研究态度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于《资本论》中其他重要观点的具体阐释，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对于他的《资本论》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总体性的概览与总结，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没有具体性地展开进行论述，例如，致力于摆脱传统的苏联科教书对《资本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视为资产阶级批判的经济学的理论定位，程恩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了《资本论》未来研究的动态趋势，提出了富有见解的新理论，分别从《资本论》研究的发展观、研究的多维性、研究的辐射面、研究的纵深度、研究的新方法、以及研究的新群体共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释[22]。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创建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资本论》研究专家，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丰富的，本文的研究难免有许多遗漏与不当之处，因此权当起抛砖引玉之用。
**作者简介：卢国琪，南京审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为程恩富教授的高级访问学者。
[1]陈叶军：《重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1日。
[2]陈叶军：《<资本论>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3日。
[3]转引自陈叶军：《<资本论>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3日。
[4]陈叶军：《<资本论>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3日。
[5]参见程恩富：《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学术月刊》1985年第10期。
[6]王志毅：《<资本论>中的股份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晋阳学刊》1993年第6期；季平：《浅谈<资本论>中股份公司产权结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2期。
[7]程恩富、马艳：《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财经研究》2002年第10期。
[8]程恩富、汪桂进：《价值、财富与分配“新四说”》，《经济经纬》2003年第5期。
[9]程恩富、顾钰民：《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拓展》，《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10]程恩富、施锡铨、朱富强：《经营者收入的博弈分析——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拓展》，《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4期。
[11]程恩富：《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12]程恩富、汪桂进：《当前剥削理论与现实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
[13]程恩富、李存荣：《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14]程恩富、李存荣：《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1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17]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1页。
[19]参见程恩富：《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3~24页。
[21]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2]参见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