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假设是科学演绎和推理的必要前提，是内涵于所有范式经济学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就大量地使用了理论假设，只是“后来人们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往往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来指谓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而不愿把这些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1]人们往往把假设等同于脱离实际的空想或幻想，如果把称之为“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的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视为理论假设，那就等于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假设是有不同内涵和不同类型的。程恩富教授在1999年发表于《财经研究》上的文章《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就理论经济学的假设做了具体的分析。程恩富教授认为，假设可区分为假定与假说，其中，经济学上的假说法，“是指以现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便，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是科学的，几乎每一个理论假设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即使如此，由于经济学假设的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实践对理论假设的检验也是相对的。不过，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构建是不能乱假设的，必须对其进行分类分析。程恩富教授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抽象程度、覆盖面以及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将假设划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和“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就属于片面的、远离现实的假设，而“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则是不科学的假设。
重建中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应构建反映中外市场经济特点的理论假设，并更应强调理论假设的科学性、规范性、辩证性和现实性。这是因为：（1）不同的理论范式若要进行比较和沟通，或是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或借鉴，首先两个理论范式必须具有通约性，即要有可以对话的共同语境。理论假设是能够提供这种对话语境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理论假设代替公理、原理等表达方式，更利于对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进行检验和完善，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3）以理论假设代替公理、原理等表达方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重建中的理论经济学，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理论假设的这一表述，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假设及其前提条件。[2]例如，“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大体同时具备诸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前提条件时，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3]
在对假设的内涵、分类和必要性等内容进行充分论证后，程恩富教授对构建中国现代理论经济学作了初步阐释，即“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假设，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假设，并据此确立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4]
21世纪初，程恩富教授对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提出了与西方经济学“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理论假设相对的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2007年，程恩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对这四大理论假设进行了系统的阐述。[5]2009年和2014年，程恩富教授根据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又分别提出了“公有制高绩效假设”[6]和“市场和政府双调节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内容。这方面的工作在国内目前还未有学者作出很好的研究，程恩富教授在理论假设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前景。程恩富教授对此做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和“学术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正在快速向前发展，一大批老中青经济学家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中，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目前已呈现出五大发展态势：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7]这五大发展态势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更是对程恩富教授本人在探索中国经济学重建之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最好总结。
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中，程恩富教授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成果：第一，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阐明政治经济学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并按此体系主编和出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被刘国光教授等评价为可以与西方经济学媲美；第二，独创性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资源与需求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公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民生导向改革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思路；第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阐释了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弥补了马克思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研究的不足；第四，创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及其刊物，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交流和借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2006年程恩富教授又主编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卷、欧美卷、日本卷、苏联俄罗斯卷和中国卷），成为我国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多卷本学术专著，为我国更好地引进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素材。
“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8]这是已故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为程恩富教授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所写的题词，这也正是程恩富教授的真实写照。同时我们也坚信，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在程恩富教授“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基本学术方针和创新原则的指导下，必将越走越宽广，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1]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3]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4]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
[5]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程恩富：《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3 期。
[8]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