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国**
中国经济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中国经济学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氏时期和尧舜禹时期的重农主义思想，一部《管子》囊括了多少精辟的经济学思想。管仲、商鞅、桑弘羊、刘宴、杨炎等人的经邦济世实践，又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过春秋时期的萌芽、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发展，趋于成熟，后经两晋至唐宋的完善和发展，终在外族不断侵入下走向没落，伴随着魏源号召“向西洋人学习”、国人醉心于“到西天取经”而终结。[1]
直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探求“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原理”的中国经济学才开始复兴。王亚南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并以《中国经济原论》将中国经济学列为专门。[2]不过，改革以来结合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现实，立足于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中国经济学新体系尚未出现。究其原因，或许主要是因为“唯书”、“唯上”和“跟风”，而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程恩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明确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创立“海派经济学”，打破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平静了多年的湖面，吹响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的号角。[3]这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创立海派经济学为标志的，是强调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其理论名称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它是马列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经济学派，是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范式”[4]，又称“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后现代经济学”[5]。另外，当时采用海派经济学的名称，是具有以下三层含义的：
第一，程恩富提出：“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的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就是“海纳派”。
第二，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力求在科学的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新范式，因而就其理论内涵来说，可称之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
第三，海派经济学的发源地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上海学派，但不限于上海学者，也不等于上海学者都赞成这一学派的观点[6]（上海解放前就诞生了“海派戏剧”、“海派绘画”、“海派文学”等“海派文化”，并与“京派文化”和“海外文化”互动）。
就范式而言，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在立场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寡头”立场和“帝国主义者”立场，而是站在广大劳动阶级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国家的立场。
第二，在研究倾向上，将继承、批判、超越与创新相结合。除了继承“马克思范式”强调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不良现实和错误观点的反思批判的理论研究之外，还继承“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侧重于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策论研究；既继承“马克思范式”的哲学和数学的表达倾向，又继承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象表达；不同于中外流行的“教条主义范式”、“形式主义范式”，倾向于结合国情和世情进行解构与建构相结合的实质性研究和创新。
第三，在研究的方法上，不同于“无国度性、无阶段性、无阶级性和无意识形态性”[7]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即不同于在虚构的、超越了时空的假设基础上做纯粹的抽象演绎或数学推导的“黑板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是采用马克思主义一贯所主张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研究方法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各种方法。
对于重建中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程恩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阐述：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物质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涵盖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等基本层面的内容”。[8]
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另外一种表达是“中外经济实践”），应该成为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9]要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0]“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11]可以说，不仅应该包括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也应该包括所有其它类型的经济实践，尤其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经济实践。虽然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有所不同，但也还是有所相同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历史的纽带总是割不断的。诚然，当代中外经济实践，无疑是研究的重点。
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程恩富明确指出：“重建中国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务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12]“科学的经济学必定是能够揭示经济现实的内外在机制和发展变化规律，深刻地从本质原因阐述表面经济现象的学说。” [13]只不过说，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往往与普适性的自然规律不同，很多是具有时空性、国度性和阶级性特征的。
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程恩富等指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必定是能分清经济现象的真相和假象的学说，从而是能够指导人们遵循客观规律从事经济实践，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按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的科学”。[14]显然，重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海派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实现中国可持续国强民富和世界经济良性发展而寻找“策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构筑我们经济学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和思想学术高地。
第一，问题意识导向。
“‘问题意识’是经济学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积极反应。……‘问题意识’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问题自身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 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15]
进一步地解释，在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以力图解决中国经济实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这些问题又要以中国及其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少数人甚至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在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探求科学对策的过程中,创建新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只有这样，创建的经济学理论才有生命力，才有感召力，也才有致用的价值。
比如说，诸如以下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学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始终无法根治金融经济危机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二，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计划经济体——苏联和中国，相继转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未来共产主义是否还要实行高水平的计划经济；第三，如何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就业、分配、金融、粮食、自主创新等国计民生大问题；第四，如何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问题；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方面有何根本区别；第六，应该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谈判绩效，如何有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新型经济控制、掠夺和寄生；等等。直面这些尖端难题，程恩富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有越来越充分的诠释。
第二，学术创新原则。
关于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学术方针或创新原则，程恩富等主要有以下阐述：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指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需要，在历史传承和现实借鉴中不断实现自主综合创新的过程。具体来说，应当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16]“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倡实质性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17]可见，程恩富对海派经济学的基本学术方针和创新原则，在2008年已初具雏形，到2012年，在“综合创新”前，增加了“党情为要”。
若再追踪溯源，在1999年的《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就已经显示出程恩富在开始考虑海派经济学的基本学术方针和创新原则了。他在该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因而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均有异同点。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达方式，可称之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点，科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18]
这里只深入讨论一下“国学为根”和“马学为体”。对于“国学为根”，程恩富等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含义：一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学思想，一是中国传统经济因素。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多重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所生产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经济学之‘根’”；“同时，借用生物学的说法，传统经济因素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19]
这两个方面其实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类似于共生关系、表里关系。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学思想（理论），是中国经济实践在人意识上的反映。正是由于在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中，尤其是从春秋战国至今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经济实践有它相同的地方，所以，就注定了古近代经济学完全有可能是非常精辟的，也注定了它是我们重建中国经济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源泉。不要说，人都须要衣食住行，人都需要分工、交换，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人须要抱团以增加抵抗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等等，这些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经济实践特征了，就单说中国与西欧诸国相比，其经济实践就有诸多特殊性。
比如说：从生产条件或要素禀赋来看，（1）中国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土地广袤、肥沃，江河湖泊密布，高山丛林众多，中国经济的外围辐射比较广阔（如中亚、东欧、东南亚）；（2）矿产资源丰富（不过，这个特征在当代已逐渐弱化）；（3）气候多样、温暖适宜，不仅适宜于农作物、飞禽走兽、鱼类等的生长，也适合人口的繁殖和生长。
从生产结构和生产经营组织模式来看，（1）国民经济以种植业为主，以养殖（有的地方还加之狩猎）为辅，并且精耕细作、高度发达[20]；（2）自给自足为主，分工交换为辅，农村实行农工商多样化经营；（3）城市工商业实行行会等形式的计划管理。
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消费的价值观来看，（1）崇尚国强民富、国泰民安、经世济民的国家治理理念，均贫富、耕者有其田、大同社会成为衡量当政者的善恶评判标准；（2）社会崇尚安贫乐道、勤劳节俭的消费观。
若我们不从中国先贤那里，去吸取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认知，那对中国经济实践背后所蕴含的规律，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不认知过去，又如何能认知现在呢？不认知现在，又如何能为国强民富、国泰民安献策呢？不仅如此，在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中，还有众多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哲学等高妙智慧，是需要我们学习和传承的，尤其是其作为文明内核的仁爱思想，更是需要我们发扬光大的。所以，要以国学为根。
对于“马学为体”，程恩富等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处理多元经济学思想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扩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21]
对于“马学为体”，我们还可以在程恩富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做一些引申。“体”，在此是指“体格”、“框架”的意思。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格”、“框架”是什么呢？我认为，除了在方法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民大众利益立场（“脚”和“头”）、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两只手”）外，还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躯干”——社会生产—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与分配格局—社会再生产趋势（其中，社会生产方式是因，社会再生产趋势是果，财富分配是联结这二者的关键），以及其“双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论。
也就是说，重建中国经济学，脚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利益立场、头脑里要装着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两个手段进行研究和分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论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论“两条腿走路”，以剖析经济这个“躯体”——某种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财富分配方式及其分配格局、进而阐明其社会再生产的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改进乃至变革策略。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学体系，不站在人民大众的利益立场、只谈致富，它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不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能客观地揭示经济规律和原理；不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及其分配格局，而能深刻透彻地说明国民经济运行的趋势；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相互作用上去理解历史的演变，而能提出高瞻远瞩的精辟的治国方略。
海派经济学研究，除了需要遵循上述方法外，还结合以下四个学术方向来进行变革：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但海派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并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以我为主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数学化”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滥用或迷信数学，而是科学地使用数学工具。[22]这些细微地方的差别，都体现出程恩富思想的精深与独到。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XKS001）。
**刘明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三农”问题。
[1] 注：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国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终结于康有为，详见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24.
[2] 注：有人以中国古代没有类似于西方那样的专门的经济学著作为由，说中国没有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崇洋媚外言论。为何要以他国的标准为标准呢？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的学科，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实际、逻辑上是否自洽、是否有用，至于是否列为专门原本就无关轻重。用是否列为专门来评判中国是否有经济学，往重的说，是一种打击国人自信、民族自尊、试图阉割中华文化之根的奴化思想。
[3] 注：1994年4月7日，程恩富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 程恩富，王小文.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革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1):158-170.
[5] 程恩富.经济学的综合创新与构建海派经济学[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3) :66-68; 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7(6):11-20.
[6] 以上三层含义，参见海派经济学网（2014年11月23日），http://www.hp1995.com/aboutus.asp。
[7] 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2.
[8] 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J].财经研究，1999(7): 3-7.
[9]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J].学术月刊，2000(2): 75-89.
[10]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与全面重建[J].红旗文稿，2008(18): 17-20.
[11] 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2.
[12]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J].学术月刊，2000(2): 75-89.
[13] 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
[14] 同，第22、5页.
[15] 程恩富、张建伟.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更新[J].经济学家,1999(3): 78-82.
[16] 程恩富.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J].高校理论战线，2008(3):21-23；程恩富.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J].财经科学，2008(10):1-4.
[17] 程恩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较——当前多元思潮激荡下的马克思主义[J][.人民论坛，2012(3）:23-25.
[18] 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J].财经研究，1999(7): 3-7.
[19] 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4.
[20] 注：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特征已经开始弱化。
[21] 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
[22] 详见程恩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