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茂 伍 装**
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化，是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标志和趋势，也合乎全球经济思想史演化发展的规律和惯例。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原名海派经济学）。研究这一学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成长起来的，这发轫于1995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组委会并召开研讨会，以及后来正式成立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要是由程恩富教授领衔首创并推动发展的。当时在程恩富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洪远朋教授的支持和参与下，主要以顾珏民、马艳、冯金华、周肇光等教授为代表；后来在江苏成立了“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主要以李炳炎、何干强等教授为代表；再后来在北京、广东、天津、河南、吉林等全国各地，都有一批积极赞同者和参与者，呈现出学派的开放式。我国以程恩富为首的这批老中青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持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着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说来,一个经济学派形成的标志是：存在着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科学共同体”；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学术渊源；采用基本一致的方法论、分析工具和话语系统；存在着传播学派共识的理论刊物及其大量学术文献等。由此看来,海派经济学是从初始地域来界定的，即由上海学者发起的经济学的上海学派，但其理论内涵和特征则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该学派的形成符合国际学术标准和惯例，已是客观事实。
经济学派的形成离不开不同经济学派之间的争鸣。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在与引入中国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竞争中产生和发展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始终坚持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努力寻找马克思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积极探索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道路问题。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争,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学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涉及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目标和前途，以及世界经济如何良性发展等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主要是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争论中,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中逐步发展的。
首先，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价值观念和范式革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初期,它综合了此前一百多年人类的优秀经济思想和思维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以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福利为价值导向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甚至涉及到范式的革新，这种范式的革新主要包括分析方法的精细化和模型化（如2006年6月由程恩富主持的“全国首届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所倡导)；树立“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观念；确立新经济人假设前提（如程恩富所提出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新经济人论）；抽象出市场运行方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明确“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和运行机制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一方面坚持经典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注意吸收新的科学分析方法,以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总体分析框架,采用综合分析方法论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程恩富主编《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一书）。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迫切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析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以及研究从和谐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等问题,在这方面,张薰华所提出的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论点，程恩富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具有代表性。
其次，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如何增强自身的吸纳机制和自增强的机制。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交锋中,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旗帜鲜明地提出“公有制高绩效论”，反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道路；通过中俄经济改革目标、路径和绩效的系统比较，提出中国经济改革路径选择和目标体制确定等正确理论分析。显然,这是坚持和发展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价值观的表现。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反对将马克思经济学当作僵化教条,而认为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创新和发展,尤其重视吸收不同经济学派的精华，特别是借鉴现代科学分析方法,从而不断改善和增强理论的吸纳机制和自增强机制。
所谓吸纳机制和自增强机制,是指一种理论范式能够不断地吸收新理论元素、新分析工具和价值观念,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作用和能力。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清楚地知道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新和发展，如果囿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势必会窒息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所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除了运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当代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之外,它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这不仅仅表现在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和论证,而且也表现在新的分析方法的采用和探索上。虽然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科学革命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但它能够以现代方法论和新的科学视野来重新审视经典马克思经济学,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总结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丰富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大范式内部的革命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这种探索的突出成果即表现在重新铸造和改善马克思经济学内部的吸纳机制和自增强机制，这也同时构成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生命力的主体。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理论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实践。从根本上说，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产物，换句话说，这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形成和成长最根本的条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等方面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渐进式改革，这些改革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艰苦探索，也给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形成和成长既解决了马克思经济学在新的中外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问题，又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与西方引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避免从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始终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和价值判断，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于单纯科学理性主义的自然演进观，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学基于这种方法论和价值判断而企图在中国建立私人资本权力等级制社会（如美国、瑞典等样板国家）,而坚持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经济制度的演变，进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在于其分析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点是始终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通过深入发掘和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指出重建中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必须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经典理论的渊源，但又不能盲目排斥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分析方法，而应该积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在批判地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 切忌“食洋不化”,否则，从以前单纯的“苏联范式”一个极端走向“美国范式”另一个极端，都会引起思维和实践的失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还强调中国经济学应该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程恩富强调，时代需要我们能够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这就必须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如借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系统论、生物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现代方法和知识。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独特地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方法、假设、原理和政策。这里仅概述其中五个理论假设和原理。第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价值说”，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
第二，“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又有严重错误，那么，应当用什么相对应的理论来教育干部？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已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肌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
第三，“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对资源与需求相互关系的描述有相当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惟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辨证性。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作这样的假设可能更全面和科学,即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简称“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
第四，“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这同最近中央强调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一致的。[2]
第五，“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须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必然低绩效。
研究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形成和成长,不能不提到它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范式竞争。那么,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主要强调以下几点:其一，主张采用综合方法论，反对单纯的科学理性主义。这种综合方法论应该以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积极吸收不同的科学分析方法。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反对经济研究中的单纯数学化倾向，它更加重视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强调经济现象和经济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反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其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派是一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强调公有制的高绩效和高公平，认为制度、权利、机会、过程和结果越公平，效率就越高。正是因为如此，该学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在私有产权基础上建立一种资本权力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这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核心价值判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始终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精神，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其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强调现代经济学中的“中国价值”和“北京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和“瑞典模式”。通过借鉴前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提出了 “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经济全球化利弊不确定论”、“国家经济安全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等,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全面革新现代政治经济学,编写初级、中级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配套教材和教学资料。由程恩富、马艳等领衔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科学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的负面影响。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因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更能显示其本质，也符合英语传统的准确称谓。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指出，综观20世纪最后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接着又很快爆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和财政危机。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该学派还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宣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宏观调控。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3]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也科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改革的负面影响。该学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本质区别。从经济制度层面看,就是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邓小平语)，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江泽民语）。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良性发展。[4]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在2O07年6月25日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依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形成和成长的过程是一种艰辛而曲折的过程，它既面临着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并向现代转型，更面临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转型国家实践中的破产，随着马克思经济学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必将不断发展和壮大。
最后，我们想指出，评价一个经济学派，可以从一个学派产生的学术渊源、该学派在经济实践中的作用，以及一个学派对后来经济思想影响等角度来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学部委员领衔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马克思经济学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该学派不仅坚持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且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探索及其相应的范式变革，弘扬了经典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科学精神和现实解释力。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对中外未来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将发挥越来越大的现实作用。从1995年成立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算起，亮出我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旗号已有整整20年。从该学派走向世界，于2006年4月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成立大会（程恩富教授被推选为会长）和首届论坛算起，已有整整10年。这从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召开每年年会数十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宣言中，可管中窥豹。现在每年，该学派都在国外召开各种理论和政策研讨会。程恩富教授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程恩富选集》等国内外论著、上报中央和获批的内参和全国人大建议，以及主编的《海派经济学》（季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国出版的季刊）等；作为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学者、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常在省部级和局级及大公司作报告，均反映了该学派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和现实影响力。
要言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倡导和践行“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原则，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直面当代世界经济变化的现实，能够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在弘扬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上已经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该学派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的典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搞教条主义，对多流派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传统国学也不搞教条主义，即同时反对“马教条、洋教条、古教条”。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改造力在于它的综合创新,尤其重视吸收古今中外不同经济思想的精华，不断丰富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型。该学派已在不断科学地超越马列经济学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系统重建合乎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规律的中国现代经济学，逐步实现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原载《海派经济学》2007卷第18卷，第86-93页，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修改，第二作者为伍装）
*原文发表在《海派经济学》2007卷第18卷，第86-93页，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叶正茂,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劳动经济学；伍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1]程恩富等人提出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新经济人论”、“公有产权定律”等无疑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最强音”。
[2] 程恩富.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07（1）.
[3] 程恩富.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 求是，2005（3）.
[4] 程恩富等.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N]. 中国教育报，2007-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