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目前，贫富分化、失业、环境恶化等问题正越来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理论上有重大缺陷的主流经济学早已不敷应用。这样的形势，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实际上，对主流经济学提出质疑的声音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不绝如缕！而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足以扬弃主流经济学的正确理论。也许只要改变一下观察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站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巨人的肩膀上了。”[1]观察视角的改变，也如学界所反复强调的一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发现“完全不可分离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2]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在资源配置方式理论阐述中所彰显的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唯物史观情结说明，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看待经济社会现象，从中找出具有启示意义的思考路径，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照现实”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理论创新的需要，而这种内在的要求和创新的需要，将为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和丰富发展，开拓出广阔的路向。
(一)对“需要”概念的科学界定超越了片面的消费观，实现了消费观的科学变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世界范围内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对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它热情地鼓励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而破坏了新教道德”[3]，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4]，并朝着服务资本增值需要的单一的工具理性向度畸形扩张。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说明，金钱和财富不仅具有了手段的意义，而且成了目的本身，成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例如“在美国，购物已经变成了一种首要的文化活动。”[5]消费由满足生理需要异变为满足人们虚荣、品位、炫耀等心理需要，由生活手段蜕变成一种时代潮流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里，人的需要增长的原因已经从既往的自发扩张转变为企业、媒体乃至于政府人为地有意‘制造’”[6]。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浸润多年的当下中国，这种消费主义现象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实在难以小觑。有学者就指出，在摆谱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们贪污腐败、浪费公共资源以满足自身的虚荣心的惯用伎俩的中国官场上，其危害之大、影响之坏，给国家、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恶劣的[7]。可见，消费主义及其衍生品，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人自身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都是悖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究其根由，主流经济学“需要无限论”的忽悠和误导难撇其咎。“消费自由——我消费我快乐、我做主我消费等口号，也仅仅具有广告的诱导和商品意识形态意义，与‘真正的人’相距甚远。”[8]消费观作为社会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直接关涉人的发展，关涉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建构。要改变消费观，超越消费主义，就必须给“需要”以科学、健康、合理的定位。只有彻底批判和纠正主流经济学“需要无限”的思想误区，合理地定位“需要”，才能超越消费主义的误区，给人们以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导引，在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同时推进人的身心如身体素质、思想素质、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显而易见，“双约束假设”对“需要无限论”的颠覆性批判，对“通过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和结构的科学调节等途径来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的倡导等，超越了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特征的消费观，在引导社会实现促进内需与合理消费之间的平衡，实现消费观的科学变革方面，做出了清晰而突出的贡献，从而对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违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本性的起底揭露，对规避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变换”的现实路向的科学设计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不仅列举了与该假设的客观要求相悖的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现象，如上所述，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环境的不友好利用等等，而且明确地把对资源的稀缺与丰裕、需要的限制与满足、机会成本的确定与选择、效益的结构与提高、节约的实质与途径、环境的利用与保护等的一般含义和社会约束条件的解析，以及更加科学地给出理论抽象和政策意义作为变革中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这说明，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已经把资源环境等因素纳入到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要素之中考量。这种认识一改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资源环境因素当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认知，启发人们在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机制时，不仅要考虑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无限超越性、需要的满足等因素，同时理应充分地考虑到资源环境的有限性、边界性、承载力等因素。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把资源环境等因素只当作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更为主要的是，要把其视作社会发展的内在的、越来越重要的变量来加以研究。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人、社会和资源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因为“当一个社会认识到它不可能为每个人把每样东西都增加到最大限度时，它就必须开始作出选择。是否应当有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荒地或者更多的汽车？给穷人更多的粮食，或者给富人更多的服务？对这些问题确立社会的答案，并把那些答案转化为政策，这是政治过程的本质。”[9]我们有理由相信，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给出理论抽象和政策意义”以谋求现代政治经济学时代课题的解答的同时，也必将启发人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机制以更深入的思考。
(三)对“资源有限需要无限假设”所漠视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揭示，开拓了理论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所揭示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这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只能推出生产与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然而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限-有限”模式。“有限-有限”或“大-小”模式导致生产过剩（包括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导致失业，失业导致贫困。即“资源稀缺需求无限→生产过剩→失业→贫困”的因果关系链：资源稀缺需求无限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生产过剩导致劳动力闲置即失业率升高，而失业率升高导致贫困问题加剧；同时失业率上升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未失业劳动者在竞争压力下会选择接受更低的工资，从而加剧相对贫困。于是我们看到，长期以来，生产过剩在被主流理论完全无视的情况下只好以扭曲、变态的方式顽强地展示它的存在，成为令人头痛的失业、贫困以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可见稀缺性假设这种与现实世界隔膜很深的所谓学问，既不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0]。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轨道上，以双约束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起新的分析框架，这样由稀缺性假设到双约束假设的模式转换，必将引起解决当下贫困或贫富分化问题的经济学革命，进而为唯物史观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
如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确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力决不能像机器原料那样在经济增长中被贬损，相反，必须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经济发展固然少不了物质再生产，同时更少不了人力再生产，即须臾离不开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这就是“人力支撑”。只有当“两个再生产”相得益彰，经济方能健康发展。马克思把劳动比作太阳，认为“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11]当下中国的不“均衡”现象，与资本较之劳动的过于强势因果相关。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以及学界对“有限-有限”模式的深入细致的揭示，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失业与贫困对人力支撑的“贬损”从而对两个再生产和谐关系的严重影响。只有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使劳动真正成为太阳，并藉此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力支撑，两个再生产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然而“在资本与劳动的交往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立场总是站在资本权力一边，按照资本的利益阐释资本充分自由原则的合理性。”[12]因此，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创新逻辑的激烈对话，包括为如何处理具有本土特色的资本创新逻辑问题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客观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并成为“当代出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大挑战”[13]。直面这种“挑战”，在实践中形成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的有效“驾驭与导控”[14]，以“破除附着在市场经济身上的意识形态神话，还原市场经济对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意义”[15]，必然孕育和催生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当代形态。
再如，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对资源稀缺而欲望（需要）无限假设所漠视的生产过剩（包括产能过剩）的根源的起底揭露，凸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16]，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做出了时代高度上的确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重复爆发。其他如在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发展路向等方面，双约束假设在给出科学真理的阐释的同时，其对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重视，如对“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思熟虑的选择性”、“社会约束条件”等方面的强调，尤其是三个“内在要求”的阐发，均具有丰富和充实、启示和促进作用。
[1]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J].经济学家，2005（5）.
[2] 鲁品越.剩余劳动与唯物史观理论建构——走向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J].哲学研究，2005（10）.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15.
[4] 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 艾伦·杜宁.多少算个够[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97.
[6] 陈新夏.科学发展视域下的消费观变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
[7] 参见青连斌，晏荣.“摆谱”现象的文化基因解剖[J].人民论坛，2011（10）.
[8] 郭强.新发展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175.
[9] 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1.
[10] 卢映西.从稀缺性假设到双约束假设——由贫困问题引入的新视角[J].经济纵横，2013（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27.
[12] 任平.论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视域[J].哲学研究，2014（10）.
[13] 任平.论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视域[J].哲学研究，2014（10）.
[14] 参见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
[15] 刘荣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还原与中国实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
[16] 参见卢映西.生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