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建**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发表了程恩富教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了由程恩富教授领衔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作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奠基理论，“五大理论假设”植根于中外经济改革实践，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以其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宏大气派，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观照现实的求真态度和理论构建上的前瞻视野。本文以唯物史观为观察视阈和分析框架，就“五大理论假设”中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谈几点认识。
（一）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理论创新
第一，两种资源配置理论的甄别。程恩富教授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继而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全面而深刻地对之进行甄别。如在人这一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方面，在资源配置方式即计划或市场、公有或私有等方面，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赖以进行的社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方面，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所关注的社会历史的维度、深厚而丰富的内涵和辩证思维的方法，都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难以企及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如此全面深刻的对比、辨析和集中阐释，尚属首次。
第二，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提出。程恩富教授指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有限与需要(欲望)无限假设”的三大缺陷，即缺乏“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过分强调人类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源于资源的‘稀缺性’，而不强调源于生活需要”；“没有明确区分需要的种类及其约束条件，笼统地说需要始终处于无限状态”。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可见，“双约束假设”是建立在对流布久广的西方理论的反思之上的，这样鲜明而彻底的反思在西方经济学几乎一统天下的当下，其理论勇气和逻辑扩张力均非同凡响。
第三，“双约束假设”的“内在要求”的阐发。一是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物的资源利用以及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遵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通过科技和管理的改进等途径来实现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以寻求资源相对有限和需要相对无限矛盾的解决；二是在需求的不同种类和层次的满足上，提出“通过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和结构的科学调节等途径来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并指出“关键在于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多种结构的均衡关系”，并强调“人们的有货币支付能力”和价格水平对需求的影响；三是在资源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的宏观经济体制上，指出“公有主体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会更有效地“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不难想象，倘无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思想的长期浸润，即便有了“双约束”的萌动，也难成三个“内在要求”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相关研究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提出以来，在学界持续发酵。以下面几方面的现象为表征，包括这一假设在内的“五大理论假设”的影响可圈可点。一是在高校经济学讲坛上，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局面被打破，西方经济学受到现实经济生活和理论研究愈发严峻的挑战，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焕发出其应有的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命力。这与“五大理论假设”其釜底抽薪的反思力量和真理启迪的作用，密切关联。二是众多学者对之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持续的研究热情和鲜明的研究取向，“双约束假设”的学习和解读、研讨和阐发成果陆续见诸报刊，其间一些成果也得到学界泰斗和同仁的高度重视。比如，南京财经大学的卢映西教授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对“双约束假设”理论进行了持续、系统而又深入的阐释和引申，代表作品有《生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从生产过剩的视角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从稀缺性假设到双约束假设——由贫困问题引入的新视角》（见《经济纵横》2013年第6期），等等。徐州市委党校的程言君教授在其论文《“四大理论假设”对经济学传承和超越的人本视角——<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评述》相关章节中，深入探讨了“双约束假设”的人本学意义。学界普遍认为，卢映西和程言君等众多学者的引申和发挥，成为“双约束假设”所引发的经济学革命涌动的前奏。三是国际国内影响广泛，受到高层重视。多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掌门，程恩富教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新马克思经济学学派理论成果方面不遗余力，国内外影响广泛而深远：作为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在统领学术研究方向、筑牢学术研究地基和培育学术后备军等方面，成就卓著[1]。就在“四大理论假设”酝酿和写作的同时，程恩富教授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了讲座，并参加多次座谈，这对高层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这正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努力工作和影响扩大的反映。
(一)突出社会生产中人的应有地位，恪守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价值取向
1.“双约束假设”首先批判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重点是“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表象关系”这一见物不见人的本质特征，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源本地位。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仅“研究起点与终点都是人”，而且“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资源配置与现实制度联系起来辩证思考。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理论前提，不仅缺乏历史的高度，又被“人与物或人与人的表象关系”所桎梏，撇开了市场经济关系掩盖下的人们之间的根本性利益矛盾。这无异于是把“黑人”等同于“奴隶”的形而上学式的“狭窄的研究对象和思路”。
2.“双约束假设”通过对“资源有限和需要无限假设”三个层面根本缺陷(即在假定对称层面上“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在资源利用层面上缺乏空间和时间等限制条件，在需要满足层面上含糊的需要种类和约束条件等)的深透分析，凸显了主流经济学与科学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距，以及主流经济学非本质、非人本性的研究特质。
3.“双约束假设”三个“内在要求”的阐发，如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期许，对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人力资源的浪费”的批判，均是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出发，以人的存在、人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生活等唯物史观的终极目的——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同时也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戕害自然、浪费人力的资源配置行为倾向昭然若揭。
学界通过对“双约束假设”的研究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不过就是要消除贫困，建立一个让每个人‘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从而‘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社会。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实现这样目标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欠缺的只是经济理论和制度上的创新。实际上，让每一个人‘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这本来就是对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要求，决不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的消费能力也是稀缺的，而且比生产能力更为稀缺，我们就能看出，我们现在已经被现实生产力推到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的门槛上了。”[3]
(二)遵从和彰显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唯物史观基本要求
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和题中之意。“双约束假设”的第一个“内在要求”列举了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环境的随意污染、物品的过度包装、不可再生资源的滥用、循环经济的轻视、物种的人为灭绝、生态的战争性损害、人力资源的浪费等“双约束假设”所坚决反对的现象，指出这种不合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现象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有限而需要（欲望）无限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误导所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起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违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本质特性。“双约束假设”的第二个“内在要求”针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现象日益严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即生产过剩问题）难以解决，需求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合理化难以实现等现象，指出必须通过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和结构的科学调节等途径来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通过公平分配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以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双约束假设”的第三个“内在要求”指出，公有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较私有主体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和优势）的地方，在于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和国家的主导性调节互补地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进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要满足的极大化。这才是唯物史观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由此可见，“双约束假设”的三个内在要求所实现的资源配置方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切实地奠立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要求的高度之上。
(三)为实现未来社会“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规定了“现实的运动”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是以对“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这两对矛盾的关注为主线，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为理论旨归的。他们认为，未来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
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清楚地表明，资本失控的幽灵在贪婪地侵蚀着99%的草根阶层，财富生产与民生需求的脱节致经济严重失衡、劳资天悬之隔、社会矛盾激化。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享有较高声誉的英国学者I·梅扎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这恰好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产生财富的必然的特征。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实践“从属于不断扩张的资本生产的异化规则”，而“不考虑它对人类需求的意义”。为了使财富的生产成为人的目标，就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并使之处于后者的支配之下，而恰是这一点构成资本取得成功的主要秘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从而需求的既定界限则限制不了资本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指向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在现存需求的前面，并成为对后者的强大刺激。”[7]可见，西方文明支配下的“物质变换”形式不能做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做不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条件下的“物质变换”。
上述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三个“内在要求”也说明，善待自然环境这一“人的无机的身体”；追求社会生产中的人本生存状态，对“有效需求、改善民生”这一真正“属人”的经济活动目的的恪守；对公有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如更好地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要满足的极大化的揭示等方面，为规避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和资本统治下民生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等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为各国政府谋求推动普惠于社会民众的经济发展规定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向，为实现未来社会“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规定了“现实的运动”的基本内容，昭示出一条走向未来社会美好愿景的沧桑正道。
** 王新建，教授，淮安大学(筹)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2009年4月至2011年3月为程老师的高级访问学者。
[1] 程恩富教授领衔主编百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创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等，对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国家一级综合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海派经济学》等多种期刊。
[2] 习近平.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J].马克思主义文摘(卷首语)，2014(8).
[3]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J].经济学家，2005(5).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7] 参见陈学明.人类超越资本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读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一书[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