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坚持正确的方向。程恩富教授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他从产权、分配、调节和开放四个层面科学地界定了加快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内涵，即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1]。
所谓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程恩富教授指出，这一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他认为，完善公有制主体与私有制辅体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要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导向下增强两种所有制的共生性和互补性，做到“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非人为地“公退私进”或“公进私退”。不过，他强调，面对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我国经济许多领域的严峻局面，当务之急是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加强合作而非内耗，共同参与和应对外国垄断资本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2]。
（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中，广义的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独资形式，又包括以公有资本控股的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持股形式和交叉持股形式。程恩富指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常态下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3]。
首先，公有制企业在初次分配领域能够通过避免贫富的严重分化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要通过确定利润、积累与劳动者报酬之间的适当比例来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要通过具体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来降低劳动者之间报酬差距的不合理性，促进初次分配领域的相对平等（即共同富裕）[4]。因此，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其次，公有制企业为国家矫正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的功能弱点提供了必要保障和财力支撑。一方面，与私有企业和私有垄断公司的反国家调控特点不同，公有制企业一般愿意服从和配合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性调控。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是国家为以熨平经济波动而调节经济的重要财力来源。改革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上缴利税一直占国家财政收入相当部分。2014年1-12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24765.4亿元，同比增长3.4%；国有企业应交税金为37860.8亿元，同比增长5.7%[5]
第三，公有制经济通过填补其它所有制的投资空白，来弥补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的严重不足，促进经济全面而均衡地发展。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资金回收周期较短、风险较小、利润率较高（一般在短期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经济领域。在这些领域，公有制经济可以与其它所有制实现公平的商业竞争。而一些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但因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利润率低（甚至低于平均利润率）、涉及国家核心安全而不适合其它所有制的领域，只能由公有制经济来运营。在这些领域，公有制企业并不完全以本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程恩富教授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激发经济新常态下的市场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领域主要是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规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即资金回收周期较短、风险较小、利润率较高（一般在短期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经济领域。在这些领域，公有制生产单位与其它所有制的生产单位展开公平的商业竞争，从而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
其次，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通过降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负面作用而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在自我雇佣的个体经济中，尽管由于劳动者在生产中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劳动者之间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但是，在存在资本雇佣关系的中资或外资私有经济中，由于资本所有者生产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有剩余价值规律在初次分配中占支配地位。而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构成了经济剧烈波动的风险基础。一方面，这一规律通过资本积累过程不断强化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贫富分化的趋势，从而加剧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非公经济的偷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从而削弱了国家改善民生、矫正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功能弱点的财力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与合作能够有效遏制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负面作用。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初次分配的按劳分配原则对非公有制的分配具有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在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股份能够通过企业经营的有效参与来防止私有制经济的偷税漏税情况。
因此，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坚持和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新常态下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以及在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中，都要坚持公有资本控股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而绝不是非公资本单向持股或控股公有资本的私有化。
所谓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是指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
程恩富教授指出，由于产权关系和制度决定分配关系和制度，收益权属于广义产权的一束权利之一，因而公有制主体便决定或派生出按劳分配主体。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前提条件，而按劳分配为主体保证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撇开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不谈，现代企业制度下分配的基本形式就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所谓多种分配方式或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实质上是可以分解为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的。按经营才能分配属于按劳分配，而按土地要素分配则属于按资分配。企业人员获得发明技术的收益属于按劳分配，再折合成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则属于按资分配。可见，改革中要完善的其实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辅体的分配制度。
程恩富教授提出，高效率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为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私人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私人资本家占有。为了赚钱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通过把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私人资本积累强化和放大了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调节规律功能弱点。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通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使较高的失业率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一极是财富在少数私人资本所有者手中的积累，而另一极，即在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无产阶级“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从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为公有剩余价值规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国家或集体所有。这些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利税上缴国家，其余部分转化为垫支资本，构成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源泉。在国有独资的公有制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分配中，总收益可分为国家财产收益、积累、劳动者报酬（即消费）三个组成部分；在独资的集体经济的分配中，总收益可分为积累与消费（包括劳动者报酬和劳动者股份收益）两个组成部分；在以公有资本控股的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持股形式和交叉持股形式中，总产品在分配上可分为股份收益（包括公有股份收益和私有股份收益）、积累、劳动者报酬（即消费）三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积累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因此，程恩富教授提出，平等或公平在概念上不等于平均或均等，经济公平与效率的真实关系不是孰先孰后的反向变动的替代关系，而是同向变动的互促关系，即在权利、规则和机会等方面越公平，便越有效率，反之则相反[7]。当前，出于切实有效地解决企业人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应采取笔者多年强调的“四挂钩”立法措施和改革政策，即普通职工的收入须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高管收入和当地物价的变动挂钩，以促进分配和谐。
所谓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国家调节主要包括负责立法的人大调节和政府调节，既有宏观调节或调控，又有微观调节或规制。
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各种资源加以配置的一种方式。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调节规律，其功能强点主要体现在如下领域：一般资源短期的微观配置，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辅助性配置，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自发调节等。其功能强点主要包括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在这些领域，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实现市场行为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在这些领域，包括商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之间是平等的竞争关系。他们的市场行为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按等价交换原则，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资源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
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调节规律，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功能弱点。首先，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通过竞争机制对商品生产者利益的调节，具有偏离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弱点。一方面，市场的这种调节导致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两极分化：持续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获利多而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持续处于竞争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则由于获利少、无利可图或亏损而生产萎缩，甚至退出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的这种调节使商品生产者只以自身的局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整体利益，更不愿投资于教育、卫生、基础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门，从而导致负外部效应。其次，市场的技术创新功能通过竞争机制对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和管理的刺激与促进，同时具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功能弱点。已经在技术上获取垄断地位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就会障碍技术在社会上的合理传播和使用。
国家调节规律的功能强点主要体现在如下领域：一般资源短期配置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主导性配置，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规划调节等。国家调节规律的功能强点主要包括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等。在这些领域，国家通过专业职能机构对资源的主动规划配置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国家调节资源配置可能会出现调节的偏好主观、调节的转换迟钝、调节的政策内耗、调节的动力匮乏等功能弱点。其中，调节的偏好主观，即调节行为背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节的转换迟钝，即调节机构由于可能出现的可靠信息缺乏、决策程序复杂、决策时间较长、决策成本过大等因素而不能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调节的政策内耗，即调节的政策体系内部各政策之间没有相互配合而导致各项政策的功能相互抵销；调节的动力匮乏，即执行调节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能从个人、本地区、本部门或本阶层的狭隘利益考虑，不愿意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实施自觉有效的调节[8]。
程恩富教授指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具有统筹兼顾的系统性和高效性。其核心观点是：“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配置作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良性互补、在效应上能够达到协同、在机制上力求实现背反（即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背反式协调：市场通过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配置资源而实现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政府通过专业职能机构来主动规划配置资源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其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主要包含以下四个要点或特点。
一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共同矫正某些“市场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9]。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仍然会带来消极后果。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能够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后果，从而矫正“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失灵和不足。宏观调控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通过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和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投资和消费等市场活动，事先或事后进行各种调节，以实现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结构合理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微观规制主要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保持生态良好，从而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政府的经济调节要遵循包括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规律在内的客观经济规律系统。首先，政府的经济调节要以经济发展状况及时、准确、充分的调研为基础。其次，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结构内部要形成及时、有效的决策协调机制，避免各种政策之间的功能冲突。第三，国家调节过程要接受专门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在做出调节决策之前，国家专门机构要组织相关利益主体的决策前听证；在调节决策执行过程中，国家专门机构要对决策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在调节决策执行结束后，国家专门机构要进行调节绩效评估。
二是市场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与政府对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与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相结合。这一思想认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规律通过短期利益的驱动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和对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因此，在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中，政府通过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来实现规划配置。而由于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政府则通过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来实现这些资源的直接配置。
三是在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与市场的重要作用相结合。教育和文化大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因而通过市场作用来实现相关资源的配置作用要小一些。教育和文化中的许多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智力支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它只能通过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以实现非物质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是市场和政府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领域各自发挥较大的调节作用。首先，在初次分配环节，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挥较大调节作用，政府则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挥较大调节作用。此外，国家通过公有制企业来确定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和按劳分配，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等提高同步，从而能够避免贫富的严重分化。而私有制企业的初次分配还受到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形成贫富分化的趋势。其次，在再分配环节，政府对初次分配造成的贫富过度分化的趋势进行矫正和调节，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较高比重。一方面，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和户籍等方面的制度来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法律手段来取缔非法收入。
因此，程恩富教授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发展，需要坚持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或主导型）作用的有机结合，从而消除西方国家过分实施市场调节或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周期性多种经济危机和困境。我国既要在微观领域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创新驱动的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以及城乡区域发展等宏观领域对资源的长远性、整体性规划配置作用。
所谓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是指要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从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放模式转变。
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地要求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10]。开放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均有正效应与负效应、适度型与过度型之分。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在经济开放的之前和同时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力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长远效益和国民福利，因而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程恩富教授指出，自力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资、引技、引智同主要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智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对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化[11]。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强调积极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并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在独立自主和依靠本国力量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方位开放(还有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双向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多层次开放，对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的多方面的开放，以及在东、中、西地区的多领域的开放。中国注重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和调控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战略与策略，增强自主创新的程度，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目的是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争取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努力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以期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程恩富教授提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冷静面对当前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迫切要求我国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关系的长远发展，在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树立新思维，采取新战略和新举措。一是面对中资大量过剩，应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二是面对构建创新型国家，应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三是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应适当降低外源(外国资源能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效率；四是面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某些弊端，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五是面对美国滥印美元的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应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这五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全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低损耗和高效益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健康发展。
总之，程恩富教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的“四主型制度”思想，是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只有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顺便提及，罗斯福总统的孙子是一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前几年来中国对程恩富等人说，十分赞成程教授在美国期刊发表的“四主型经济体制”一文观点）。
**高建昆（1976—），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 程恩富. 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54；程恩富. 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J]. 经济学动态，2009—12.
[2] 程恩富.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J]. 经济研究，2013—2.
[3] 高建昆，程恩富.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价值导向 [J]，《探索》. 2015—1.
[4] 程恩富、马俊峰、朱安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对话价值观（6）·（平等篇））[N]. 人民日报，2014-09-15.
[5] 2014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财政部网站：http://qys.mof.gov.cn。
[6]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3-744.
[7]程恩富.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J]. 经济研究，2013—2.
[8]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 财经研究，1990—12.
[9]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10]程恩富.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J]. 经济研究，2013—2.
[11]程恩富. 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J]. 经济学动态，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