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恩富老师的指导下，笔者对程恩富公有制高绩效思想进行了一些具体展开，形成了《公有制高绩效论》[1]一书，其中对程恩富公有制高绩效思想可能形成了若干蹩脚但有意义的拓展，例举若干如下：
（一）关于公有制的类别、特征和本质
把公有制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从公有制进程的辩证规律和公有制本身的思想和实践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可以区分出广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多种公有制类型。主要从“重建个人所有制”角度，可以归纳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三个基本特征：1、“劳有”：劳动者平等公共所有，即生产资料所有权主体（所有者）是自主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且劳动者个体之间是平等所有。2、“劳治”：劳动者平等共同治理，即所有权不可分割地归全体成员共同拥有，所有权由劳动者联合体而不是个人行使，同时每个成员对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控制权、监督权和受益权等拥有平等的权利。3、“劳享”：劳动者平等共享收益，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收益归全体成员按同一尺度平等享有。公有制本质上是劳动者的平等主权、权利和利益，是一种真正体现劳动者集体的公共意志、实现劳动者集体的公共利益、全程由劳动者集体公共治理，为了实现劳动平等的民主集中制经济形式，其典型微观形式表现为与资本主权型企业相对立的“劳有、劳治、劳享”的劳动主权型企业。
（二）关于公有制绩效评价标准
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视效率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有机综合现代企业理论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等的合理观点与方法，不仅要考虑“正确地做事”，而且要考虑“做正确的事”，所以要以社会整体综合效率为根本标准，着重联系社会生产目的来衡量和评价社会生产能力，并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与世界各国的具体实践，进行全面、重点、具体的分析。对制度绩效的评价必须综合微观、中观和宏观的长期动态的各种效率、效益、效果和效应等，即要采用以经济效率为核心、以社会整体综合效率为根本的广义效率的绩效评价方法，绩效评价内容必须包括：诸种效率的综合，经济效率与社会效果、生态效益等的综合，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综合等。可以直接用来考察制度的宏观绩效的主要评价指标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增长与发展情况，工农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发展情况，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提高情况，社会公平、福利与稳定情况，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变化情况等。制度中观和微观绩效评价指标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称之为纯微观经济的指标，包括以各类利润率为核心的财务指标，经营管理情况，企业活力和竞争能力等；二是主要体现社会整体综合效率的指标，主要从社会贡献率和社会成本负担情况的角度考虑问题，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作用等。
（三）关于公有制高绩效条件
公有制高绩效是有条件的，宏观上影响公有制绩效的条件可以高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产力条件。要注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有绝对性的一面，也有相对性的一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性不能完全包含特殊性。公有制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而产生和发展的，现代生产力结构要求高绩效的公有制必须具有分类、分层的结构。二是经济体制条件。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主动采取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持可持续的高绩效：现代社会化生产力要求公有制采取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作为公有制体制条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在统一关系上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特点，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明显的绩效优势。三是上层建筑条件。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以保障公有制的高绩效：要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真正确立并保证公有制所有权及其主体劳动者的权利，要明确界定国家机构权能、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四是实现形式条件。公有制高绩效的实现形式可以高度概括为是符合以下两个要求的实现形式：第一实现形式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第二实现形式与公有制内涵要求相一致。
（四）关于市场型公有制绩效优化对策
诸多条件的不完备导致公有制成为“不合格的公有制”。现实的公有制经济确实存在腐败、不公、乱投资、乱分配等一些弊端，套用邓小平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就是“不合格的公有制”。现实中相当多的人否认公有制、迷信私有制，除了误以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之外，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不合格的公有制”不可避免地存在更多的缺陷和困难，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部的、暂时的、特别是微观上的绩效低下情况，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的内在本质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自我完善、改进创新，从而取得更高、更好的绩效。我们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了完备公有制高绩效的体制条件，从而进一步释放公有制的绩效潜能，以期达到现实条件约束下最理想效率的状态。现在，我国的公有制已经是市场型公有制，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其绩效，最主要的就是要完备上层建筑条件与实现形式条件。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公有制高绩效的保障作用，要使公有制实现形式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特别是公有制本身质的规定性要求。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发展和搞好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和政策一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但是，自上世纪末开始，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观念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受到贬低、排斥或被误导的情景日益泛滥。多年来，社会上或显或隐主张全盘私有化或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充斥，“国企低效”、“国退民进”、“国有垄断腐败”、“政府不要掌握资产”等言论甚嚣尘上，有人更提出要删除《宪法》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规定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甚至一些党校教师和公有制经济监督管理者等也认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是腐败不公的根源。一些部门、地方的政策法规和改革实践，大讲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吸引外资，以之为政绩，却不提、也没有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照理说，中国已经有了萨克斯“休克疗法”搞垮苏联，以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规模推行私有化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后果等前车之鉴，类似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这种误导改革的言论应没有什么市场。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私有化观点，以及主张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应缩减至如美国约占10%的改革政策，受到某些部门的高调赞赏和报道，可见问题之严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存在方法和信息上的问题，因而误认为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不如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程恩富旗帜鲜明地提出“公有制高绩效论”，向人们系统深入地阐释有关公有制高绩效的正确理论观点，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我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或民营化等误导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和后果,真正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尽快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有制高绩效论”向人们说明了：从迄今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往往是与经济的高震荡、高失业、高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金钱政治和战争等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既难以实现高公平，也难以实现高效率。
“公有制高绩效论”向人们说明了：从社会主义社会已有的发展实践来看，她与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发展相比，所花费的社会成本、代价都要小，而取得的社会成就、文明程度却是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可比拟的。
“公有制高绩效论”向人们说明了：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改革路径，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高效率和高公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潜能。
“公有制高绩效论”使我们进一步深信：虽然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坚实的实证史料和科学的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虽然消灭私有制的历史进程是严峻的阶级博弈，公有制事业必然遭到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代言人的误导和打压等，公有制的历史发展进程必然充满坎坷，但是，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的前途一定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单纯选择，从根本上说，这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经济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规律；公有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通向人类福利最大化的最佳社会途径。
[1] 曹雷.公有制高绩效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