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 杰**
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部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国有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理论上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讨论热潮，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成果。其中，程恩富教授的一系列关于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程恩富教授对国有经济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较早研究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学者之一。在1985年第十期的《学术月刊》上，他就发表了《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实际上就认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可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1992年3月和4月，程恩富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参考》、《探索与争鸣》等刊物发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构思》和《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两篇论文，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入手开始了对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先后又发表了数十篇相关文章和部分专著阐述有关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大体上经历了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微观治理结构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与布局三大阶段，与此相应，程恩富教授对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也大体上可以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上为1995年以前，这一阶段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在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程恩富教授关于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这一时期，程恩富教授在《经济研究参考》、《探索与争鸣》、《外国经济管理》、《当代财经》等刊物发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构想》、《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模式》、《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重构三层分类管理机构和三级政府监管机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建议》等文章，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目标和模式，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思想就是提出了“一府两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
这一阶段大体上为1995年到2005年，这一阶段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经济的主要功能和国有企业的微观治理结构方面。这一阶段，程恩富教授在《学术月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上海财税》、《理论与改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经济研究》、《上海国资》、《国有资产管理》等刊物发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利用股份制？——兼论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组建与国有资产重组》、《国企改革不要神话“私有产权的作用”》、《国企改革绝非大卖大送》、《国有企业实行MBO将带来重重隐患》、《西方国有控股公司及其产权经营》等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国有经济的六大功能定位和国有企业通过产权结构调整进而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的思想。
这一阶段大体上为2005年以后，这一阶段，程恩富教授在《求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江西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管理学刊》等刊物发表了《深化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绝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改革与和谐社会的经济体制基础》、《完善所有制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着力认识和破解国企改革“难点”》、《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等文章，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优化、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突出强调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不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等思想观点。
早在1990年代初期，程恩富教授就根据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发展态势，在深入研究上海工业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模式、步骤和措施，形成了关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程恩富教授认为，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练好“内功”，促进国家职能的合理转换和经济调控的科学化，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宏、微观机制基础，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宏观机制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市场组织的构建，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市场机制基础。[1]
2．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程恩富教授认为，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建立在计划产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就是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产品经济观念，并据此形成“四化”:一是主张行政化，即政企合一，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资产管理；二是主张多头化，即以多个行政部门共同管理资产；三是主张实物化，即以实物形态为主实行使用价值的资产管理；四是主张单一化，即以封闭性的、单一的产权结构管理资产。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当建立在计划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念，并据此形成新的“四化”：一是强调经济化，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资产管理；二是强调系统化，即以“一级所有、一府两系、分层管理”的系统管理资产；三是强调价值化，即以价值形态为主实行商品化的资产管理；四是强调复合化，即以开放性的、复合的产权结构管理资产。[2] 程恩富教授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模式就是“一级所有、一府两系、分层管理”，“一级所有”是指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只属于中央政权这一级，而中央政府各个经济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均不拥有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一府两系”是指中央政府设置一个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或部)，集中行使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的管理职能，中央政府各个经济管理部门只从计划、外贸、价格、收入等不同侧面行使宏观调控职能。[3]
3．关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主要方式，程恩富教授认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方式，必须符合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财产性质，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冲破资产经营中的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等经营管理体系。[4]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天然的组成部分，实行市场经济转型后，很多人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甚至由此进而否认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针对此种情况，程恩富教授从1997年起先后在《学术月刊》、《经济学动态》等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国有经济功能定位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国有经济六大功能论”的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功能应该从六个方面定位，即：
1.基础服务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交通、邮电、供水、供电、供煤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各种能源生产、矿山开发和整治山河等基础工业和基础环保的建设一般所需投资大，回收速度慢，且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高，服务面极广。在这些部门发展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等，可以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初始启动和良性发展奠定产业关联的基础。
2.支柱构筑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尽管各国的资源察赋、技术水平和发展层次不同，支柱产业的项目可以有不同，但必定要构筑少数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而产值又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在特定时期往往是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部门。我国在钢铁、重化工业、汽车制造和军工等部门积极发展和壮大股份制国有经济系统，可以巩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3.流通调节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国家要保持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快速而有效的灵活调节，需要掌握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构成的银行系统及其他重要金融机构，以免被小团体或私人操纵而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发挥多种股份制国有商业的主渠道效应是国家调节流通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层面。
4.技术示范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重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需要大量的超前投入和联合攻关，经济落后国家的规模较小的非国有经济难以胜任。由拥有较强的研制实力和信息网络的国有经济组织(含国有科研单位)承担主要科技项目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可以较快推动社会科技的进步、产业素质的提高、经济结构的改造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从而在高新技术和重要技术的普及上起示范作用。
5.社会创利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私人经济的基点是为个人营利;集体经济的基点是为群体营利；国有经济的基点是为社会营利。各种股份制国有经济有必要在商业、日用工业品、耐用消费品、旅游等某些竞争性领域适度发展，以便直接为社会整体和劳动者整体谋利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6.产权导向功能。程恩富教授认为，国家利用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支持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并与集体所有制一起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性质)。股份制国有经济系统以自身的雄厚实力和优势，通过竞争、投资和信贷等市场行为与机制，从企业内外部影响和制约非公有制经济，扬利抑弊，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成为有益的经济补充。[6]
在1997年提出国有经济六大功能的思想观点之后，针对当时国有经济相对较快萎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程恩富教授进一步认为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以便调整和再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经济新功能，就必须从基本制度层面进行深入变革。依据多国发展经验和市场运行规律，程恩富教授认为，国有经济内在的特有的基本制度要素包括政资职能分离的国资管理系统、公有法人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个人财产抵押的经营者年薪制以及党政互相兼职的法人治理结构等四个方面。
1.建立以政资职能分离为目标的国资管理系统。程恩富教授认为，，这是做到政企职责分开和重塑国有企业制度的大前提，该管理系统内设置三个层次，即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立法管理和最终监管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机构，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政管理归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或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商务管理或产权管理归各种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机构(国有资产的集团控股公司、开发总公司等)。主张尽快颁布《国有资产法》以从根本上确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性架构，旧体制下的政府有关专业部委和厅局必须迅速撤销和转型，在全国重要的竞争性行业分别组建若干个相互竟争的大公司或企业集团并使各级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真正承担起国有资产的委托授权职能。
2.建立以公有法人持股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程恩富教授认为，，与国外自然人和私有法人为主的持股方式不同，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客观上要求持股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或公有法人单位为主要方式，其股份应占绝大多数。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股份制，因为它是财产的组织方式，其本身并无姓资姓社的区别。
3.建立以个人财产抵押为基础的经营者年薪制。程恩富教授认为，我国既不能大规模搞股份私有化，又要充分激励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经营者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只能以此来模拟而不是照搬私有产权的机制与功能，必须废止传统的封闭式经营者任免方式而代之以市场型的人才招聘方式。
4.建立以党政互相兼职为特征的法人治理结构。程恩富教授认为，这一制度性要素涉及到企业内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会(经理层)与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之间的关系，建立互相兼职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助于处理好“新三会”和“旧三会”的关系。
1998年程恩富教授发表了论文《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在系统研究国有控股公司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有控股公司，要发展国有经济必须首先搞好国有控股公司，搞好国有控股公司的产权关系和内外部治理结构。在学习借鉴日本、英国、法国、巴西、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实践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认为，巴西模式和意大利模式尤其值得注意，并在比较国内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有控股公司产权关系及治理结构的不同主张。
1.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有控股公司。[8] 国有企业改制的重要内容是塑造市场型国有控股公司，使国有控股公司成为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在承认股份制是一种资本构造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有制经济与股份制的结合，不能只强调其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决定的一般属性，淡化其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特定社会性质，混淆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性质区别；不能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变成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制度；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需要把公有制的内涵与股份制这种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2.国有控股公司产权关系可以分为外部产权关系和内部产权关系两个方面。外部产权关系方面，国有控股公司的外部产权关系应当遵循“高效、明晰、规范”的精神来加以界定，其产权关系的要点一是设立由省、市、县领导和社会专家兼职而组成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本营运决策会议），它不应隶属于同级人大或政府组织言而须明确隶属于各级政府，并代表政府来行使政府出资人的职能；二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国有控股公司之间的联结纽带是资本，二者属于国有资本出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关系而非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和法人企业职责，并依照《民法通则》、《公司法》与《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国有资本出资人的主要职责是批准公司章程，选派代理人做出重大决策。[9]
3.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产权关系结构。程恩富教授认为，，若以世界各国的控股公司内部结构为参照系，我国的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产权关联的基本模式可发展成垂直型和相互持股型两种模式，国有控股公司的垂直型产权关联模式就是由某一国有大型企业为母公司，通过股份参与层层控制子公司和孙公司，从而形成一个包含许多关系公司在内的“金字塔”式的产权结构，整个控股母公司垂直型产权关联模式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含分公司（非法人单位）在内的母公司，与母公司建立了产权密切的关系公司，以及与母公司有一定产权联系的参股公司；所谓国有控股公司的相互持股型产权关联模式，就是公司集团内两家以上的公司采取多种相互持股方式所形成的产权结构，在相互持股的控股公可内，母子公司和各个子公司之间可以反向持股和环状持股。[10]
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再次不断壮大，一次又一次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论争，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也成为官方和学界十分重视和分歧较大的热点问题。针对理论界“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不同主张，程恩富教授提出了“国企与民企要同舟共进”的理论主张。
2012年6月，程恩富教授等在《光明日报》发表《国企与民企要同舟共进》的文章，提出“国企与民企应合作共进，夺回弱势产业阵地”的主张。程恩富教授认为，“只要我们逐步放弃国家和国有经济的必要作用，完全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竞争，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是西方垄断企业的对手”；认为“正是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维护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发展民营企业，并采取某些合法的措施有效利用外国垄断资本，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总体上既坚持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有效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认为“在平衡国企与民企、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们必须基于数百年来市场经济的历史观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11]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或者说全面让位于民营经济，针对此类观点，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规定，程恩富教授从社会所有制结构和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和调整的思想主张。
从社会所有制结构方面，程恩富教授主张通过市场竞争和政策导向，使现阶段社会所有制结构以大体稳定在“34111”的比例结构，即国有经济占30%，集体经济占40%，个体经济占10%，私营经济占10%，外资经济占10%，即所谓的“34111模式”或“虎头、熊腰、蛇尾模式”。[12]
从维护和加强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程恩富教授认为，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力量，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创新的重要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之一，战略产业关系国家安危，在战略产业领域必须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国有排头兵企业逐渐被外资“斩首”并购的失序状态，并尽快发展和壮大具有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名牌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跨国集团。
针对理论界对国有经济经营领域的不同认识，程恩富教授主张“我国的国有企业也不能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是包含国有经济为主导的”。[13] 程恩富教授认为，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即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就是对‘一大二公’状况的校正和产业布局的调整”，[14]主张“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重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时，在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一般竞争性产业也不应该全面退出，可以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必须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15] 2012年6月，程恩富教授再次针对“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从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客观条件等方面进行了驳斥，指出了以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为依据来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现实危害性，阐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实质是提高国有企业的地位和竞争力。[16]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与私人经济 （部门）相比，国有经济（部门）缺乏效率。针对该观点，程恩富教授认为，，“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17]“国有经济高效率的一个重要体现， 就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18]并从具体经济绩效、衡量效率的技术进步指标等方面论证了国有经济经营效率高于非公有制经济。
程恩富教授还认为“注重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是国有经济高效率的内在本质。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高效率的管理体制，解决了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问题，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经受了激烈市场竞争的考验。另一方面，与单纯注重利润导向的私有制经济不同，我国国有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等方面。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着至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
长期以来，在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中，程恩富教授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把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形成了富有创见的思想，不仅在多家刊物发表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人民网》等权威媒体不断发表文章，2011年还组织召开关于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第五届高层智库论坛，并多次在中央领导召开的座谈会[20]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授或提出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思想主张，受到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国有经济的科学改革和发展。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追随者，程恩富教授始终从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针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国有经济私有化，国有经济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等一系列错误观点及时给予回应，不停地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鼓与呼，不断强调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始终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保护国有资产，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程恩富教授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了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实践，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理论，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 鄢杰，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1] 程恩富：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第39页。
[2]程恩富：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第40页。
[3]同上。
[4]程恩富：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第42页。
[5]程恩富：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第11-12页。
[6] 程恩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利用股份制，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0期。
[7] 程恩富：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第12-13页。
[8] 程恩富，毛立言：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3页。
[9] 程恩富：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第17页。
[10] 同上
[11] 程恩富、方兴起：国企与民企要同舟共进，光明日报，2012 年6 月10 日，第 7 版。
[12] 程恩富：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经济学家，1998年，第6期，第9-10页。
[13] 程恩富，毛立言：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0页。
[14] 程恩富，毛立言：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9页。
[15] 程恩富，毛立言：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1页。
[16] 程恩富，鄢杰：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管理学刊，2012年第1-5页。
[17]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第71页。
[18] 同上。
[19]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第71--72页。
[20]程恩富教授于2002年2月在由江泽民同志主持的改革座谈会上专题报告了有关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新建议；2004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他批评“不少地方大卖大送公有企业”；2008年4月在中组部部长召开的国企党建座谈会上，他也直言不讳地就搞好国有经济进行建言和批评；2015年3月在中央领导出席人大安徽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他又强调政府要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的系列讲话和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