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1.改革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命令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受挫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为口实，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乘机在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所谓结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导和西方大国的具体指导下，开始了市场导向的改革。
阿根廷是一个地广人稀，有丰富的能源和农业自然资源的国家，曾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粮仓，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一度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属中等收入国家，GDP曾位居于世界第9位。在危机爆发前的2000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为2850亿美元，人均GDP为7640美元。
1989-1999年，阿根廷在梅内姆任总统期间，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改革：最大限度地取消了政府的经济干预，彻底实行私有化，国家退出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领域，中止了对这些领域的政府公共投资。
这些改革在一定时期取得一定收效，通货膨胀率降到了安全的水平，外商开始在阿根廷投资，阿根廷经济一度获得比较快的发展，成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的样板。但是，到世纪之交，阿根廷这种经济繁荣的泡沫很快破裂，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国家经济的摧毁性影响开始凸现出来。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存款冻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整个国家陷入持久的经济衰退和危机中，外贸陷于停顿，储户疯狂挤兑，多年不见的外汇黑市活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股市缩小近1/3。银行间比索隔夜拆借利率曾暴涨至300%，投资者纷纷撤离，国民经济几乎陷入瘫痪。
对于阿根廷危机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它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试验的失败导致了阿根廷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全面私有化政策，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1989年阿根廷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改革“命令经济制度”体制。经济开放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就是私有化纲领。私有化范围涉及电视台、银行、石油公司、电话公司、航空公司、铁路等各行各业，几乎囊括了阿根廷所有企业和公司，国家几乎卖空。到1995年，最大10家银行中阿根廷自己还有6家，2002年只剩1家。私有化还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初级成品及其加工产业比重因新的替代产业未发展起来而有所上升，损坏了原有工业体系，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实行私有化时又大量吸引外资，使阿根廷企业外资化进程大大加快，而外资多投向有关自然资源的采掘、加工等行业，既剥夺了阿根廷占有、控制和使用自己自然资源的主权，成为为西方提供资源的场所，又削弱了阿根廷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民族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衰落。因此，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给本国产业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反而严重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
第二，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阿根廷为了获得经济的比较优势，以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参与国际竞争，结果却威胁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安全。1989年后，梅内姆政府对进出口管理进行改革，解除了许多以前的进口限制，大幅度削减进出口关税，大量国外产品进入阿根廷市场。其结果，一是在在没有任何过渡、缓冲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使国内企业纷纷破产；
二是大幅度降低关税，致使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并增大，国际收支出现资本竞相流出现象，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三，实行金融资本自由化政策，加重了国家的外债负担。阿根廷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要求，盲目进行开放，不加限制开放各个行业，加上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丧失了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权，以致陷入不断攀升的外债圈套，加重了国家的外债负担。1980年、1990年、2001年、2002年阿根廷的外债分别为270亿美元、600亿美元、1420亿美元、1500亿美元，阿根廷20多年偿还外债本息共1200亿美元，但外债仍膨胀到最初的4.5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金融资本自由化政策，一旦外债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要求阿根廷大幅度提高利率，利率通常达到30%、50%甚至80 %的高利贷水平。[1]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 梅荣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01-25其结果是使阿根廷的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在实行金融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却耗光了国家的财富。
阿根廷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行事，吞下了苦果。程恩富教授用详实的数据说明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民生凋敝，“20世纪 90年代十年间，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数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4%。 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 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1982-1991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大大低于世界3.3%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于2.25%的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2]。
2.改革的教训
总结阿根廷进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初期，阿根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促进了一定量的资本流入，经济有所增长。但是，同时出现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如：少数大财团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大量攫取国家财富掌握了国民经济的控制权；政府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放弃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致使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局势动荡；民族产业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遭到外企的强大冲击，面临倒闭和破产；国际货币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自由流动，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大量资本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撤出，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动荡。这些问题，最终导致阿根廷的经济几乎崩溃和社会危机。阿根廷曾经寄希望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时能够兑现他们承诺的援助。可是事与愿违。当阿根廷真的经济危机来临时，西方不但不给予援助，反而落井下石，乘机撤出投资，从中捞取了巨额利益，使阿根廷雪上加霜，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剧烈，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债务成为发达国家勒索与控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工具，成为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
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想通过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获得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只能是一场白日梦。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危机，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社会危机，造成两极分化，导致金融畸形发展、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恶化。西方一些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正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苦难指出，即使在18世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也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分明。
（四）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日本经济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最初新自由主义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目的是应对日本政府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平衡国家预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采取减少公务员人数、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解除众多领域管制的行政改革措施。这场改革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即认为自由与竞争的市场规则提供了最有效最合理的经济秩序,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有利于日本大企业,更简便地进行融资、贸易、投资，通过雇用更廉价的临时工人,使工资开支更加合理。同时这也促进了日本工业公司的跨国化,然而,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已经恶化,且更加不稳定。随着其组织率从1970年的35.4%降到2003年的19.6% ,日本工会不断失去其权力。其力量也由于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受到重创而削弱。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日本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国家重建所需要的资金逐渐转移到工人和缺少社会保障的人士肩上。尽管生产力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减少工资开支的“合理化”过程在多数工厂变得轻而易举。从1989年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到1997年提高到了5%。个人医疗服务税在1997年从10%提高到了20% ,而到2003年则提高到30%。公司税率则从42%逐渐下降到30% ,边际收入税率（the highestmarginal income tax rate）从最高的75%下降到了37% ,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迎合了比较富裕的群体。
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恶化,经济增长率下滑到平均每年不到1%,在某些年甚至是负增长，90年代成为“失去了的十年”，“失去了的十年”的影响延伸到了新世纪。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其资产价值损失达1000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倍相比，日本的损失巨大。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和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是它仍然受到西方大国的青睐。原因在于，西方大国需要向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以便实现他们世界性的利益。程恩富等在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导致的结果，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政策，但是，它在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危机援助时，依然要求其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苛刻附加条件”[3] 。揭示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面性：在本国，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取最大的利益。
西方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扩展的需要，极力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新自由主义，大谈国家职能弱化论，鼓吹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的意义”，要求对方完全放开自己的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他们十分清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公平竞争”的优点，即借此可以打垮任何竞争对手。要实现国际垄断资本的介入，就必须打破民族国家体制的束缚、民族国家的疆界和主权等障碍。于是，他们力图在“公平竞争”和“开放门户”的旗号下，通过大规摸的经济贸易活动，一方面大量销售本国商品，一方面乘机削弱外国的竞争对手，在不平等交易中获得的大量财富。其目的无非是把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之中，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和“主权无意义论”，不过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世界市场的最终目的服务的。
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没有按照它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制定政策的模式行事，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经济的必要的控制，从理论上看，即使是直接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货币主义，也只是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却并不全面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实际政策看，现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并非在大开自己的市场门户，而是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结构霸权”实行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他们只是以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的神话，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的保护措施，实行放任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广大发展中的国家是不折不扣的圈套和陷阱。
[1] 梅荣政：梅荣政：《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第43页。
[2]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第40-41页。
[3] 程恩富、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红旗文稿》2010年第11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