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泳**
程恩富教授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基础，结合当前全球化的新历史条件，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摒弃单一批判的思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多角度彻底的批判。其有关批判中外新自由主义的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当代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2004年）、《新自由主义起源、发展及其影响》（2005年）、《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2005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2007年）、《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2008年）、《“猛虎”是怎样放出笼的——论金融自由化与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2010年）、《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2011年）、《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2012年）、《新一轮改革仍需突出民生导向》（2013年）、《对2014年新自由主义几个流行观点的批驳》（2014年）等。程恩富教授批判中外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看穿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冲破新自由主义构建的天罗地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其批判中外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有以下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界定上的新意。一是程恩富教授创造性地将国内外文献关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经济理论观点修正为“非调控化”，划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新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邪路的界限。所谓“非调控化”，程恩富教授指出，就是“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改革, 就是对国内经济制度进行“唯市场化”、“泛市场化 ”
的改革,减少甚至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要不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新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邪路的根本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不是反对一般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反对“唯市场化”、“泛市场化 ”改革。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市场“泛化”的倾向：不只是让一般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等实现了市场化，而且不少政府官员手中的公权、人的思想灵魂也普遍市场化了。市场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市场的泛化则是严重影响以至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但必须反对“唯市场化”、“泛市场化 ” 倾向的改革。
二是新增新自由主义“福利个人化” 的主张。程恩富教授将一般中外杂志概括的新自由主义“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主张，新增“福利个人化” ，精确指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保倾向，揭示其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家的税收和社会责任，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第二，点明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属性。新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相当庞杂。单就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界说就不下几十种，综观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纷繁各异的界说，程恩富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既点明了新自由主义最初是学术领域内多种经济学说和经济学派统称的学术属性，又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极端成派的不良学术格局和倾向。
第三，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属性。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其核心的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基于自己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根本利益，以系统的思想形态反映自己利益的愿望和要求的观念总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不可能揭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本质。对于作为政治化了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坚持阶级分析，才能认清它的本质,认清它的倡导者和鼓动者的战略意图。同样,只有坚持阶级分析,才能对于它在中国的变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手法,看得清楚。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些同志看不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主要是离开了阶级分析立场。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由于新自由主义竭力掩盖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渐渐被披上“普世”的美丽衣钵。如被称作世界资本主义宣言的“多边投资协议”就宣称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环境，使国际投资在平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从而增进人类福利”。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是为全人类谋利益，但实质上，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大垄断资本、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理念、经济理论。” [1]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诉求。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论述了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2]，揭露过资产阶级掩饰本阶级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虚伪性,他指出：剥削阶级为了实现自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
第四，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及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进行科学批判。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及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进行科学批判。《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肇始于美国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其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破坏程度等都远远超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程恩富教授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4]，“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表现。”[5]无论资本主义社会采用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资本主义痼疾。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个持久的繁荣时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历史深处的对抗性矛盾所决定的，想在保留资本主义前提下消除它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还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带有世界性质，且载体、规模、形式、作用力度都有了新的变化，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震荡。
程恩富教授透彻地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必须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很多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放弃资本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 [6]
第五，联系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进行科学批判。联系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进行科学批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推动并维持的过程，推动和维持这一过程的武器就是政治化了的新自由主义。它所造成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或世界经济体系是“野蛮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这种体系将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中心国家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国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用“知识产权”的名义，把有利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知识在全球私有化、法律化, 抑制和扼杀边缘国家自主地进行知识创新的能力,制造和扩大边缘国家同中心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 深化边缘国家的附庸依附状态。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经济附庸地位，实现经济独立，必须振兴民族经济。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7] 。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的现实差距，程恩富教授就我国如何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走出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预见性提出在我国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8]
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控制发展中国家和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而实施的“软战争”战略。其理论体系、政策主张及其发展模式，不过是满足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投资、全球销售、全球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正如《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译者在后记中写到的：“政治霸权和经济垄断的联姻主宰了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穷国被富国掠夺。但是，穷国却还要承担环境恶化、国内动乱等种种由掠夺带来的灾难。”[9]2000年1月，卡斯特罗在一次国际大会的发言中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不可能持久的，几十年有可能，绝对不可能持续几个世纪，迟早会消失。“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全球化？只能是互助性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10]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的现实差距，程恩富教授就我国如何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走出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预见性提出在我国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11]
第六，在科学批判中大力创新。程恩富教授针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开放干扰，出现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颠覆性错误”的倾向进行科学批判，大力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如：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神话论，创新出公有制高绩效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唯市场化论，创新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功能性调节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化开放论，创新出自力主导型开放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个人化论，创新出民生导向改革论；针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搞新一轮的私有化论，创新出混合所有制应以公有资本为主体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抬头及其蔓延，给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在英国发达国家大行其道，而且对俄罗斯东欧国家、阿根廷拉美国家、日本东亚国家经济造成致命的冲击。
（一）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右翼保守党撒切尔政府上台后着力推行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改革方案，向工党政府和前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宣战，反对工党政府的企业国有化、国民经济计划和福利国家政策，批判前保守党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主张实行“撒切尔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英国经济管理的干预下，英国放弃从战后就一直执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致使自由放任主义短暂地回到了英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并于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执掌英国政权后，实施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时达到了顶峰。
第一，彻底的私有化。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积极推行国有资产私有化运动，宣称要把英国社会变成一个“股东社会”，将英国政府掌握的煤炭、钢铁、煤气、电力、铁路、航空、电信、核电、造船、石油、银行、海运和公路货物运输业中的大部分或全部股份私有化。到1989年初，已卖掉国有企业总资产的40%，达10亿英镑之多，到1997年，这些行业几乎全部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了。
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政策造成英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因为完成私有的企业为
了提高企业效率，必然要进行裁员，致使失业人数增加。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 尽管面对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金福利支出增长的压力,撒切尔夫人仍然采取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工人领取福利津贴的资格全面地受到限制，包括失业津贴等，雇员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利。
自由市场削弱了它过去依赖的传统社会体制，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从1970年到1990年，英国的不平等比任何一个国家增长得都快。1977年以来，人口中低于原收入一半的比例增加了两倍，1979年以后，最低收入群体不再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到1984-1985年度，最富有的1/5人口所持有的税后收入占43%，达到了“二战”后最高水平。
第三，削弱工会力量。撒切尔政府认为，自由市场的关键是自行调节。工会作为工人和市场之间的中介机构，必须加以变更和削弱其作用。贯穿20世纪80年代整个时期，撒切尔夫人通过实施反工会法、压制罢工、放弃“充分就业”的承诺等手段,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恶化了英国的劳资关系。
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方面,遏制了英国经济“二战”后一直处于“走走停停”的“英国病”的继续恶化，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滞胀”的困境，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8%（1980）下降到3.4%（1986）。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也加剧英国社会结构两极化，贫富差距扩大，最富有的20%的英国人平均占有的国民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10倍。[12]撒切尔主义实施的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对保守党的支持，使保守党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在1997年5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数是1832年《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颁布以来最少的。“撒切尔革命颠覆了保守党这条船”，撒切尔主义衰落下去。
（二）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1.改革的内容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俄罗斯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将以“华盛顿共识”为模本的“休克疗法”视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唯一出路，聘请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顾问，成为“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休克疗法”又称“萨克斯计划”，核心是：大规模进行私有化和完全放开价格，让市场机制强制起作用。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推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即实现市场自由化。俄罗斯政府宣布，自1992年1月起，国内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和外贸进出口等管制，严格限制政府调控经济的内容和力度。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加快培植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主要是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通过“三化”以实现俄罗斯的“全盘西化”。
“经济理论的试验不是实验室中的试验，而是社会的大实验。错误的经济理论一旦变成社会实践，就可能成为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1991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0多亿美元，约为美国的60％强，居世界第二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70％的国土面积，70％的经济基础，60％的人口和70%左右的国家资源。1991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到1994年底，俄罗斯工业企业私有化率已高达70%。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如此高的私有化程度，产权明晰，完全应该给俄罗斯带来高效率的生产发展速度，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却完全相反。
俄罗斯 “休克疗法”式的改革结果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由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秩序被完全打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开始发生作用，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陷于一片混乱，经济大幅度滑坡，商品价格飞涨，少数人暴富，群众大量失业，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蒙受着巨大的苦难。
从国民生产状况看，生产急剧衰退，从1992年到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19％、12％、15％、4％、6％；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18％、14％、21％、3％和5％；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9％、4％、9％、8％和5％。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共计下降近50％、其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和美国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使俄罗斯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00年底俄罗斯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从经济增长方面看，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0亿美元，仅为10年前的1／10。与中国相比，1989年俄罗斯的GDP曾为中国的2倍多，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13]，其外贸进出口总额只相当中国的1／5，为800亿美元，黄金和外汇储备也只相当于中国的1／10，为200亿美元。俄罗斯人民亲眼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衰落成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空架子。
从通货膨胀率看，自1992年初放开物价以来，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92年1—4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400％，1992年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600％，1993年为940％，1994年为310％，1995年为13I％，1996年才降到了21．8％[14]。而消费价格却猛增。1991年俄罗斯消费价格涨幅为168％，1992年为2508.8％，1993年为844．2％，1994年为214．8％，1995年估计为120％，从1990年12月到1995年5月，消费价格总涨幅高达3469倍[15]，据统计，1991—1996年的物价上涨了6188倍，其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职工名义工资虽有增加，但远远落后于物价的涨幅。
从收入状况看，在前苏联,社会成员最高平均收入与平均最低收入之间的差别一般在3倍-5倍之间。剧变之后的俄罗斯, 1992年这种差距为8倍,1993年则上升到11倍,1994年以后已超过14倍。俄罗斯社会中, 10%的高收入阶层占居民总收入的26% ,而占人口总数10%的穷人阶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仅为2.3%[16]。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政策后，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西方富豪手中，据粗略的测算，西方仅以72亿美元的价格，就买走了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企业。
由于“休克疗法”不仅没有“疗好”俄罗斯原本就恶化的经济形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不得不在1992年12月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盖达尔政府也因此解散。但是由于政策影响的惯性和连续性，“休克疗法”的基本主张仍未彻底改变，俄罗斯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彻底失败，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引发了俄罗斯人民对“全盘西化”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很快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2000年新当选的普京总统顺应民众的呼声，断然取缔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恢复了法制和国家的必要权威，采取了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措施，例如打击国内不法寡头资本、重新推进国家战略资源企业国有化等。这些措施的实施，逐步扭转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俄罗斯经济、政治、社会造成的重大破坏，使俄罗斯经济逐步恢复了增长，社会渐趋稳定。
2.改革的教训
俄罗斯实施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的教训是深刻的、多方面的。
第一，要高度警惕改革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实行私有化的结果，国有财产的控制权迅速集中到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生产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的幅度，如前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的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中所说：“在现代社会里，即使受到自然灾害、当地军事冲突的打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产量像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那样下降得如此剧烈。整个地区在转轨的前7年里已整整丧失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另一个7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20世纪后半期最坏的情况：乍得在1960-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而俄罗斯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同一记录。”由于俄罗斯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危机，人民群众又陷于苦难之中。不仅如此，从政治上看，俄罗斯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国地位，失去了辉煌，是这场剧变中的真正输家。而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面对这种现实，许多人开始吃后悔药，深感上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模式的大当。
第二，要高度警惕美国实施“软战争”战略设置的陷阱。美国不惜花重金直接培养、资助苏东的高级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如担任过叶利钦时代总理的盖达尔，就是由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培养出来的所谓“芝加哥男孩”。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自由派政治理念，“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的姿态，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对了解本国国情缺乏兴趣，而一味迷恋西方的权威专家，轻信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和政策，大规模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结果造成了至今都不能消除的重大灾难。
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教训昭示人们，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从本国实际出发。如若不是这样，听信新自由主义者开出的药方，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至造成严重后果，再来吃后悔药，那就为时晚矣。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当前重大社会思潮研究》（项目编号：2014A001）的阶段性成果。
**陈泳（1968-），福建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副教授.
[1] 程恩富：《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6页。
[2] 陈泳：《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及匡正》，《海派经济学》2014年第3期，第10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4] 程恩富：《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管理学刊》2009年第1期，第4页。
[5] 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等：《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7页。
[6] 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18期，第18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EB/OL】，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8] 程恩富：《新一轮改革仍需突出民生导向》，《环球时报》2013年10月9日。
[9]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10] 宋晓平：《新自由主义受到置疑——哈瓦那第二次全球化与发展大会综述》，《学习•研究•参考》2000年第6期，第18页。
[11] 程恩富：《新一轮改革仍需突出民生导向》，《环球时报》2013年10月9日。
[12] 王振华、刘绯、陈志瑞：《解析英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23 页。
[13] 张乾元：《划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界限的几个问题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8期，第55页。
[14] 王正泉、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15] 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99-200页。
[16] 刘冰：《俄罗斯“私有化”进程评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