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福利个人化”，程恩富教授指出，这是“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1]与之相左，田国强却认为，要靠“‘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2]如果对“福利个人化”缺乏正确、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被其所误导。
新自由主义“福利个人化”主张的理论根据是，福利国家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干扰了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建立自发秩序的能力。对此，程恩富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错误地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2]但是，现实社会并非如此，在福利个人化政策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苏东巨变以来，美国等西方许多国家纷纷使公共部门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及福利、削弱工会力量，反而致使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大量工人虽然有工作的动机，可是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大幅上升。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比0.1%的富有者收入增长了4倍。从2008年1月至2012年1月，美国失业率由5.0%骤升至8.5%。
实质上，“福利个人化”倾向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本家的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连人的外观都丧失了。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越高，工人的工资就越低；工人生产的产品越精美，工人自己的生活就越粗陋；工人的生产效率越高，工人自己的工作机会就越少。在当今中国，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但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还存在着福利水平低、覆盖面偏窄、受益不公平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海南省东方暴力袭警事件、江西省南康事件、湖北省石首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等群体性事件表明，若社会福利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回转变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仅2009年，全国就发生了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其中因维权引发的事件逾80%。为了妥协解决这类问题，也为了落实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防止福利个人化的倾向，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3]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目标，当前亟待破解的问题是，如何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为此，程恩富教授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和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具体来讲，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包括“国家主导的、工会和职工积极参与的、相关企业管理者和雇主组织积极配合的三层面”；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GDPW）是“在现行GDP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对福利增进的影响分析，通过对现行GDP 的调整，使其外在数值与内含福利一致化”[4]。近年来，程教授不仅严厉批驳主张中国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各种思想，主张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建设性、创造性地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上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的“四主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四大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括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控制度的“五个主体制度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制度，均等化和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广覆盖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主导和统筹协调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政府主导的预防与应急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的“五层含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上述研究，是程教授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建设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有力地回应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主张，给了我们十分有益的启示。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揭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5]今天，认真品读《程恩富选集》的相关文章，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哲学基础和“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落后的、逆历史发展的错误思想。正如程恩富教授指出，“它的基本内涵和特点是逆历史大时代和大潮流而动的，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的现代自由主义”。[3]864不论从认识方法、阶级立场、实践效果来看，新自由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前，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方面的渗透；另一方面，要在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此，程恩富教授为我们作了进一步展望，这就是要建立起以“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为特征的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6]。
（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1] 《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1页。
[2] 《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4] 《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29-99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6] 《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74-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