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新时代的“奋斗者”最幸福
——严谨治学、不负使命，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程恩富，男，1950年7月生于上海市，祖籍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留校任教后曾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经济学系助教和讲师。1989年年初调至上海财经大学，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2005年秋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为首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优势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通过多年教学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独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学术界认为是“海派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以及“改革以来新一代中青年经济学家”。
曾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至第十三届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班讲课，多次出席中央领导召开的座谈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评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委、国家教材委员会马工程专委会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召集人、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评委会召集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多年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主编四份重要学术期刊在中国和英国出版，论著被国内外期刊数千次引用，曾被国内外媒体上百次专题采访报道。多年来，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日、美、俄、越等海内外报刊发表5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40多本（套）书。包括：文集《程恩富选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重建中国经济学》，独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越南版）、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文化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及日文版）《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文版及俄文版）《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分析》（中文版及英文版）等。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和大文化经济学体系，领衔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独创性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经济人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
图片：程恩富出席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一次大会
图片：程恩富2004年5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讲课
一、学术生涯“三历程”
（一）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年4月-1989年3月）
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并留在经济系任教。这期间，我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也认真读了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下劲头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一直都很广泛，思考和研究范围也常超出经济学范畴，这恰恰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养分。
在复旦大学上学时，我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和洪远朋教授（硕士论文的指导导师），学校当时采取的培养模式是青、老教师挂钩模式。因此，后来我接替了他们的工作，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地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还主讲《政治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资本论〉（第一卷）与辩证法》，这是给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两位教授做学问和为人之道对我影响非常大。另外，蒋学模、蒋家俊、陈文灿、洪文达、陈观烈、吴斐丹、宋承先、尹伯成、叶世昌、徐桂华等前辈经济学家，均在各个方面对我有深深地教诲和影响，这些前辈都对我后期的治学和为人帮助很大。应该说，在复旦大学学习和任教的17年里，我积累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学到了很深的做学问风格。基于以上这些，我认为，我的学术成长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复旦大学的治学传统精神。
在研究方面，我最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的论文，是1988年《复旦学报》第1期刊发的《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一文，此文核心观点是，无论是划分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划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基本标志都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其中，生产力是观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而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尺子”。在判断一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否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具有直接意义，生产力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了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时，才标志着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并从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制度三个层面的部分质变，揭示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将出现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这是我在38岁时首次发现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在我所有的创新理论中排名第一。并且，只要全世界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学界和政界均会不断地讨论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此文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真正发育成熟和完善的时候，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较早提出“有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也是我本人。我现在仍然十分感谢当时《复旦学报》的总编辑和责任编辑，他们在当面咨询完我的想法后，保留了作为青年教师的我写的颇有争议的观点，这不仅使我正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而且真正落实到纸面上，并比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使用“市场经济体制”概念足足早了4年半的时间。
此外，我还撰写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归属关系》和《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两文，对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相关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撰写的《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有一定影响，并较早地使用“范型”（“范式”）一词。
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除了主要从事助教和讲师的教学之外，我还先后担任过经济系科研秘书、班主任和教师党支部委员，工作中的历练使我在研究型单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前几年，我在应邀给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成立90周年的题词中写道：“复旦大学及其经济学院和经济学系应以‘教学为基础，研究为主导，既要注重师承，更要注重学承’，体现‘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精神”，我一直弘扬着这一优良学风和敬业价值观。一个学校的良好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既取决于在校师生的出色表现，更取决于毕业生在社会学界的杰出学术成果展现。
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一书封面
图片：刘国光、卫兴华、项启源等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题词，均认为程恩富在国内外学术界发挥着领军作用。
图片：程恩富题词关于成功四要素手迹。
图片：程恩富题词关于学风手迹。
图片：程恩富题词关于学术创新原则手迹。
图片：世情为鉴、马学为体题词
图片：程恩富为文化软实力创刊题词。
（二）育人转教上海财经大学（1989年4月—2005年9月）
自1989年4月至2005年9月我被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期间，在这16年多的时间里，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我，支持着我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虽然已过80寿辰，仍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术沙龙。在有关于劳动价值论等创新观点问世前，我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并经常主持其指导的博士生答辩和评阅工作。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我，并给予我莫大鼓励。洪文达教授和倪大奇教授曾与我同教研室办公数年，时不时对我予以激励，我每次都能在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启迪和智慧。
在上海财大工作期间，除了担任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外，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大约10门课程。有的学期要同时为校内的班级和校外办班开设三至四门课程，最多的时候，每周要讲6个半天的课程。在担任授课教师工作之余，我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被调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至今位置，我仍然兼任后两个职务，继续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我更加紧张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曾先后独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西方产权理论评析》《消费理论古今谈》三本代表性著作，主编了《国家主导性市场经济论》《文化经济学》等重要专著，我还主编了《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这部极具创新性的教材，发表了关于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论文，如《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发表了关于创立海派经济学的论文，如《经济学的综合创新与构建海派经济学》《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思考》等，还发表了关于外国经济学说的论文，如《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份》《新凯恩斯主义效率工资与失业理论解构》《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等。发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如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等。发表关于双向开放的论文，如《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产业安全》《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能性探析》《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等。发表纠错性论文，如《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八大辩证思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新探》等。发表有关繁荣社会科学的论文，如《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注重原创，繁荣学派，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等等。
总之，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期间，通过研究和教学，基本形成了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体系与政策的框架性设计，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海派经济学，还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同创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这期间，我曾出席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主持的理论座谈会，具体汇报关于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思路，还关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等论题建言献策。2004年5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2004年8月，曾在上海市政协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2004年，担任上海市人大咨询委员会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就如何更好、更强地发挥人大的作用等问题发表意见。2007年5月，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调研课题组组长，向胡锦涛同志主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汇报课题研究情况及建议。另外，除了在全国各高校做专题报告外，还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北京市委、重庆市委、山西省委、广东省委等省部级党、政、军机关、企业等厅、局级干部学习会上做主旨发言及主旨报告。
（三）学术研究高登至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
自2005年10月至今，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期间，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至今仍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编委等职务。
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我正式进行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课任务不重，除了系统开设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之外，还为各学习层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等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专题讲座，感触颇深。担任约八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行政工作量很大，既要为马研院职工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又要迅速使马研院成为全国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回想那时，学术组织和行政工作确实艰巨而又繁重，时间是这样分配的，三分之一做行政，三分之一做科研，三分之一做学术组织交流。我一直主张把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和应用宣传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因而必须起到表率作用并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经典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等，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理论假设的分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等论文。在应用探讨和智库建言方面，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激辩“新养老策论”》《激辩“新开放策论”》等，发表《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遵循经济规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等论文。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坚持积极为政策建言献策，在理论宣传方面，主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丛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卷本）等，发表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党的性质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论争》等论文。
截止到目前，我仍在一步步地实施个人的学术研究规划。一方面，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逐步辐射并转向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
二、治学体会“五要点”
在学术道路中一路走来，我认为治学成功最重要的是持久的兴趣，这也是首要条件。对一项事业和工作有没有成就或者贡献，首先要看有没有持久的兴趣。有兴趣，就会被引导下功夫去钻研，因为，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记得1969年3月至1972年3月我在黑龙江北安国营七星泡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觉得“实业救国与强国”、“科技救国与强国”固然有道理，但一个国家要有实业和科技的良性大发展，首先得有良好的文科理论和政治基础做支撑。我就像鲁迅、孙中山等人为报国转行一样的心切，坚持“文科救国与强国论”，一心只想研读文科，因此，至今都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门类有着强烈的好奇感与浓厚兴趣。因此，持久的兴趣是治学成功的首要前提。
第二 ，是有远大抱负。有兴趣后，还须有远大抱负。我的个人目标是治学的动力。当我调离复旦大学的时候，我曾跟洪远朋教授谈想法，我说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个人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即使有走仕途的机会、有下海经商的机会也没去选择。既然走上了学术道路，并立下远大的学术志向，就沿着目标去奋斗。我认为，目标定得越高，动力就越大，目标越是难以达到，就越需要做持久的努力和耐力。我曾经观察过，有的人之间智力差别并不大，之所以做出的贡献不一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同。一些人的思路并不快，表达能力也不强，但最后却能达到应有的学术地位，其重要缘由之一在于他们的目标定位高。现在，我担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就是因为我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言行而被同行看中和推选，而后来之所以能联合其他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和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同样也是因为事先设定准了目标的缘故。
第三，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每一学科领域的作家、理论家、政治学家及专家等都不等于思想家。思想家的特点是与同时代的杰出学者乃至领袖相比，其思想比较科学或者相对超前。马克思被西方多次评选为“千年思想家”之首，便是如此。现在面对“西学霸权、国学崛起”的学术生态，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对是我学术思想的一个写真吧。
第四、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在我毕业留校的前几年里，我只注重阅读、研究和教学，力争形成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没有注重转化成个人论著，众多思想观点没有加以物化。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先行影响，我才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应时或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始终强调并坚持“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的方针。
第五、治学要有优良学风。学风是治学的精髓。我曾经为海派经济学确立的学风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也就是说，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做学问，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求真务实，而不可“唯书、唯上、跟风、赶浪头”，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教条”，对西方理论政策不搞“洋教条”，对传统文化不搞“古教条”。学风是立场的一种表现，应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立场为核心，并与劳动人民的立场、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立场、世界人民和全人类的立场有机结合起来。
基于以上的经验和长期在教学科研中的治学体会，我认为，“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三、学术“三奉献”
（一）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
1994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短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较早地指出系统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20多年，关于“中国经济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既热烈又深刻，证实了上述思想是超前的。那么，为何需要20年？我估算，一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定型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研究也需要时间，再加之约20个主要经济理论的创新仍需要时间，因此，20年是必须花费的时间。
这期间，在对我国传统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的分析表明，由于过去存在“仿苏”和现在隐约也偶尔存在“仿美”的不良倾向，这暴露了我国经济学理论模式存在的重要弊端：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时，缺乏研究深度；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做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这期间，我还带领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团队首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五过程法体系”。以往，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有“两分法”（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和“半打通法”（部分篇章打通资本主义内容与社会主义内容，部分篇章仍分述）。
为此，2000年，我主编和出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2008年扩编为百万字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完整版新教材，综合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设想分册研究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精髓，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除了序论和尾论之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篇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分析国际经济过程，既破又立，边破边立，首创了“五过程法体系”。这本新教材积极吸收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比如：关于精神生产、知识劳动、电子货币、人文指数、行政垄断、博弈模型，以及比较利益陷阱等概念的引进，力图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精神，关于研究对象与范围、经济学性质、工资的本质、自主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新概念，体现了求真务实和新颖独到的研究。此外，新教材除了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之外，还采用了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博弈分析的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分析法。
“操作决定成败！”我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经过10年的教学改革所编写的这部新教材，以及配套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和多媒体课件等，合乎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之需要，已被暨南大学等高校采用并多次授予奖励。越南主动翻译出版了该教材的越文版，并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2013年，我、马艳、冯金华、余斌共同主编的百万字的《中级政治经济学》和百万字的《高级政治经济学》规范地增添了定量分析和理论含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等前辈认为，这套初级、中级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共三百万字）的完整教材，其学术和政策含量及科学性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等教材。
此外，为了实现用与时俱进的中外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和其它理论经济学的创新，近年，我已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并主编“经济科学百本教材”。而我本人正在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渺观、微观、中观、宏观、宇观》这一部创新性的百万字教材，力求推出一部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材。这样，丰富起来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使体系多样化。
（二）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
由我担任中国海派经济学会主席时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召开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本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由我担心中心主任，后此研究会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有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基础，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我被推举为会长。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或“创新马克思经济学学派”（简称“新马派”，但广义是指“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其地域原意，开始是由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等。学派的成员是自由开放的，并不受发源地的限制。二、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三、其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不“风化”）。
海派经济学只是中外学术界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派之一。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海归”经济学教授薛宇峰博士等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完全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我和顾海良主编的《海派经济学（季刊）》 前几年已被选收列为南京大学CSSIC。
海派经济学的方法创新是什么？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在获得上海市优秀著作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2016年已出版了日文版）这部海派经济学的代表性力作中，已从这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讨与创新。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是什么？这里只能择其“六论”而叙之。一、新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二、利己利他经济人论。具体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三、资源和需求双约束论。认为西方经济学家假定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是惟一的一对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因此，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才更全面、科学；四、公平与效率同向变动论。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五、公有制高绩效论。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只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呈现高绩效必须大体同时具备以下这些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的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六、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认为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本身均具有某种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强点，但也具有多种功能性痼疾，从而时常出现“市场失灵”或“国家失灵”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或调节机制的模式，应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功能性强强结合，也就是应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
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我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曾获得教育部社科著作奖和财政部特等奖），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文化济学》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此专著经过修改，2008年起，成为全国自学考试的专用教材。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研究中，我认为，“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我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研究方面，我认为，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为了突出重点，我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认识方面，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于物质生产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显然是包括文化事业和产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
我的学术发展一直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行的支持和肯定。2015年由数十位教授和同行撰写的《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版）一书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的首席经济学家刘国光学部委员题词：“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学者之一，程恩富教授提出的‘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题词：“程恩富教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领军学者，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创见与远见卓识是宝贵的理论财富，值得很好总结与发扬。”解放初，复旦大学杰出经济学家张薰华资深教授挥毫泼墨题词道：“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创新原则，程恩富教授为此在国内外发挥了领军作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项启源学部委员题词：“马列主义经济学需要时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程恩富教授在中外知识界均为先锋和领航学者。”
四、人生感悟与梦想：“祖国与我”
2015年，一些学生和经济学同仁聚会祝贺我执教40周年并一同庆祝我65周岁诞辰。我说,“现在京沪预期寿命都超过80岁了，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人，65岁不算大寿。不到60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知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我以“祖国与我”作了小结性的人生感悟。我说，从理论上讲，“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的发展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分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做出贡献。又由于个体差别的客观存在，这种作用和贡献是不尽一致不尽相同的。奋斗者最幸福，我要在新时代为“四个伟大”作出新贡献！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氛围，往往倡导“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也就是说，我应首先为人人（为别人、为群体、为祖国等），人人（别人、群体、祖国等）也应为我，因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顺序最好不要颠倒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出生时喜逢新中国（1950年），上学巧遇“大跃进”（始于1958年），下乡志在北大荒（始于1969年），学成执教复旦园（始于1972年），育人转教上财大（始于1989年），研究高登社科院（始于2005年），回首这66年，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是如此紧密。
我这位处于“50后”的“次老年”学者，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具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话说，我最欣赏毛泽东为艾思奇的题词：“学者、战士，真诚的人。”当前中国也亟需“敢于亮剑”的战士型学者！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存在过时不过时、有用没有用的问题，恰恰相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可以科学解释和根本解决中外一切重大难题，而关键在于是否真正精通和能有效运用。前年，我应邀给《文化软实力》创刊号题词时写道：“思想理论是软实力之顶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之魂。只有在思想价值观正确的文化软实力领航下，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才能充分发挥富民强国和捍卫世界和平之作用！”这与我青年时代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科和制度才能真正救国强国”的基调完全吻合，思想步调完全一致。
纵观半个世纪。未来，我在学术道路上，不仅会继续进行“祖国与我”的学术工作，而且会继续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创办和主编《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英文国际期刊，《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分析》等著作正在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继续在中外主办国际学术论坛等），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在“世界与我、祖国与我”的基础上实现“重建中国经济学、推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效联合”的学术梦想！
程恩富主要学术成果
（一）独著：
1、《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教出版社1990年版。
2、《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消费理论古今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十问张五常》，香港经世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5 、《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年版。
6 、《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 《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二）合著（第一作者）：
1、《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作家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2、《劳动创造价值的规模与实证研究——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企业学说与企业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经济改革思维——东欧俄罗斯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主编：
1、《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日本东京八朔社2016年版。
2、《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现代政治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2012年版；《现代政治经济学》，越南国民经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0年同时出版。
10、2006年《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中国海派经济论坛（1998）》，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中国海派经济论坛（2001）》，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八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