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次思想解放推动经济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在摆脱各种错误思维定式束缚后的一种认识升华和观念创新。反思想僵化或“左”、反右或自由化，都属于思想解放。新时期30年来，大小程度不同的思想解放有六次：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７８年５月，主题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解放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体制，试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各项措施。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主题是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革命”。开始建立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倡市场竞争和运用经济杠杆，启动塑造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主题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较快发展，加快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速度，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９２年２月，主题是设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积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新局面。
第五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９７年９月，主题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发展迅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六次思想大解放，始于2003年10月，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后完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并突出自主创新和创新性国家的体制建设，全面开展“八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兼顾体制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建设。
伴随着六次思想解放所进行的30年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一是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四是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二、改革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
改革以来理论界上流传一种论调，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思想僵化，反对社会主义改革。近年来，中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新老凯恩斯主义者和左翼经济学家等，都在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被扣上“极左”、“走回头路”、“反对改革”的帽子，包括深受“三民主义”影响的朗咸平教授（本人已确认这一影响）也被强加这些政治帽子。其实，中央领导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中央领导的这番话，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想说明一个事实，即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马派”）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而自由市场本是又极易导致学术市场的“假冒伪劣理论商品”的泛滥，因而容易出现一批被中外媒体吹捧成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等等。其中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前年，西方媒体再次发挥“西强我弱”的攻势，又选择了几乎都在西方国家获得学位的“华尔街版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试图影响我国正在激烈进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争论。值得欣慰的是，广大网民正在猛烈抨击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媒体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种正义行动。
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不过，他们往往不是市场塑造的“媒体经济学家”或“主流经济学家”，而是学界较为认同的“杰出经济学家”。现仅以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的文章依次介绍的经济学家及其八大理论创新如下：刘国光、于祖尧、苏星、卫兴华、杨圣明、张薰华、许涤新和后继者刘思华、程恩富。
例一：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中国社科院刘国光研究员（曾任副院长，现为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是力主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取向的。在1979年7月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的座谈会中他明确提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仅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之一，东欧国家偏重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选择模式时，“要解放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也就是适不适合一国国情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体制的重要手段（座谈会中刘国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后载于《经济管理》1979年第11期）。随后，在与人合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从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供给制资金分配体制的缺陷、企业结构上自给自足倾向的原因等方面，翔实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和利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这一报告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取向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同意见是激烈的，在80年代初期，刘国光教授因他在改革取向抉择关键时期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而受到高层批评，但他没有退却。1984年，刘国光课题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开始独创性地阐述“双重模式转换”目标，逐步形成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政策体系，成为对改革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例二：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曾任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为荣誉学部委员）提交《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观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此后30年来，于祖尧发表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论著，深刻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可见，现在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三：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3年7月，中央党校苏星教授（今年刚故，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总编）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像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以后，他对所有制和农村改革发展等一些问题，都发表过理论和政策探讨的论著。可见，查阅书面文献，今年刚去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四：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在1986年《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刊发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曾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在同期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也强调提出：“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他在《经济经纬》2004年第6期发表的《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实现形式，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私有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也不能认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否定或取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着两种公有制形式。”卫兴华在所有制、分配、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现实问题都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许多基本原理均进行过深刻探讨，是“高质高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例五：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4年1月，中国社科院杨圣明研究员（曾任财贸所所长、现为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学部委员）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寻找出适当的收入差距，既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平等，乃是重要的战略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放弃平等，也不能失去效率，要兼而有之。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效率。今后我们要重视效率，扩大收入差距，但是，决不能忽视平等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效率，扩大收入差距，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从目前的比较平等开始，经过扩大差距、提高效率的阶段，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这种论断，根本不同于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的所谓‘倒U字形假说。……与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对居民收入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节，能够把效率和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我国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效率。”（《杨圣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442页。）以后，在一些论著中，又进一步阐明和创新公平与效率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论。可见，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圣明，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六：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杰出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曾任经济学系主任，现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提出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这一思路。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嘱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中一再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接着，《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以上机理，土地国有化不仅排除了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单位使用土地带来级差超额利润，也是社会转移来的价值，不是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理，国有企业也不应无偿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土地实质上是将国有土地变为企业土地。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改革以来，张薰华率先发表关于价格改革、保护环境、发展交通等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重要贡献。
例七：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3年3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研究员（已故，原所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首届会长）在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主旨报告就是《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构建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83年）。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许涤新生态环境经济研究团队的主要学者和继承人刘思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会长），1987年8月，在定稿《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一书时，论证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保证人民的全面需要，就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生态、物质、精神三类需要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三大文明建设过程。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75页）。
例八：程恩富是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2003年5月，在《在创建世界的工厂过程中实施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一文中，笔者提出：“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它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第3期）
从上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甚至是原创中可以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 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