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构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原则
1．以劳动作为元概念和起始范畴
以劳动作为五观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和起始范畴，符合客观经济活动和哲学方法论。这是因为：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构成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范畴标志一定理论体系中一系列特定的、构成某一科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理性思维的高级形式；元概念是一个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五观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作为元概念和起始范畴，能够做到逻辑上的严密统一和自洽，并分析各观的经济活动和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
人所共认，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商品是相对普遍和简单的范畴，因而《资本论》是从商品开始论述的。而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以及包含着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可见，商品与劳动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或范畴。
不过，广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只分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是从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开始分析，因而劳动作为其逻辑起点的范畴和元概念，是理所应当的，体现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一致性。作为元概念的劳动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
首先，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和经济活动的起点。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劳动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作为原初性的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应该相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其次，劳动这一范畴可以推衍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没有劳动，便没有产品或商品；没有商品，便没有货币；没有货币，便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便没有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利润；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分析了三大概念体系：一是劳动概念体系，如劳动一般、劳动生产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个别劳动与社会平均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二是资本概念体系，如资本一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土地资本等；三是剩余价值概念体系，如剩余价值一般、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润、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等。其中，劳动概念体系具有基础性，而资本概念体系具有主导性，剩余价值概念体系具有派生性，因而马克思用主导性的资本概念来取名其著作。不过，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来看，劳动的解放也是其重要的关注点，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须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应以资本为主导，而应以劳动为基础和主导，因而以劳动为元概念是逻辑自洽和合乎事实的。
2．以剩余劳动理论为主线
劳动作为元概念，也有益于展开作为理论主线的剩余劳动分析。广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劳动概念推衍劳动产品概念，继而推衍商品概念；而剩余劳动概念推衍剩余产品概念，继而推衍剩余价值概念，再推衍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概念。毋庸置疑，《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如何在流通中实现的；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如何在剥削阶级内部瓜分的。正如恩格斯在评价第三卷时说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第三卷。”依照马克思经济学的思路，尽管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了几千年，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长河观察，劳动产品不转化为商品、剩余劳动不转化为剩余价值的时间段肯定更长，因而以劳动为元概念、以剩余劳动为主线（红线）来展开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符合历史唯物论和经济辩证法的。
具体说来，广义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研究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的整个过程中，均应贯穿以劳动为元概念和主导概念、以剩余劳动为主线的思路。如在宇观经济中，将以国际劳动与国际剩余劳动、国际价值与国际剩余价值为主线，来分析包括全球为主和涵盖非地球的宇宙内人类经济活动，其他层次亦如此。另外，表现为空间广义的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内在地包含了时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因而以剩余劳动为主线构建理论体系时，也研究不同社会形态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特点和形式。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氏族公社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并逐渐转化为私人所有；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直接占有奴隶和农民的剩余劳动及其转化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人资本雇佣劳动，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是含有不同程度的部分联合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公有企业或资本获取的是联合劳动者自己创造和占有的公有剩余劳动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剩余价值（国家剩余价值、集体剩余价值、合作剩余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者将创造和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及其剩余产品。可见，任何社会的劳动总是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
3．“马中西”多学派多学科地综合创新
五观体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创新原则和思路，即在科学评价和总结古今中外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为主体和主导，科学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学的合理思想及其他学科的理论，综合构建多学派多学科交叉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方法体系和规律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重其批判性与开放性和借鉴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发展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其中有：继承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扬弃西方经济理论的创新、借鉴非经济学科的创新、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创新、基于世界经济实践的创新等。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问题上细化和量化的分析有展开的余地，而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思想，可以使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的分析更为系统和细致；虽然均衡价格论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但其关于需求和供给影响因素的某些分析，也可以借鉴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使价值规律应用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更为系统和细致；既要科学吸收西方经济学基础学科中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合理思想，又要借鉴中外经济史学、政府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合理思想，还要吸收中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将有益于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主干、综合经济学各学派、多学科交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过仅此还不够。五观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在理论上要合理综合，在研究方法上也要综合创新地使用各种适用的经济研究方法。其中特别要注重下列几点：一是应注重运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经济演化论、经济场态论、经济心理学、经济行为学、经济美学、时间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多种知识和研究方法，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二是应处理好时间与空间、个体与整体、国别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抽象与具体等一系列方法。以具体叙述方法为例，须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范畴一般向范畴特殊逐步展开。也就是说，在具体分析每一层次时，均首先论述与本层次相关的一般范畴，再论述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范畴，即从整体到空间广义，再在空间广义中推广时间广义。三是在分析中应合理使用数学工具，“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与历史上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其以前和同时期运用数学方法最多最好的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适度科学使用。譬如，他在对剩余价值率等问题的研究中，就运用了“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定律”。只是后来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优良学术传统。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摒弃西方滥用和误用数学方法的弊端，合理适度地运用数学工具，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数学描述，从数理逻辑上更精致地论证其严密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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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