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
张 杨
摘要：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构建的，但通过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想史，可以明确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建立和健康发展都离不开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给予的前瞻性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比，刘国光、于祖尧和程恩富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论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层面，还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科技强国建设等现实层面，都做出了更加突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教训，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学界科学建立和健康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很高的造诣并做出了重大理论和政策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建立和健康发展，都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给予的前瞻性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言密切相关。例如，于祖尧于1979年4月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刘国光于1979年5月较早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坚持市场改革取向，并于1987年11月建议海南实行社会主义有指导的市场经济；程恩富于1988年1月较早提出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于1990年12月提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等。21世纪以来，针对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批判和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错误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新思想，开辟新境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建立
刘国光、于祖尧、程恩富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大家所熟知的吴敬琏②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论证时间上要早，而且在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一贯性、适用性等方面也是吴敬琏所无法企及和超越的。
1．于祖尧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
1979年4月，于祖尧在无锡召开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大型讨论会上提交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这是学界首次提出和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必然性及实现路径，开创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先河，并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于祖尧指出：“只要社会主义实行商品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依然是市场经济。”[1]15该文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启示作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特别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光辉典范。”[1]6于祖尧针对当时谈“市场经济”而色变的保守观点指出，“市场经济并非洪水猛兽”，[1]8即使是多种所有经济成分并存，只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重要部门的统治地位，发展市场经济是不需要惧怕的。总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充分地利用市场经济，不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该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此后，于祖尧在1993年《求是》第14期发表的《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固有的商品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任何其他调节机制所无法取代的。他在1993 年《财贸经济》第11期所发表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一文中强调：“中国经济市场化决不能搞私有化、资本主义化。”[1]57此外，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需要解决好一系列可能产生的新矛盾，这些新矛盾包括：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与强化国家经济职能的矛盾；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长期并存的矛盾；市场机制引入分配制度后与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矛盾；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与现行工资政策、消费政策的矛盾；农村市场化和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矛盾；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和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矛盾；经济市场化、人际关系商业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等。总之，于祖尧认为：“我国由行政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必须经历一段被称为新时代的长征的艰难行程。”[1]54
2．刘国光较早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并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刘国光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既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外在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有机组合。刘国光在1979年《经济研究》第5期所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创新性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他指出：“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利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2]63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经济排斥市场机制会打破生产与需求的平衡，使各类商品的价格长期背离价值规律要求，使物质利益与经营成果脱节，导致生产的高消耗、低质量和低效率。他指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两次经济较快增长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与两次经济重大挫折期（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鲜明对比，第一个时期比较注重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第二个时期则倾向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位是：“只能同自发的市场经济以及自然经济相对立，而不能同人们自觉地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相对立”。[2]65 这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与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与国家计划调节相结合、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形态。此外，刘国光还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视角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片面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的理论问题。在内因方面，他提出由于受到“两个传统观念”的干扰，从而造成“四个替代”。第一个传统观念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相等同，“谁要一谈利用市场，他们就说谁是在搞资本主义”。[2]65第二个传统观念是把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等同，造成了用自然经济来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事情。他进一步强调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造成冒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自然经济做法。从“两个传统观念”的相互作用出发，刘国光又提出了“四个替代”，分别是“单纯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代替了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长官意志’办事代替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宗法家长式的统治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适合于自然经济的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代替了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等等。”[2]65在外因方面，他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并不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际情况。
刘国光在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始终关注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把它作为引领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他在1985年所发表的《略论两种模式转换》和《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首次从理论上将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上升到“双重模式转变论”的高度。刘国光的“双重模式转换”思想实际上被后来中共十四大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刘国光的“双重模式转换”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被采用，而且较早地被直接用于改革开放的实践。1987年11 月，刘国光应海南建省筹备组的邀请，为即将建立的海南经济特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多月后，以他为核心的调研组提交了一份《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海南实行社会主义有指导的市场经济。刘国光提出：“海南可以在借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3]海南建省筹备组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
1990年5月，《求是》杂志社召开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刘国光再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2]130他以广东等沿海开放地区为例论证了“市场取向越多的地方，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越大”。[2]130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有前提的，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有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的市场取向的改革”。[2]130针对市场取向的改革，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两个坚持”和“两个不能”，即坚持市场经济但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坚持计划经济但不能迷信计划经济。他认为，由于受到信息局限和利益局限的影响，不考虑价值规律、市场供求、国情国力而迷信计划的做法会出大的问题，同时，市场在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公平竞争、促进高效发展、防止垄断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简言之，刘国光认为：“计划与市场必须结合起来，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2]133
之后，在1992年《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刘国光全面总结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10多年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他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什么要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问题。他指明“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而言的，讲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交换是否具有商品性”，“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这是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来说的”，“从逻辑视角看，商品经济属于比较抽象、本质的内容层次，而市场经济则是更为具体、形象的形式层次”。[2]207, 208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用市场经济概念代替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就是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就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也正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而这一实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所不能涵盖和表达的。”[2]209刘国光还就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问题以及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问题进行了科学地阐释，他指出：“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公有制为基础，有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更有可能自觉地从社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结合出发，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微观放活与宏观协调的关系以及刺激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系等方面，应当也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成效，做得更好。”[2]215, 216
3．程恩富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创立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关系等理论
程恩富不仅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较早提出者，也是我国健康发展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关系等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第一，程恩富较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实施“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4]18120世纪80年代中期，程恩富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应该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在1987年《赣江经济》第12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与改革》一文中指出，“作为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演化史看，相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上已是一种新型的最高级的商品经济形态，但其本身又是极不完善的，合理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市场机制尚有待于建立，商品经济关系亟须不断发展。”[5]此后，程恩富在1988年第1 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一文中提出：“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真正发育成熟和完善的时候，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4]1811989年下半年，社会各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一轮的争论高潮，中央文件此时的新提法是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而程恩富则认为这一表述不准确，因为虽然计划与市场可以并存，但整个经济体制不可能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所以1990年他依然主张市场经济的提法。之后，在1992 年《财经研究》第9期发表的《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文中，针对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矛盾的观点，程恩富明确指出：“我向来认为，以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理由，否定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总和等于商品经济，否定社会化商品经济等于市场经济，这种观点不符合《资本论》的全部分析逻辑，与科学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并无益处。”[4]643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在理论上既可以使用‘商品经济’一词表达‘市场经济’的含义，也可以批判地使用西方经济学曾加以规定过的‘市场经济’一词。但考虑到经济学术语的国际通用性，今后必须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的概念。”[4]643
第二，程恩富较早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双重功能性调节机制。程恩富在1990年《财政研究》第12期发表的《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一文中，分析了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各自功能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性和结合态。其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五大功能优势表现为“直接调节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市场机制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4]611其功能劣势体现为市场调节目标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缓慢和成本昂贵；“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五大功能优势体现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4]612其功能劣势体现为国家调节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和动力匮乏。两者的功能优势决定了各自所起的基础和主导作用，两者的功能劣势决定了各自需要发挥机制背反性、功能互补性和效应协同性等特征。他认为，市场调节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联系形式，国家调节是规范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导向，市场调节从微观引向宏观，国家调节从宏观引向微观，两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正效应经济循环系统可以建立起高效而灵活的调控机制。基于此，他在文章中提倡建立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三维立体综合态”即产品维、产权维和地区维，再加上时间维就可以构成“四维空间型结合态”的时空结合。
第三，程恩富提出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程恩富不赞成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论”，也不赞成第一次市场调节和第二次政府调节的“两次调节论”。基于“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双重功能性调节机制，程恩富提出“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4]73他在1998年《经济学动态》第1期发表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八大辩证思维》一文中指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管理、高效治理、以民为本、廉洁自律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经济职能和作用，应更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双强”格局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良性、高效调节功能，同时在顶层设计层面也有利于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
二、新世纪以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健康发展
21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加大了对我国进行新自由主义传播和渗透的力度，他们与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相配合，大力宣传唯私有化、唯市场化、唯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潮，企图不断占领我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阵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防范、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防止“资本主义市场化”思潮干扰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建议。
1．于祖尧聚焦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于祖尧高度关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和已经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于祖尧在2002年《战略与管理》第4期所发表的《中国经济内忧》一文中，从实证分析入手指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十项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奢靡之风、失业剧增、财政危机、金融风险、两极分化、城乡二元结构、依附性外向型经济结构、环境污染、社会信用危机、文化沙漠。他所提出的这十大问题时至今日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要突破的重点。随后，于祖尧在2003年发表了其续篇《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明确强调：“我们对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义无反顾。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1]151 这两篇文章与他1987年发表的《艰难的抉择：中国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姊妹篇。
2． 刘国光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刘国光强调，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2005 年12月，《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专访刘国光的文章——《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在文章中，针对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刘国光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如自私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等）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6]637刘国光坚持批评有些鼓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故意不提市场经济的前置词和前提条件、不提公有制为主体和不搞两极分化。他强调我国市场经济有一个“前置词”即“社会主义”，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否则“不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市场经济”。[7]他在2006 年《探索》第3期发表的《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文中，透彻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手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在中国出现，就要假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同中国正确的改革观，即邓小平的改革观进行较量，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6]644
此后，刘国光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的《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年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经济体制已经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地步，资源要素市场和资本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都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带来了国民经济失衡、资源环境恶化、分配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他认为：“在总量综合平衡、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问题，在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的。”[8]由此，他切中时弊地指出：“现在是到了在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强调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8]2018年《改革》第1期刊发了题目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核心议题》的刘国光专访。在文中，刘国光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条。”[9]他还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规制导向能力、逐步解决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等建议。刘国光的上述若干观点，受到多位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批示。
3． 程恩富提出“四主型经济制度”，并科学阐释“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内涵
程恩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学界和政界的影响力不能低估，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并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他在2007年《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一文中提出，我国应坚持“四主型经济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4]574- 576“四主型经济制度”的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也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四主型经济制度”只有形成合力，才能使我国形成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同向共促发展之势。其中，“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是双重功能性调节机制的制度体现，旨在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国家调节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等方面的主导型作用。他明确指出：“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绝对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4]142，1432013 年11 月，习近平在《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中指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10]498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展开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市场万能论”的道路。程恩富就此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本质区别。他在201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发表的《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文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11]他指明，与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唯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有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11]他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配置作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良性互补、在效应上能够达到协同、在机制上力求实现背反。”[11]
（待续）
作者简介：张杨（1985－），男，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商务外语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