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理论、制度和政策的产生和变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和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等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从长远整体利益出发进行缓和阶级矛盾和 提高工人素质的改良主义的结果。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获得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途 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企业初次分配而获得的工资类收入；另一种是通过国家再分配而获得的福利类收 入，其中福利类收入只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而已。在影响财政收支的四大因素中，削减社会福利不应当成为当前西方国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良好出路，而应更关 注惠及富人和大公司的历次税改方案、巨额军费开支以及与效率低下共存的逐年膨胀的政府行政开支。
一、引言
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即使是采取世界大战 的方式，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研究社会经济福利,寻找改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方法。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改良的方式,以期改善劳资关系。直到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 的经济主张，将政府干预的力量深入到原本属于市场的领域，政府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正式开 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润滑剂”。5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宣布已建成“福利国家”，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约20年的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福利国家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雇佣工人的生活。然而,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滞涨”特征，福利国家制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右翼力 量诟病的对象。特别是21世纪初，在新自由主义不良影响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双重影响下， 诸多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福利制度一时间成为中右翼舆论的众矢之 的，西方各国纷纷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对福利政策做出了严苛的调整。
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州大幅消减医疗补助计划开支和教育补助开 支。2009年美国各州财政收入按照222美元/人的标准下调。2017年5月美国白宫向国会 提交的2018年度预算报告提出，白宫将大幅提高军费至6390亿美元，提高对退伍军人补助的 同时，面向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计划、学生贷款计划三项开支将减少共9450亿美元。2017年5月，英国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主张,领取退休金人士须为在家照料服务缴付费 用，以及免费照料服务的资产上限应为10万英镑，这引起强烈反对，执政的保守党支持率降至 44%，在野的工党支持率回升至35%。2017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引入由联邦社会服务 部长提交的关于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改革的立法草案，其中包括要对申请领取福利人员进行药 物检测，以确保福利开支不是被滥用毒品的失业者利用，而是用于帮助有望就业的失业者转变 为真正的雇员。2018年1月，德国联盟党对福利政策做出较大妥协，在与社会民主党达成的 组阁协议中提出，德国新一届政府将加大在家庭、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工程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
上述情况表明，西方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关系仍处于亦亲亦疏的矛盾纠结状态。欧美学者对福利国家问题已有较多研究，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第一，关于福利国家制 度的价值观或思想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福利政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和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英国工党的理论家C.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认为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实现充分就业，使得英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 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生，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90年代英 国工党的另一位理论家A.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认为,权利与 责任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福利国家政策的思想基础，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第二，关于政府的角色。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表明，政府干预力量在社会福利的输送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因而很多学者强调政府干预在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过程中的权威性。英国学者 J-基恩在其1984年出版的《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仍强调政府能够调节市场使 之产出更多的经济利益，还能够通过财政税收手段，把这些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促进社会平等,而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处于社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福利运行机制。然而，由于福利国家危机日益严重，欧美社会对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A.吉登斯在阐 述其“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时主张，改革对政府“过度依赖”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不能再包揽 所有的社会保护,而应当把为人们获得福利提供规范原则和组织途径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即把 “消极福利”转变为“积极福利”。第三，关于福利国家制度的运行结果。从不同利益立场出发，欧美学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运行结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例如，美国学者1拉弗认为, 美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的高税率既使得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减少，也减少了政府税收，因而主 张降低税率。这就为论证削减政府福利支出，以期提高投资率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学者J- 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认为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过于强调公平,高福利、高税收使得 人们不再自力更生，美国政府包揽了过多责任，社会财富的增长能力受到了抑制。而德国学者 K.奥菲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中则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在改变劳资之间贫富悬殊 的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只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发挥了再分配作用；资本投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趋势，并不在于福利国家制度。
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肯定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同时，较普遍地 认为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具有局限性，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第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 福利论并不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例如，彭心 安在《评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主义》一文中认为，社会民主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行动” 没有改变瑞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福利主义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劳动者,而是资本家。 第二，西方国家累进所得税的真正目的，不是把收入从富人手里转移给穷人。例如，徐崇温在（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中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进所得税制度在严格执行的情况下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它更便于高收入阶层逃税，税收负担最终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第三，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人权”的体现。徐崇温 认为，西方国家工人的社会福利收入都只是雇佣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转化形式，或者说是资 本主义工资的新的表现形式，因而它同社会主义人权是毫不相干的。第四，社会福利政策不会消灭剥削和贫困,不会导致阶级同化。例如，张润森在（战后西欧国家的福利主义》一文中认 为，福利政策只是用巧妙的手法掩盖了剥削。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侧重于福利 国家制度在生产管理领域和收入分配领域的阶级调和性，进而揭示其阶级局限性。
本文试图将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考察置于美欧百年来社会思潮、资产阶级政府总体的财政收支及其政党政治的视野背景下，客观评析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变动和实质，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解决财政赤字的困境。
二、西方福利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变动及其实质
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这样评论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所谓“慈善”: “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 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列宁在批判20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时指出：“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论述为科学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要把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置于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 化的历史源流中，考察其思想和政策渊源，分析其与阶级状况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从中认识百年来西方福利制度理论和政策变动的实质。
（一）西方福利制度的变迁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兴衰变动的产物
西方福利制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欧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19世纪40年代德 国的新历史学派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鼓吹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主张由国家经营铁路等公用事业，并通过社会立法，利用财政、赋税调解日益严重的劳资关系。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提倡和平、合法的改革，其理论家S.韦伯提 出充分就业、工业的民主监督、以税收补贴社会公共事业和扩大国民教育文化福利事业。20 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在参政和执政的过程中主要 推行了诸如工会限制资本逐利、减少贫富差距等改良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
改良主义由思潮到制度的转化是借助于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来完成的。20世纪3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大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及其福利扩大时期、新自由 主义及其福利缩减时期以及介于两种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一般来说，执政理念反映了执政党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目标和主要政策。西方国家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存续下来的改良主义，是福利制度形成和存续的政治理念基础，此时又于大危机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中获得支撑和强化。1936年,J.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该书从宏观角度研究国民经济整体的均衡问题，并得出结论:为避免失业与危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和分配，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凯恩斯主义被美国罗斯福政府、英国工党政府接受，成为美英等众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为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战后的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战后重建任务，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既参与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制度和规则，还直接提供各种福利、公共服务和设施，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略。西方国家纷纷宣称本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这一时期福利理论和政策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得到最大彰显。20 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滞胀束手无策，福利国家的模式被严重诟病，而后以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其执政理念随之转向新自由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格局结束、西方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与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布莱尔政府、德国施罗德政府和美国克林顿政府所宣扬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的执政理念在欧美国家兴起。这种执政理念主张打破传统政治思维上的左右两分法，既认可对福利国家模式的批评，即必须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但也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给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造成巨大负担，但是如果废除掉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将无法运行，因而主张重新定位福利制度的功能，由地方政府、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提供社会福利，强调个人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等。不过，随着宣扬“第三条道路”执政者的下台，新自由主义执政者又继续推行削减社会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至今仍是如此,并导致不断产生“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美国“通用公司大罢工”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黄背心运动”“法国80万人大罢工”等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浪潮。诚然，改良主义及其福利政策至今没有被完全抛弃。
为什么改良主义和福利主义能够在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与采纳呢? 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相互斗争。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起,欧洲各 国旧的封建统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就不断地打压或利用各种反映社会中下层群体利益的进步思潮，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社会领 域广泛展开。在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J.凯恩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参加凡尔赛和谈时，主张协约国在战争赔款等问题上宽容对待德国，并在其随后写成的《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认为,协约国真正的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而不是法西斯德国。列宁在报告中明确地揭露了以J.凯恩斯为代表的所谓“和平主义者”害怕和反对俄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 真面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J.凯恩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其思想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美欧各国政府间的合作体现了国际资产阶级内部联合、共同对抗社会主义的主张。尽管如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仍然被介绍到了西欧社会。被称为“福利国家”政策理论先驱的英国费边社理论家S.韦伯在出访苏联后，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成《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苏联的真相》两部著作，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学者徐觉哉对S.韦伯后期思想上的转变评论道，这反映了他“对日益破产的改良主义既抓住不放，又怀疑失望的矛盾心理”。然而,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演变过来的社会党国际、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50年代及以后的纲领文献中，虽然仍主张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却愈益淡化。以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力图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但进入80年代后，西欧各国共产党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大幅下降,党组织涣散甚至分裂。苏东国家剧变 的发生进一步推动很多西欧共产党党员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对于美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虽然苏东国家剧变减轻了来自于社会主义的压力，但面对国内的多 重矛盾和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执政的解决办法,就是普遍采取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这成为美欧各国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共同选择。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等反抗运动，又迫使统治阶级保留大部分社会福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