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加强国家治理的若干任务
此次疫情产生和扩大的原因，尚有待于全面客观地分析和总结。但我们要更多地反思如何做到严密防控，再面对此类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该如何更有效地解决。笔者认为，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重视生物安全，保卫中华民族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之先进，已超出普通百姓和非专业人士的想象。2018年，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震惊世界，也让普通人哑然。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忘记历史的血腥，日本侵华期间的731部队就企图用细菌战亡我中华。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在朝鲜战争期间某大国也竟然无耻地用细菌战来对抗中国人民志愿军[10]，这种反人类反道德的行径必然遭受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当下，世界各大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实施各自版本的生物防御战略。以美国为例，出台新版《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建立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农业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环境保护局长等组成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明确提出要在威慑对手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确保在生物安全领域占有全球主导地位。虽然，现阶段世界各国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但仍然有少数国家视国际规则为儿戏，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秘密从事生物武器研发。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特大型城市呈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点，海陆空交通网路交错密集，一旦发生或明或暗的生物战争，将损失巨大。我们不能用反阴谋论来切断国家日后全面调查病毒起源的国内外各种可能性。我国应尽快制定《生物安全法》，在反生物战争方面应投入更多的国家力量，这是人民群众绝对支持的事情。另外，从时间上看，生物战争有短期战争（如重大疫情），也有长期战争（如基因安全）。必须严禁外资控股和中外合作医院掌握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在转基因食品上，面对中外专家的不同实验结果及其相关争议，我国即使不像俄罗斯那样全面严禁，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贴上转基因标签就让普通民众大量消费，而应谨慎施策，尽可能地减少转基因食物的生产、进口和消费，以确保我国的食品安全和民族安全。
此次疫情对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永恒的疤痕，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国内政策。2020年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强调要把重大疫情防控等有关生物安全的内容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未来，中国构建广义生物安全体系将是一项重大任务，它将在“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人员配备。
2.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严厉打击捕食野生动物违法行为
“天然”论人士认为两次疫情都是少数“恶人”吃出来的“恶果”。他们的依据是：2003年的“非典”，“非典病毒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基于科学上的基因相似度），而且最早发病的人也食用了这种野生动物；当前，“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里面存在贩卖野生动物的现象，最早感染的一批人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基于此，“天然”论人士认为当前的疫情就是人为陋习引起的。诚然，我们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了食物链最顶端。从道德角度来说，我们应与野生动物和睦共处，给自然生态一个和谐的环境，人类不能随便决定其他生物的生死，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公民更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文明；从科学角度来说，蝙蝠等野生动物体内藏有大量的未知病毒，如埃博拉病毒、MERS病毒、SARS病毒等，都可能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以上表明，于情于理都不应再食用野生动物。当前，我们应该修订和完善《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尽快制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相关法律；同时应该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共同严厉打击违法和犯罪活动。
“疫情猛于虎”。我们应痛定思痛，加强社会各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和食品安全的知识宣传，让经营者和消费者了解相关政策和规定，自觉守法经营。应鼓励公众在餐饮服务等场所发现经营野生保护动物等违法现象时及时进行举报，并给予奖励，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食品安全领域“谁敢违法违规，就让谁破产倒闭”，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重罚严惩。同时，应将完善后的《食品安全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执行情况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中，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
3.增强地方政府快速应急能力，完善高效勤政的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治理体制
疫情在早期的迅速扩大使人们和媒体的焦点转移至当时的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认为疫情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控制好，其主要责任在于地方政府。从2019年底发现第一例病例，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中间时隔约50天。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作为人民的公仆要有高度的警觉，更应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早期的武汉市政府没有做到。官方数据显示，在武汉疫情发生期间有超过500万人离汉，在宣布封城的当晚有30万人离汉。“新冠肺炎”覆盖面积如此之广、病例如此之多、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和地方决策层的认识不足、心存侥幸、不够果断有很大关联。对此，人民网评论武汉市政府“三个大胆”：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历史上，人类在面对疫情时，最古老也最科学的方法就是“隔离疫源”。面对数量庞大的大学生和务工人员回乡流动，早期的武汉市政府错过了有效的“隔离时间”。还有报道称：在疫情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当时的武汉市竟然派送20万张免费旅游券，邀请市民和游客前往黄鹤楼等热门且封闭的旅游景点；更有当地社区组织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湖北省政府搞新春团拜联欢活动等；甚至网传有确诊病例家属绕开机场和车站，携病人自驾数小时到外地就诊，并引发输入性病例。以上都表明地方政府快速反应能力差、心存侥幸、懒政等不作为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建立快速应急反应机制至关重要。以此次疫情为教训，至少可以汲取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一是面对未知病毒，必须第一时间封锁病源，隔离疑似病例，将未知病毒隔离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进行科学处理。二是必须第一时间垂直上报国家卫健委，各地方卫健委不必再层层报送（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防治被地方政府压制），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团队论证后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中央政府并立即采取自上而下的防控政策。三是各大型中心城市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防生物威胁、防疫情的专业治疗医院和集中隔离点。一方面可让患病人员在当地就医，防止病员流动传染；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医护人员安全。这同筑牢生物安全防线一样，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四是加强数据的快速公开与共享，防范社会恐慌；加强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严惩散布谣言、恶意中伤等行为，对违法犯罪人员要“快抓快审快判”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稳定社会秩序。
4.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坚实力量和支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疫情暴发以来，国有企业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参与“两山”医院建设的是国有企业，捐赠医用物资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第一时间冲在最前线的也是国有企业。过去，一些舆论鼓吹要砍掉或混合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主张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国有企业扣上“腐败”“低效”“垄断”等种种帽子。诚然，国有企业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需要解决国计民生难题的关键时候，还是国有企业承担主要的社会责任。这次疫情让人民群众看清楚了，国有企业没有谋取暴利、没有讲价还价、不惧怕任何风险，始终冲在第一线，它们心中只考虑国家和群众的安危。因此，国内一些秉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该醒悟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指导中国经济建设，要为“人民”服务。正如美国一位身价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家觉悟地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促成了我这么有钱的这个经济学不仅错了，而且是学界的倒退，因为事实证明，促使经济增长的不是资本，而是人；促进公共利益的不是私利而是互惠互利；制造了我们繁荣景象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毫不动摇。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不等于私有制，市场化也不等于私有化或民营化或外资化，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我们不仅不能砍掉或者混合掉国有企业，更应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民族安全的重大领域加强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发展，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之路。
5.继续保持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本色，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始终走在抗疫的最前线，它们体现了公立医院“姓公姓社”的本色。在公立医院的保障下，中国人民享受医疗保险的好处。但近年来，某些舆论强调“控制公立医院的建立和发展，大力发展私立医院”，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相悖的。警钟在疫情中已被敲响，我们应反思2019年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控制公立医院的建立（其实公立医院已有20年没有增加正式人员编制），其理由竟是为社会办医即私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这个理由太匪夷所思，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让人民群众被迫去收费高的非公医院看病。事实上，一些民营医院并没有好的口碑，媒体曾多次报道一些民营医院存在故意夸大病情、冒充权威专家、虚假检查结果、夸大疗效等非法行为，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医疗成本。不仅如此，这些民营医院让医生的工资与创收挂钩，并以高薪利诱医疗人才，导致公立医院人才流失，还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产生误导。西方医改已经证实，被资本操纵的私立医院只会增加人民群众的就医成本，只能让少数的资本控制者获益，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我们开办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看病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向应该是不断加强公立医院和药店（含公立互联网医院和药店）。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如瑞典所有药店均为国有，就不存在出售假冒伪劣药品的问题。
在此次疫情中，公立医院和医护人员的英勇无畏，让全中国人民认清了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值得依靠的人”。疫情结束后，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必须要让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公立医院逐渐改没了、改垮了。同时，要严格规范现有民营医院的经营行为，严厉打击扰乱医药行业规则的组织和个人；严格规范百度等搜索引擎和新媒体的医药广告；医疗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加快创新，要通过举国体制来保障重大技术攻关；还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实行中西医协同发展，完善中医药治疗效果的临床数据，加大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逐步提高医疗卫生开支在财政支出和GDP的占比。只要精准施策，多策并举，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便能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体系的信任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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