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生涯三历程
回忆总是有意义的，本人的学术生涯有三个历程。
其一，学成执教复旦园。从1972年4月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系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仍很广，思考和研究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范畴，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之间展开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
在复旦，我主要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本人硕士论文的导师）两位教授（属于青老教师挂钩），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还主讲过《政治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资本论〉第一卷与辩证法》（给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我在复旦大学学习和任教17 年，奠定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形成了做学问的风格，并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因而我的学术成长首先应归功于复旦的老师和学术传统。在复旦工作期间，除了主要担任助教和讲师之外，我还先后担任过经济系科研秘书、班主任和教师党支部委员，使我在知识分子单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其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年4月至2005年9月，我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之外，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我更加紧张地从事科研工作，基本形成了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体系与政策的框架性设计，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海派经济学，还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起，创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2002年2月，我曾出席江泽民在上海主持的理论座谈会，并汇报了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思路，还就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要不要写上学术争议较大的劳动价值论问题，当场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写了书信；2004年5月28日，我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004 年8月，曾在上海市政协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2004年担任上海市人大咨询委员会专家，出席聘任研讨会并就更强地发挥人大作用问题建言献策。
其三，研究任职社科院。自2005年10月至今，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委等职务。
从调至中国社科院开始，我正式进行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讲课任务不重，除系统开设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之外，还为各类层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课程开设过一些专题讲座。不过，担任约八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行政工作量很大，既要解决原马列所积重难返的内部矛盾，为马研院职工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又要迅速使马研院成为全国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其学术组织和行政工作确实艰巨而又繁重！那时，我的时间基本上是三分之一搞行政、三分之一搞科研、三分之一搞学术组织和交流。
本人一向主张把学术研究、应用探讨和理论宣传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因而必须率先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等，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理论假设的分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等论文；在应用探讨和智库建言方面，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激辩“新养老策论”》《激辩“新开放策论”》等，发表《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等论文，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均书面提出几个政策建言；在理论宣传方面，主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丛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卷本）等，发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等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5月，我作为党中央下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调研》课题组组长，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汇报课题研究建议；除了在不少高校以外，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北京市委、重庆市委、山西省委、广东省委等省部级党政军机关和大企业集团的中心组和厅局级干部学习会上，做过各种主题的报告。
目前，我仍在一步步地推进个人学术规划。在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同时，逐步转向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形成了十大马克思主义观。
二、十大马克思主义观扫描
（一）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观
在我看来，学界绝大多数教科书和论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基本内涵表述是正确的，但又显得不够，不足以充分释疑解惑。于是，我先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扩展为四层面，[1]后又扩展为六层面，[2]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论证，以便多层面地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是在创发主体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并由后继者日益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有舆论以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理由，不赞成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领袖和学者两大主体、有政界和学界两大主平台、有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赞成提政界与学界马克思主义应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陈旧和片面的。其缘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客观上是由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分别进行研究和发展的，两大群体研究的方法、特点和内容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
二是从学术内涵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学术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讨论同样主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学术思想，只不过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本质区别。况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般的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相对最科学的学术体系。
三是从社会功能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指导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或中看不中用或没有理论建设。而我认为，仅从《资本论》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就有几十处之多，阐述了该经济形态的所有制、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配制度、各类基金、农业与土地、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均继承和全面系统地拓展了这些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社会功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应以人民为中心、以自由联合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
四是从人民福祉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改善民生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则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高大上”理论，与创业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居家、社保福利、婚姻家庭等民生和福祉问题没有关系。而我认为，实际上与此相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产党领袖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都高度重视并具体阐述了关于民生和福祉的问题，均有前后继承、与时俱进的大量理论性和方针政策性的论述。我们必须贴近民生、贴近幸福、贴近人的发展，脚踏实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富、共享、共福的原则和政策思路。
五是从价值观念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只有信教才有人生信仰和价值观。而我认为，一般而言，信仰是对某种主义、宗教或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重，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基本价值观相吻合的信仰有三类：一类属于原始信仰，人们相信图腾、禁忌、神话和巫师；二类属于宗教信仰，人们相信由人自己塑造的宗教教义和教主；三类属于主义、信仰，近现代以来，人们相信各种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或主义，如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宪政观、新自由主义等，也包括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生信仰和基本价值观，才是科学和先进的，应当和最终必然在全世界普及与实现。
六是从国际交往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暴力革命。而我认为，实际上依马克思所见，和平方式和暴力革命方式都是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手段和途径，应视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并以和平方式为首选，而永久和平则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学派中，创立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国际主义学派。
（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
以我所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性源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迫切需要。从理论看，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克服以往单纯分科研究缺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准确认识的迫切需要。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之中，分学科研究有优长之处，但是，有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碎片化，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掌握。另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是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和肢解、回应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迫切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有利于人们把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各理论组成部分、各历史时期的根本精神，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从而有力回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近十几年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就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提出、内涵、本质、研究路径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不过，我认为就总体而言，目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理想。正是在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本人为首席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整体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从以下13个视阈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整体性研究。
一是定义性研究，即从创发主体、学术内涵、社会功能、人民福祉、价值观念和国际交往六个层面出发，创新性地定义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二是综括性研究，即从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四个角度阐述。三是统一性研究，即按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进行阐述。四是层次性研究，即从一般原理、具体论断、思维方法三方面及内部层次和相互关系进行阐述。五是发展性研究，即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阐述。六是三化研究，即从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整体进行阐述。七是实践性研究，即以实践整体性为根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八是互动性研究，即从领袖思想和学者思想两条线索及其互动发展来阐述。九是破立性研究，即从批判性和建设性及其互动性出发进行阐述。十是分类性研究，即主要从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错误观点共“四个哪些”出发进行阐述。十一是学科性研究，即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涵盖的七个二级学科的整体性关系角度阐述。十二是分科性研究，即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制度学、人类学等学科及其相互关系出发进行阐述。十三是致用性研究，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理论、政策及其相互关系角度进行阐述。十四是国别性研究，即对包括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界和政界的理论进行分析阐述。
因此，我一直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研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类杂志不宜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宣传性的“小马观”，而应与其他教研机构一起，确立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大马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学术研究、广泛理论宣传和有效政策探讨有机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观
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成就？20世纪90年代，我在反驳香港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一文中，就较早地批判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之后我在改革开放20周年、新中国60周年和70周年之际，先后撰文强调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即“第一个奇迹”。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大约30年时间里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GNP约为6%多，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经济发展国家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重要指标，比新中国成立前均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这一时期中国港澳台经济发展成就有成功的一面，但都与中国内地的产业、科技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发展的“第一个奇迹”无法相比。况且，这是在被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经济、与苏联闹翻、国际援助较多、国内政策过“左”、人口急剧增加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取得的。因此，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都对“第一个奇迹”作了充分肯定。可见，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是由于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操作得法，可以获取比传统计划经济更大的成就。
不过，当下有舆论说，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习近平使我们强起来；也有舆论说，毛泽东社会主义1.0版本是一穷二白、邓小平社会主义2.0版本是富起来、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主义3.0版本是强起来。在我看来，这些表述有一定道理，但均不准确。准确地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步富强起来了，富强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持续更好的过程。新中国70年民富国强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撑割裂民富与国强的论点，也不支撑毛泽东时代没有逐步富强起来的论点。因此，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建设发展不能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线和原则，是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新中国70余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属于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当今发展奠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更大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有些论著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新中国逐步富强的历史发展，从而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科学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走向繁荣富强”。[3]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国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即“第二个奇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指引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后继主体之一，更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为人民做学问”的信念，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干性和基础性学科领域继续积极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作为学术思想两者之间良性互动而努力。
我们应吸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教训，不能认为只有领袖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学者的任务就是诠释和辩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袖使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吸收，而学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也不断被领袖和党的文件所吸收。
要逐步搞清和建立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党的文件里是第一次提，但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就不一定是首创，因此，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总结国际共运、执政党管理社会科学的经验得出的，在学界已广为流传，得到赞同。在2020年4月11日《文汇报》的一篇讲演文章中，我也已经用文字的形式提过。要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是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真正辩明到底什么对什么错，当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做得较好。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会无所作为，不敢想、不敢讲，也就没有学术地位，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可以随便讲，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目前，这种格局仍须改变。非马克思主义学术完全可以存在和适当发展，但不能占主流地位。
（四）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观
我一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宜只进行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相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创新，尤其是相对忽视探讨和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良策。因此，我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并提出若干新的政策建言。
例一，提出新的经济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长期以来，GDP成为衡量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太多代价。因此，引入“国 内 生 产 福利 总 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Welfare，以下简称GDPW）指标，并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GDP定义，GDPW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它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是经济、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所产生的正效用与负效用的集合，本质上反映的是客观福利的问题。作为衡量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而又比可持续经济福利等名词更为全面。[4]
例二，提出新的社会衡量指标“幸福指数”。国内外各种“幸福指数”频繁发布，有些数据与排名还明显与民众的主观感受不相符合。鉴于此种情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幸福指数”，分析国内外现有“幸福指数”的优势和不足，并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设计的“幸福指数”（全称为“幸福和幸福感指数”指标体系是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是幸福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及幸福感的综合，因而与中外已有的指标体系相比，更具科学性和可比较性。同时对应“幸福指数”的研究层次，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社会或国民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5]当时，有一家大公司如获至宝，要求购买这套指标体系，但发明权归该公司。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创新权，我没有同意。
例三，提出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伴随2008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08方案）的印发，以机关、事业、企业为三大主体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然而，08方案的先天不足和运行不佳，使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颈。当时，笔者在对08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以下简称联动方案），并对“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提出背景、提出依据和完善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应是非缴费型城乡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实行占工资比例相同的退休养老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可另加补充养老保险；农民实行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可另加各地补充养老保险。
2010年，我以此为主题，召开首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在国内率先提出这一新策论，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出席论坛进行讨论；2009年的“两会”，包括我的建议在内有20份书面建议，共同对08 方案提出有破有立的不同意见；一位国务院主管相关工作的副总理还把笔者上报的新策论内参批示给主管部门研究；事实上，政府主管部门已停止执行08方案。
此外，本人还先后提出和论证“新开放策论”“新住房策论”“新人口策论”“新国企策论”“新民企策论”“新土地策论”“新文化策论”“新分配策论”“新消费策论”“新金融策论”“反通胀策论”，等等。
（五）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观
2010年，我撰文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割裂的不良状态。[6]2019年，我又撰文强调，应全面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话语”，继续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当下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7]理应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和互动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适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在积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来”的同时，还要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去”，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统一起来，加强与国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和互学互鉴，全方位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应通过翻译出版中国论著、创办外文媒体和召开国际会议等，积极向外介绍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自觉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讨论，着力构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主动引领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大趋势。
在我看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交流、合作和互鉴，而不应“唯我独马”，轻易互相指责或公开论战，进而影响学际和党际关系。即使涉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理论，也应加强内部讨论或争论，而不宜公开进行党际论战。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国革命和建设。一般来说，哪国共产党日渐壮大，革命和建设成就越显著，哪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就总体上相对越正确。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中苏论战导致两党和两国关系恶化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攻击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其教训是沉痛的。现实状况也值得反思。2011年美国共产党同希腊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公开论战。[8]其实，这一公开争论也未必有用和有益，因为各国共产党往往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不尽一致的某些理论和工作重点，这一做法完全正常，而且可由实践来证明这些理论和工作重点属于最佳还是次佳，属于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因此，2012 年在英国纪念马克思图书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演讲时曾专门阐述了上述历史教训和现实问题，又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刊发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的上述文章。
此外，我在与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理论家长期交流和自己精心研究的基础上，2012年撰文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当代无产阶级联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要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阶段应加强多形式或途径的联合工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应该注意若干重要战略和策略问题。[10]2020 年，本人在这些观点和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的各个流派的基础上，又提出“新国际主义”的阶级学说和国际关系学说，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理论，其中既包括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学者的新型合作，也包括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新型合作，以便加强世界劳动阶级的力量，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反对新帝国主义霸权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塑造。2005年创建全球学术团体即世界政治经济学，创办《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两份在英国出版的期刊，都是贯彻这些学术思想的重要国际性理论平台。同时，我既主编十本《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又与同事在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越南等十个国家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以实现中外学术双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