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
本人关于“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单指经济制度——笔者注）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大会闭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既不同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也有别于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的特征”；[11]我在《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刊文，正式从经济制度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三阶段论”；1991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1992年论文《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1998年论文《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2008年论文《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2018年论文《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等相继发表，这方面研究由此逐步完善。
我针对“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标志”“以现代化的实现和相应的生活水平为标志”“以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志” “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为标志”等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的一般理论，无论是划分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划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和间接或终极标志，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标志，并认为由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部分质变形成社会主义三个阶段（这与主要直接从GDP和生活水平来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可以并存——笔者注），即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多种公有制主体（私有制辅体）＋ 市场型按劳分配主体（按资分配辅体）＋国家（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中级阶段=多种公有制＋多种商品型按劳分配＋国家主体型计划经济（市场调节辅体）；高级阶段=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需分配主体（个别供不应求的新消费品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制为主体＋按资分配主体＋国家指导型市场经济。这一新理论客观界定了不同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有益于理论自洽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制度目标的本质联系，说明初级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
（七）马克思主义的分清观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十年之际，2013年7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于是，我与余斌研究员立即撰写《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整体性研究——围绕“四个哪些”的阐述》，发表于2013年第11期的《学术研究》上，既是从上述“四个哪些”视角和若干理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整体性，也是对中央提出的“四个哪些”的科学解答和响应。由于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精神，联系理论界的某些争议难题，作了批评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阐述，因而被引用和下载次数较多。
我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的特征，那就必须持久坚持，而不存在无须长久坚持的任何基本原理。不必长期坚持的只是根据这些基本原理所做出的因一时一地之特殊情况而得出的具体论断。针对有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能创新而只能应用的观点，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可以随实践发展或理论认识的深化而得到丰富性和扩展性发展与创新的，例如，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等，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理论等，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往往导致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必须破除教条式理解。例如，对于“两个决不会”的教条式理解，便会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两个必然”，甚至认为已经革命成功的中国和苏联等都属于革命的“早产儿”。
我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整体性研究，离不开澄清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如以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其实现形式；以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比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论著缺少数学和定量分析；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作品；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原理过时了；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结合；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实行按劳分配，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在中外理论界比较流行，必须一一加以廓清。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形象地说道：“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2]如果扩展毛泽东的比喻，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显微镜，可以看清事物关键细节；马克思主义是夜光镜，可以看清黑暗中的光明与希望；马克思主义是潜水镜，可以看清深层次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透视镜，可以通过表象透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是放大镜，可以看清模糊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反光镜，可以看清事物或事情背后的真像或真相；马克思主义是多面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多样性和对立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是渐进镜，可以多焦点地看清远近事物；马克思主义是照妖镜，可以火眼金睛地看清错误。概言之，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十面镜子或者说具有十面性的多变镜子，便可以与歪曲事物本质的各种哈哈镜理论相反，真正完全分清复杂的事物和事情。
（八）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
1994年初，我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7]这一短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做了总体判断，并引起连锁反响。2000年，我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2009年撰文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认为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其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中国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表述在形式上的借用和内容上的创新。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经济学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19 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
强调“马学为体”，便意味着不宜以“西学为体”。“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但是，不能使用“西学为体”，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
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较狭义的“国学”是单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单指中国古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经济学的国学，指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正如毛泽东曾强调“古为今用”，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pp533-534)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
“世情为鉴”的“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
“国情为据”，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上述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九）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观
依我所见，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
1995年，我和一些学者在上海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先后在全国多个高校和社科院共召开 20 多届；2001年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19年改名为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属于校级重点科研基地；2003年创办的《海派经济学》季刊，早已被选列为南京大学的核心集刊，并因为该刊学术影响力较大，2020年上半年已被国家批准创办《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期刊。
海派经济学是什么？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有不少类似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只是该学派的领衔者原来主要是上海学者。现在全国有不少学者自愿加入海派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2003年以李炳炎教授和何干强教授领衔成立的“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内召开过约20 次研讨会）。
若从理论内涵角度来描述，海派经济学就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已成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研究中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它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其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该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提出二者之间的“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关注。[13]
近年来，随着研究面从经济学向非经济学领域不断扩展，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已逐渐演进为“新马克思综合学派”，并陆续提出哲学上的“广义历史创造者”概念，[14]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三种科学社会主义观”“世界社会主义未来说”，[15]历史学领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论”[16]“苏联剧变三主因说”，[17]社会学领域的“九类利益集团说”，[18]等等。
（十）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观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持“过时论”“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错误观点。而我在年轻时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和体系是科学的学问或学术，是真理，而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因而需要有效传播、定力坚守与科学发展。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供中共党员学习和信仰，而不宜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而我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价值观），因而应当进入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但资产阶级学术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能大搞学术封闭性和独断性。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马言马、在马信马”，而且文科学者应当“为文信马”，高度文明的现代人应当“为人信马”。这与“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道理是一样的。目前世界上长期存在的战争不断、贫富对立等主要问题的思想根源不是相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太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断发动战争、大搞霸权主义的美国总统等都是相信基督教的），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太少。如果世界人民，尤其是各国“精英”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话，世界便会和平发展、人类便会实现共同富裕、结成命运共同体。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只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即可，而我主张“五士观”，即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是工人阶级的战略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上应是“卫士：捍卫真理”“勇士：勇于创新”“谋士：谋策国家”“斗士：敢于斗争”“导士：善于引导”。我不赞成明哲保身、左右逢源的折中主义和无原则的和谐观，而是强调笃学笃行、知行合一。革命领袖和榜样学者就是如此。恩格斯曾告诫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19]毛泽东曾题词赞扬艾思奇为“学者，战士，一个高尚的人”。习近平曾批评只顾自己名誉和身上羽毛的“开明绅士”，号召新时代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有舆论认为，当今世界学问或学术没有价值观和阶级性，只需实证性研究；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要不唯书而需要唯上。在创立“海派经济学”时，我便写下学风之要求：“学风应当严谨而不僵化、思想应当解放而不风化”。纵观古今中外，不唯书较易做到，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则难以做到。其缘由不难理解，当面临反右过头必出“左”，或反“左”过头必出右的两种有误倾向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要具有反潮流斗争精神，而不做盲从者或风派人物确实不易，但又必须践行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
作为“50后”的老年学者，本人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炼，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力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知行协调的学问观而努力。
三、治学体会五点滴
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在一项事业和工作上有没有成就或贡献，首先要看有没有持久的兴趣。有兴趣，就会钻研下去；没兴趣，当然就会敷衍了事。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1969年3月至1972年3月在黑龙江北安国营七星泡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觉得“实业救国与强国”“科技救国与强国”固然有道理，但一个国家要有实业和科技的良性大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论和政治基础。以鲁迅、孙中山等转行为例，他们持“文科救国与强国”论，因而一心只想读文科。我至今仍然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洪远朋老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动力就越大，目标越是难以达到，就越是需要持久地付出努力。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每一学科和领域的著作家、理论家、政治家和专家等都不等于思想家。思想家的特点是与同时代的杰出学者乃至领袖相比，自己的思想相对超前和科学。马克思被西方多次评选为“千年思想家”之首，便是如此。现在面对“西学霸权、国学崛起”的学术生态，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是我的一个写照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毕业留校的前几年里，我只注意阅读、研究和教学，力争形成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没有注意写成论著，众多思想观点没有加以物质化。从1983 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才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应时或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我始终强调并坚持“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的方针。
治学要有优良学风。学风是治学的精髓，这是其五。我曾为海派经济学确立的学风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也就是说，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做学问，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求真务实，而不可“唯书、唯上、跟风、赶浪头”，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教条”，对西方理论政策不搞“洋教条”，对传统文化不搞“古教条”。学风是立场的一种表现。应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立场为核心，并与劳动人民的立场、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立场、世界人民和全人类的立场有机结合起来。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不仅会继续推进“祖国与我”的学术工作，而且会继续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在“世界、祖国与我”的基础上实现“推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效联合”的学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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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恩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