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摘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村调查，发表过多篇论述研究的文章和调研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具有诸多的实践魅力和现实意义。从1926年到1941年间毛泽东农村调查的重要文献包括《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关于农村调查》《寻乌调查》等文章，并被收录于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通过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文献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可以得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大启示。
作者简介：张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所做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得出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1](p.33)的重要论断。该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民情的体恤、对于国情的掌握、对于世情的了解，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把“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所遗留的宝贵思想遗产远不止此，在更深层次上还具有诸多实践魅力和现实意义。那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与实践中有哪些可以成为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指导乡村振兴战略？对此，本文进行深入研究。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1](p.3)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央的顶层设计，更是因为它符合了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提出：“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这继承了毛泽东在1955年所亲笔书写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p.527)的著名论断，而新时代又把乡村振兴重新提升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
一、 坚持以解决主要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以多面受敌法为基本方法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强调了在错综复杂的事物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的基本形态是不平衡，又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面对如何解决矛盾，他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4](p.322)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有关方法论阐述中，毛泽东指出：“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如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pp.25-26)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
新时代亟须破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世纪性难题，即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提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p.556)面对城乡的矛盾，毛泽东指出需要用质的方法去解决，就是要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4](p.311)。多年来，部分区域形成了歧视农民的歪风邪气，设置了许多农村发展的障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开篇论述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富、共享、共福。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方法中，以一个人初来延安从陌生到科学、具体地了解延安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举例，给出了调研农村、治理农村的方法，即从观察到分析，再从分析到综合。这实际上是要求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善于分析，还要善于综合，有分有合，综合施治。他强调苏东坡用“八面受敌”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合理有效的，而“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p.2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多面受敌法的最好体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需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六者结合，缺一不可；其总体要求是把摆脱贫困作为前提，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者结合，缺一不可；其具体方略是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乡村五振兴”理论形成良性的协调、循环系统，缺一不可。
二、 加强顶层设计，确保稳中有进、持之以恒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第一节“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1](p.21)中，强调农村工作信奉科学与长期调查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1](p.21)，在此基础上，为了与时俱进地适应事物的运动性、变化性、进步性，“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1](p.21)。如何做到长期，他具体要求：“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1](p.21)其中所强调的农村工作需要长期性、有耐心、有步骤等要素，奠定了农村发展的总基调，即稳中有进、持之以恒。新时代更需要这种总基调，才能不断地深化认识农村、发展农村、振兴农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完善属于渐进式，没有成熟的样板可循，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中有进、分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科学的战略规划，同样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坚持实践出真知，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起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栽盆景，不是造典型，更不是搞“大跃进”“一刀切”，需要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来抓，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结合十九大精神，首次明确了分阶段、分步骤、稳中有进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共分为三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阶段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阶段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要言之，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核心任务”[7]。
三、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多元化放活乡村经济
毛泽东格外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指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举世瞩目。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也明确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5]。但目前还应坚决警惕打着“趟深水区”的政策幌子，搞私有化或民营化，搞贫富两极分化，甚至是有悖于习近平有关“四条底线”思想，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8]。当前，部分地区所进行的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存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工商资本、国际资本集中的风险。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9](p.697)，资本主义的农业方式不符合社会化经营的总体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坚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确方向，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这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至关重要。中央所实施的土地确权的出发点是摸清农村集体产权的家底，但要“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2]。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实际上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背离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中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由此可见，在发展方向问题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核心在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制度和集体层经济实力的壮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有利于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集体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富共享共福。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0](p.707)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能把西方农村资本主义私有制（如美国式资本主义家庭农场）变为普遍的光，而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应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此外，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准确把握时代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在1941年4月《农村调查》的跋中，面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毛泽东在劳动政策、土地政策、政治权利等方面提出了联合与斗争的两重性政策。他准确地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客观地认清了单纯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当时生产力和国情条件下是错误的，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且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1](p.19)需要格外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让自由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为了更好地抗日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他着重强调了在双重政策中要“严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