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建立的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大批史料的不断披露，[1]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成果丰硕且富有创新，特别是考实性研究成为学术亮点。但与此同时，与实事求是地分析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同，有一些研究在分析问题时，不是去深入分析它的思想信仰、历史背景、主客观原因和具体情况，而是简单化地以现行的国家交往的准则、惯例去解读历史；同时，缺乏对历史应有的“温情与敬意”和“表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2]总是情绪化地谴责前人和问责历史。这些缺乏或脱离客观根据的否定共产国际历史和作用的思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国家利益”或“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认为共产国际不过是挂着世界革命的招牌，行苏联利益的工具，其“性质自始至终是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3]二是热衷于片面地渲染共产国际的错误，将共产国际的失误或错误固化，指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整个活动中都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方针上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4]三是套用西方的“集权主义模式”和“权力斗争”的观点，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等人的斗争史。与这些认识相关联，在一些现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中，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定格化形象，即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大多是以“中国革命的太上皇”姿态，居高临下地夸夸其谈，一味地“瞎指挥”和“帮倒忙”，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
可见，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史料匮乏的问题了，而在于如何科学地解读这些材料。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笔者认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其一是澄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问题，即究竟是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国家利益的驱动”，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清世界革命利益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二是理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依据。共产党人的行动是有思想指南的，既然认为共产国际的动机是出于思想信仰，那么他们又是根据哪些思想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也唯有如此，才能对时人所批评的共产国际指导“错误”（诸如“片面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城市中心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等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其三是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考察共产国际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能否总结经验教训、修正教条错误，等等。其四是厘清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误的本然和所以然。研究这些问题，“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谴责中心主体及其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历史形成、它的确立或作为一种幻景的实际构成，而这种幻景显然也是某种方式的客观现实。”[5]
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
由于时间的流逝，历史事件远离了它的原始境遇，带给理解者一种“疏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只有尽可能地从“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出发，通过设身处地地认知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才能对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有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美国汉学家柯文就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里”。[6]考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也应如此。
（一）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成立的思想动因
共产党人分析国家、民族问题，以及划分“敌、友、我”关系标准的理论指导与基本方法，是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际主义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7]他们提出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没有祖国”，[8]各国工人阶级只有进行国际联合，才能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列宁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使“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9] 列宁认为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与民族问题，必须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后者也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他们的斗争构成了无产阶级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样，列宁把《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也多次阐述：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转变为世界问题、殖民地问题，从而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10]总之，在共产党人看来，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必须从自身彻底解放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来看待世界民族问题；世界各民族中，只要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无论是否属于本民族，都是自己人，而一切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则是共同的敌人。
早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活动时，社会上就一直存在着用民族利益去评判他们动机的言论。甚至是曾经的革命阵营内部，也有许多人并没有达到正确理解“工人没有祖国”的思想高度。譬如，在日俄战争中，孟什维克宣扬“爱国主义”，要求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部大多数党都支持本国政府“保卫祖国”；1918年布哈林等人也提出“俄罗斯利益和荣誉不可侵犯”，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对此，列宁申言：在日俄战争失败的是沙皇专制政府，“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篇（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反而因此“得到了好处”。[11]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中那些支持“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言行，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等策略方针；[12]也正是出于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巩固起来的考虑，1918年2月列宁坚持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一国的斗争必须与国际斗争紧密结合、互相帮助，为此，应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组织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依靠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第一次有了坚强的基地和堡垒。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但俄国革命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一级阶梯”。“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13]鉴于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为指导和帮助各国特别是“文明国家”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一大的宣言和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都明确把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都把自己看成是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的阶级地位、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相一致的革命组织，视共产国际为领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与反动阵营进行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认同由列宁拟定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即“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4]
（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15]
从理论上讲，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每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但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从成立开始，就一直以马列主义为指南，尊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苏俄（苏联）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在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上也是接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的指导、帮助。这样，就形成了如鲍罗廷所说的：“他们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16]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客观实际面前，我们分析共产国际支持世界革命的动机，关键问题就在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否“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十月革命后，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自身处于极为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但苏维埃政权仍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己任，责无旁贷地承担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务，全力去指导、策动、援助和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是“变民族防卫战争为阶级进攻战争”，去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凡此种种，说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的确做到了“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7]
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国内外斗争，苏维埃政权顽强地生存下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摆脱了战后第一次政治经济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列宁认识到，在世界革命高潮暂时没有到来之前，首要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目前唯一的工农苏维埃国家——世界革命的堡垒。因此，苏俄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赢得喘息的时机，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列宁晚年开始，苏俄的对外战略逐渐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18]即在指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促进世界革命发生的同时，借助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并且从西方取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壮大自己。
当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只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没有来临之前的策略。直至逝世，列宁从来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企盼与支援，仍把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19]正是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1922年12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一个既没有冠以民族也没有表明地理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国名。[20]它的国歌是《国际歌》，国徽图案也是按照国际主义理念来设计的。它的宪法（1924）开篇就写道：“世界各国已分裂为二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它将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靠堡垒，而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结合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一步。”[21]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审视，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同时发生和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单独一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个别苏维埃国家内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组成的体系”[22]这样一种革命格局。“一国社会主义”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世界革命的根本战略思想。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但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胜利，因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和旧制度复辟的威胁。[23]因此，要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支撑。纵观斯大林时代，苏联内政外交战略基本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战略思想，即以“世界革命”为根本目标，以“外交”促“革命”。一方面，在国内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发展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重点，以期赢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优势。另一方面，在外交战略上利用各种手段，[24]不失时机地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广泛的革命。
（三）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相辅相成
“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25]在共产国际体系内，苏俄（苏联是“国际革命的枢纽、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取得各项成就的最重要支柱、获得国际解放的主要因素。”[26]维护苏俄（苏联）的国家利益与维护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利益本质上是相通的、统一的。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必须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任何国家的反帝斗争，都是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削弱，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因此，共产国际指导、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本身就是为苏维埃国家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进行革命斗争既符合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对苏俄（苏联）的反帝斗争的支持。
历史的创造从来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因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7]尽管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为政治信仰与实践准则，但每一个共产党人毕竟都有各自的民族和国家归属，民族情感、国家认同、生活经历和文化环境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特别是苏俄（苏联），两度经历存亡绝续的世界大战，厚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影响等因素，说它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心理诉求和现实考虑，也非实事求是。但客观地说，共产国际支持世界革命的动机，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即使是在为苏俄（苏联）利益设想和筹划的时候，也主要是抱着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认识问题的，即认为保卫苏俄（苏联）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当然，随着对世界革命理想热情和信仰的褪色，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追求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最终导致国际共运的大分裂、大挫折。
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条新的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8]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了联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积极、主动承担了指导、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世界革命组织，共产国际要考虑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布局，需要统筹整体和局部、主和次、先与后的关系，不可能只专注于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党。[29]同时，苏俄（苏联）自身处境也一直十分艰难，财政十分拮据。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策略的指导，[30]向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物资、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情况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已经日益清晰，越来越为人们所共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也与共产国际其他政党和组织一样，真诚地相信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等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用中国的语言风格把共产国际翻译为“万国共产党”，具有“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31]认为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32]强调“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33]“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34]中共一大提出“联合共产国际”的纲领，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就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联系在一起了。
[1]这些新史料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2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开始出版，13—17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18—21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辑，1982年出版第2辑，1990年出版第3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1997年共出版了21卷，1999—2001年出版了两卷）；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首批1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等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此外，《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等期刊也披露了许多重要的文献档案。
[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樊安群：《苏联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海口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4]参见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9]《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5、384页。
[10]《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0-61页。
[11]《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141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第518、519、524、526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页。
[1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1924年1月31日通过），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8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17]《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
[18]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9]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20]肖枫：《两个主义一百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1]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第181、182、183页。
[22]斯大林：《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大连：大连新华书店，1950年,第47页。
[23]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7页。
[24]这其中也包括运用情报系统、特务机关的活动等手段。相关情况可参见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2013年。
[2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26]《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讨论通过），转引自高放:《三个国际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95—2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28]《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29]参见张静如为何云庵著《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所作的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0]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参见李凤林：《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序言”，第2页。
[31]《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31日），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