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根据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正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一样，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了把马列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推广到各国。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与政策依据，除了上文所阐述的国际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外，主要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共产党的性质和成分，无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和关系，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政权的经验等。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概括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从根本上说，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关注和解决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历史条件规定和限制着人类改变世界的愿望和思想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及其全部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的物质前提，而在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因素尚未成熟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取得根本胜利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提出俄国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强调对民主革命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
（二）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成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需要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论证了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个著名命题。在领导俄国建立工人政党的过程中，列宁提出：“工人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修养，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构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他要求注意“选拔尽可能更多的、能够领导运动和党组织的工人作为地方核心和全党中央的成员”。[3]斯大林在论述党的组成时，也总是把“工人阶级的儿女”、“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放在首要的位置。[4]
（三）无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尽管农民在封建社会中是剥削的主要受害者，但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却是资产阶级。他们指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需要得到农民的“合唱”， [5]但农民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时候，才能够充当革命的同盟军。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的那种认为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力量，仅仅依靠农民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列宁提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要把农民看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四）城市与乡村在革命中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历史，是一个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世界化的发展历史。“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6]他们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即大工业和现代无产者，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列宁提出：“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7]在总结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列宁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不断减少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增加大工业中心的数目，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这使得城市成为现代革命的中心。[8]
（五）帝国主义时代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问题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9]列宁强调，这些落后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10]这些国家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国家共产主义组织需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临时的联盟，但不能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潮流中而丧失独立性。
(六)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政权的经验
俄国革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斗争，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05年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主要是进行合法斗争以教育工人、积蓄力量，为起义做准备。二月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抓住时机，“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1]如同巴黎公社运动一样，十月革命也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工业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发动的。利用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时机，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联合广大群众，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然后把革命从城市扩展到农村，这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方式。
（七）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列宁充分肯定中国等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蕴藏着巨大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他对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两方面的性质进行了阐释，认为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向上发展而不是在衰落下去的阶级”。 [12]斯大林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领导权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前途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13]斯大林还提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
需要强调的是，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动员各国工人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把同右倾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决裂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方面。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强烈批判立场，对中共的建党原则、政策策略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14]此外，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保持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与渴望，特别是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预言将形成“新的革命高潮”，这些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考察
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毛泽东的评价是：“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15]对此，周恩来进一步阐述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6]即使是在分析共产国际指导失误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反复强调，“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17]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论断是实事求是的。下面分阶段进行阐述。
（一）中共创立前后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8]而“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建设。”[19]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赴华，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共产国际代表首先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工业城市建立了革命局。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并于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共的成立。在一大上，中共接受了马林所阐述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相互援助”的观念，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财政援助。在二大上，中共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改变了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主张，制定了现阶段革命纲领，即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初步形成了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和前途的科学认识。
(二)大革命时期
依靠成熟的产业无产阶级，在现代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城市进行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早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就是按照这一理论考察中国城市工人运动状况。他们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中共尚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20]应该大力支持国民党来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此时的孙中山也认识到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和避免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必须联俄容共、彻底改造国民党。但他认为中共“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而国民党是“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21]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鉴于此，马林建议中共党员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的这一建议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借此形式找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22]“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23]
在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共产国际视国民党为领导力量，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同国民党结成同盟，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24]尽管如此，出于同宗同源的信仰，共产国际只是把国民党看作是一起合作的朋友，而把中共看作是阶级弟兄，并且期望共产党担当起监督、指导和改造国民党的任务。通过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问题发出的指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左中右派之间的分别和斗争，“分裂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25]大体上，“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坚决反帝；对内主张联共，依靠工农大众。而国民党右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与左派恰恰相反。”[26]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带领左派、团结中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条件成熟时把右派分裂出去，使国民党变成为工农联盟性质的政党，最终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用后来斯大林的话形容，就是“榨柠檬”：“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 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27]由此，共产国际反复提醒中共在这种“党内合作”关系中，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面貌性为代价，应该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注意到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战略方针，国民党新老右派是极为忌恨的。蒋介石就说过：“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是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28]因此，他们不断在容共问题上与苏方人员发生冲突，并且发动一次次排挤、打击中共的活动。随着革命的深入展开，在国民党内部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尖锐起来，尤其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更是不可调和，最终冲破“党内合作”这一既有的合作框架几乎是必然的。由于过于拘泥于既定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针，过于拘泥于以俄国革命经验为蓝本的“三阶段论”，共产国际领袖和陈独秀等人在大革命中，尽管对国民党的右派和国民党一步步向右转的倾向持反对态度，但总是希望在维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恢复中派和左派之间的联盟，来制止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而未能将保持中共独立性的原则彻底贯彻。另一方面，他们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出现了新右派势力的问题认识不够，把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视为是可以合作的“左派代表”而大力支持。即使发现他们的反苏反共活动，共产国际往往从大革命中心任务的角度出发，指望这些国民党新右派带领军队，去反对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对他们妥协退让，从而一再错失采取果断措施的机会，直至最后措手无策。
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中共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由起初只有50多人，并处于秘密状态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5万多名党员、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全国性的政党，并且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中得到了初步的锻炼。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时期圆满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及中共尚处于幼年阶段等主客观原因所致。而共产国际的失误，就主观上讲，不是理论本身造成的，而是将理论及经验教条化所造成的。
（三）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肃清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29]会议确定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政权的基地创造了前提。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大革命失败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30]
1927年9月，共产国际认识到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要求中共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31]但在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依据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一些中心城市如广州、长沙等地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建立政权。然而一系列城市暴动的悲惨失败证明，中国革命是不能走中心城市暴动的夺权道路。当时，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发挥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创建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这为瞿秋白等“左”倾盲动错误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应该说，共产国际代表此时提出的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完成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以及“无间断革命”等思想，是导致中共这次盲动错误的重要原因。但在纠正这一错误问题上，共产国际也起了主要作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以及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都重申中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就是城市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同时，共产国际开始强调红军的作用。但出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观点，他们又同时强调：“这些武装力量的意义决定于工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农民游击战争得不到最重要的城市的支援，它决不会使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32]
1929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次危机验证了共产国际六大所提出“第三时期理论”的预言，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在中国，1929年初开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不断爆发大规模战争，中苏之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共产党人看来，战争是借以判断革命形势成熟与否和加速革命步骤，乃至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四封信，内容都着重强调中国革命高潮的来临。[33]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等人主持下，全力推进“庞大而宏伟”的在中心城市进行群众暴动的计划。在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和基本问题，在期盼中国革命高潮到来和“保卫苏联”的心情上，李立三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李立三过分夸大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忽略了中国广泛而强大的封建势力，而这恰恰是斯大林、布哈林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所坚决反对的。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中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34]但这些要求都遭到李立三的“多次对抗”。[35]
与李立三等人领导的冒险主义行为所造成的中心城市暴动的失败和党在白区工作的重大损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苏维埃和红军力量取得迅猛发展。苏联《真理报》等报刊都以称赞的口吻连续报道朱毛红军。[36]通过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结果的思考，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意义，认识到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具体形式将区别于欧洲革命，不能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37]1930年下半年开始，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中,很多都涉及红军、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38]当然，共产国际此时仍不忘强调无产阶级要夺取最终胜利，根本手段还是要“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由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39]
由于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在工作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共产国际认为，应该把更加熟悉革命理论也更加服从莫斯科指示的中国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参与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促成了王明等人的上台。王明等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缺乏深刻地理解，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譬如他们把“中间营垒”看作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提出“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40]等等。这些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应该承认，这一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很多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产生的，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在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周恩来深刻地指出：“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41]“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42]根源在于这些中国同志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当然，“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应该承认，土地革命时期，在险恶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共党组织得到巩固、锤炼，不仅创建了坚强的武装部队，也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这些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这一时期就在中共党内排斥毛泽东的领导作用时，共产国际多次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43]
[1]《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7、167页。
[4]《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2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7]《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
[8]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1-250页，第551、552页。
[9]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234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277页。
[11]斯大林按照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的“三阶段论”，并且预言在第三阶段资产阶级将脱离革命或企图反革命。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