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情况继续恶化，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迫使西方各界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机制本身。尽管主张由国家来监管资本主义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不少西方舆论仍对国家出手拯救资本主义抱着复杂的态度。2011年11月，《金融时报》在题为“资本主义的大问题”社论中对“内幕人”资本主义大加抨击，指出其利用、事实上也制造了补贴和税收上的漏洞，让内幕人士从中渔利、大发横财。文章同时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不是让其管理经济，而是让其调节人们管理经济的方式，迫使人们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这种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最终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虽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和利益调节暂缓私人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金融垄断资本、工商业垄断资本同社会大众间的紧张关系，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的根源。
将化解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政府的主张，并不产生于今年。早在2008年1月22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刊发了“经济史拐点”的文章，指出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的新特点。而在实践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理想的总资本家”也正是通过向他国及本国的人民大众转嫁危机，来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如果说，当初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适应了垄断资本需要的话，那么，现在放弃“市场决定一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强制性地化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也是符合垄断资本长远利益的。
经济危机发生时利用政府调节，渡过危机后政府又及时退出市场，将逐利空间还给市场，还美其名曰“不与民争利”，这是西方危机史中必不可少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危机前后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更是如此。对陷入危机中的垄断资本救助更多，危机后交还的空间也更大。尽管目前危机还在延续和深化，各国群众反对转嫁危机的运动影响日渐扩大。但西方无视国内贫富分化空前严重、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以信贷危机和财税体系崩溃引起的政府财政赤字上升为借口，试图在不改革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体制、不触动垄断资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增发货币、降低劳动者工资、削减养老金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税负乃至向他国施压等手段，来达到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目的。
当代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多种形式的融合和相互支持，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