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银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该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旦一国的银行业被外资操控，极有可能丧失经济发展主动权。基于前文对发达国家银行业持股分布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过程中经验教训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银行业开放程度现状，下文将阐述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金融业对等开发”原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一）基本思路：自主对等开放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2018）中放宽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表述，一些学者建议修改“取消外资银行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及金融业发展现状所作出的判断。有学者撰文《不能逾越的改制底线：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张宏良，2018）强调了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必须对等。开放市场必须是以双方共同开放为基础，并非一国单方面签署对外开放的协议。当前，每年的国际游资多达数十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本国严重的金融危机。
世界贸易组织曾明确规定了国与国之间要实行公平对等开放原则，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是否对中国金融业实施对等的开放政策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根据前文分析，美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及我国，这种实质上的不对等带来的后果将是我们难以预见的。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第一轮谈判中，美方直接提出了让我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的要求，我们以往的扩大进口的方式不再奏效，谈判的结果为我国开放保险市场以及进口汽车市场，中美贸易争端很可能会继续激化。
我们不能进行逾越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开放。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在人均GDP达四万美元左右时才实施一定程度渐进的金融开放。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便大规模开放金融领域，很容易引发经济危机。当前，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值占总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外国资本对国有金融机构持股或者绝对控股，那么我国关于在国企混改上所提出的国资可以独资、全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的说法就有可能失去实际意义，更会为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因此，我国应坚持自主对等开放的基本思想，不断保证我国金融安全措施的完备性。
（二）具体政策
1.政府部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至上
国家安全是维护全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关键，是国家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我国金融安全，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程恩富教授撰文《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指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应始终把国家安全观放在首要位置。首先，对外国投资加强审查和监管。我们应充分借鉴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如当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该外资引入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抑或是该项目是国外政府控制的项目等情况，政府部门应迅速对该投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核。其次，要加大对盐业、城市用水以及稀土等战略性产业和资源的保护，形成国家控制的产业集团，保持盐业专卖制度，实行国有控制的城市水务工程建设和管理模式。最后，国家应在互联网业持有一定的股份。当前，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几乎均被外资持股，公司的主要资产存在于海外，长期下去便会造成更大的资本流失，而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信息将不再成为外国公司的秘密，金融自主性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构建必须要遵守宪法，如程恩富教授指出，改革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宪法总则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动力量”。银行业正是国有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前苏联曾是超级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金融领域的全面私有化使这个巨人迅速倒下，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国有企业出现大范围的空洞化现象，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可见，政府应始终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至上的原则，严格限制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国有银行的门槛，警惕帝国主义对我国金融部门的入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金融支持。
2.监管机构：构建“顶层权力”监管体系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曾对中国的“顶层权力”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我国诸多经济问题都是由于缺乏“顶层权力”的掌控能力所造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夺回“顶层权力”。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的顶层权力由“货币发行权”、“资产定价权”以及“汇率定价权”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对顶层权力的掌控力，便意味着它成为外国资本的殖民地。
在“货币发行权”方面，中央银行应努力推行自主货币发行机制。据统计，我国在2010年新增发行的人民币中，94%是由于美元的流入导致的，美元通过操纵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现阶段，央行对国际资本实行宽松政策，而对国内企业则实行紧缩政策。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外国基础货币持续投入我国，美元持有者不断将手中的资金兑换成人民币并作为资本在中国进行投资，致使人民币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央行只能对内采取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实体经济资金流动的政策。尽管我国尚未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央行的货币发行权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深层次原因正如时任总理朱镕基于20世纪90年代所形容的那样：国外金融投机力量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一旦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银行业领域，就会以更巧妙的办法和更娴熟的投机行为行事。为此，我们要摆脱美国及美元操纵下的货币发行权，时刻警惕美元等外国基础货币的渐进性入侵，大力推行国内自主货币发行机制。
在“资产定价权”方面，我国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严控外资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参股比例。人民币资产价格主要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房地产价格等资产价格。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持续出现民间利率上升、实体经济不景气、房地产价格虚高等现象。以房地产价格为例，据2018年5月全国的房贷监测数据显示，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创新高达到5.6%，同比增长20%。而央行与证监会在政策上的不统一也值得关注。一方面由于外国资金不断流入，央行只能被迫挤压国内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为防止股指的局部超跌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又依靠吸引外资来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长期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讲属于高负债行业，资本充足率大致维持在7%左右，远低于实体工业企业，一旦面临外资收购问题，银行由于净资产占比的劣势更容易被收购。因此，政府应降低海外资本在我国的话语权，对外实行“非国民待遇准则”，形成高度一致的对外政策，杜绝金融大跃进式发展模式，将资产定价权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
在“汇率定价权”方面，我国应制定明确的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金本位制被废除，美元成为世界货币。2005年7月，我国启动汇率改革，从此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具有很大影响力。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引来了大量外国基础货币的投入，极大地抑制了人民的货币购买能力。要想稳住人民币汇率，关键在于市场用户是否足够相信人民银行。因此，我们应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的进入比例，在外资、外汇和财政税收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方案来保护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做到主动引领而非被动出击，拒绝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同时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补贴等政策，从而为我国金融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当前，发达国家通过其金融膨胀的国际转移、金融危机的国际输出、金融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及金融制裁的国际压制来掠夺他国财富，并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发达国家明确限制外资进入本国银行业股权比例，并且它们的监管部门采取严苛的外资引入审查制度。如2011年1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华为某个小型并购案进行公开审查。2015年7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进行审查。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但凡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资投入项目均予以严格审查，甚至可以回溯以往相关事件。只有牢牢把握住我国经济的“顶层权力”，才能在国际金融领域赢得主动地位，从根本上扼杀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3.银行业内部：提升金融创新力和竞争力
2017年7月，央行公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指出我国银行业内生性创新动能不足，仍需不断丰富银行业内部金融产品，扩大创新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类型。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银行业传统的信贷业务潜力已被挖掘殆尽，我们要把重点金融领域创新能力上面。在金融交易创新上面，应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移动支付平台建立长期合作模式。在金融科技创新上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银行业内的广泛应用，商业银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过程，将人脸识别技术、智能客服系统、智能化风险控制以及网点机器人等技术真正落实到各网点机构，从渠道、用户服务体验等方面提升银行整体业务能力，运用科技创新方式推动内部转型升级。不断鼓励绿色金融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学习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运作模式，打造绿色金融生态圈，为我国探索经济绿色转型提供可行性路径。
在提高创新能力的同时，更应加强银行本身的竞争能力。在全球十大银行排行榜上，国有四大银行都位居前列，但在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榜单中，我国多半银行处于靠后的位置。因此，我国银行一方面要将本行的业务特色与风险管理等基础环节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深入打造地区品牌竞争力，细化考核管理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激发品牌效应，打造具有专业化、差异化、特殊化的行业运作模式。另一方面，银行业应加速人才引进流程，完善人才培养流程，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奖励机制，以市场化模式公开选聘优秀的研发团队，运用科技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吸引更多的客户和资源，逐步提升银行内部核心竞争力。
在进行金融创新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过程中，我们要秉持以下原则：其一，复杂化手段不是创新。复杂化手段只是在营销过程中的市场战略，就自身而言并不属于创新范畴，银行业在提升自身业务能力过程中需要摆脱这一假象。其二，信息透明化仍需大力保持。金融创新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信息阳光化使得金融创新成为可能，更能为我国银行业内部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三，提升金融创新力与竞争力需要选择适合的技术与恰当的资本结构。银行业必须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如不同的长短期债券以及各种股票类型的组合）来提高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进而促进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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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嘉昕，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庆琦，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