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志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划分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划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基本标志都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下面我们针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进行初步的探讨。
生产力观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
(一)生产力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上的作用
从大趋势上看,人类社会经济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有所进步,因而社会生产力状况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所起的标志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尤其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生产工具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劳动能力的物化和强化。它以确定的形态(如手工工具、机械工具、自动化工具等)表示了人类劳动能力的大小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马克思说得好:“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马克思还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同上第4卷,第144页)。列宁也说过:“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3页)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
有的文章否定生产力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应有作用,认为生产力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其本身并不能表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变革具有“滞后”的趋势,总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①。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首先,生产力固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得到进步,从而形成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的层层演化,但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最革命、最活跃因子的生产力才具备了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指示器”作用,它可以作为判别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孤立地看,生产力本身当然无法直接表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总是决定着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具有“滞后”的特点,并不能否定生产力在观察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时的“指示器”作用。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我们从生产关系角度判别历史上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不正是与同时代的生产力相吻合的吗?!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一般经济发展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属于“大同步”状态。
其次,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同存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基本上相似是一种客观现象。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不可能同时进入同一社会经济形态,这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决定的。这时作为改造自然的生产力就完全有可能存在相似的状态。因此,对列宁讲的“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这句名言,决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于蒸汽时代,随着它的发展,同样会进入电气时代,甚至进入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时代。但是,资本主义决不会推迟于电气时代才出现,社会主义也决不会提前在蒸汽时代就确立。至于世界上存在的同一生产力水平下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化,以及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力水平的不均衡这两大类现象,只有综合其他复杂因素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但这不会推翻可以从生产力角度识别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这一科学结论。
(二)生产力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作用
生产力对判断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划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生产力的演化特点。他判断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机器工业阶段转化的标志就是机器的使用。“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同上,第408页)。在大机器工业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同上,第503页)。机器的普遍运用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在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也坚持把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志。“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他在分析资本主义进入其最高阶段时,也是从生产集中程度加速,进而产生垄断开始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列宁选集》第2卷,第739、40页)生产集中和垄断这两个范畴同时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并非单指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判断我国仍处于社会主初级阶段,同样要重视生产力的标志作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标志及其量化问题,放在后面详述)。过去,我们习惯于脱离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的变革,以致过早地结束了过渡时期,并出现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求纯”的思想和实践,给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失误和挫折。现在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左”的传统僵化的思维。然而,我们也不能无限地夸大生产力的标志作用②。倘若完全撇开生产关系,孤立地强调生产力的标志作用,将其看作是唯一的,就有可能走向理论的另一极端。我们主张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作整体考察,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在确认它们各自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
(三)生产力的量化标准
由于生产力的量化标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而以往的论著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总是笼统地谈到生产力的发达与否或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没有提出具体的量化标准。既然生产力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就必须对其量化标准作出总的规定,否则,它就很难在划分中起到标志的作用。笔者拟通过我国现阶段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的比较分析,对生产力的量化标准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解释,以完善它在划分中的标志作用,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具体说来,反映生产力变化的量化标准可从构成生产力三大实体要素的变化来考察(当然,这样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去分析)。
第一,劳动资料使人类突破体力、智力的限制,放大人类的劳动能力,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因而是代表生产力水平的基本标志。其中,劳动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劳动工具大体可以粗划分为手工工具、机械工具和自动工具三类。手工工具只是人类肢体的简单延长,由于受自然力的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它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机械工具把各种自然力能源转化为有规律的、可以随意控制的、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加工动力来推动工具机工作,由于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它是近代工业生产力的标志。自动工具是在人类控制下,能自行活动的工具,由于它不仅能扩大人类体力劳动能力,还能扩大人类脑力劳动的能力,因而生产力必定会有更大的突破。它是现代和未来社会生产力的标志。
就我国目前生产力现状而言,可通过以下指标来衡量:
(1)工业化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可以通过人均钢产量和人均发电量两个指标很典型地表现出来:
美、日、英、西德在年的人均钢产量和人均发电量分别是我国的7.3、19.3、6.2、14.7倍和26.5、12.7、13.5、17.2倍,双方的差距还很大。通过这一量化指标,我国的生产力不发达状况就数量化了。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人均钢产量和人均发电量要分别达到150一200公斤和4,000一4,500度的水平,才能说我国摆脱了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
表一:中外五国人均钢产量和发电量③(1985年)
国别 | 钢产量(公斤) | 发电量(度) |
中国 | 45 | 389 |
美国 | 331 | 10,319 |
日本 | 872 | 4,953 |
英国 | 279 | 5,267 |
西德 | 664 | 6,698 |
(2)机械化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目前世界上,农业机械仍以农用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为主,它代表了某一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
表二:中外五国农用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拥有量④(1981年)
国别 | 农用拖拉机⑤(千台) | 联合收割机(千台) |
中国 | 792 | 31 |
美国 | 4,655 | 674 |
日本 | 1,096 | 916 |
英国 | 1,515 | 142 |
西德 | 1,465 | 167 |
表二说明我国所拥有的农用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也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至少分别达到250万台和80万台的水平,我国农业生产才会出现新的飞跃。
(3)劳动工具的量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及生产社会化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也可以通过规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比重和生产社会化的变动比重来衡量。当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们还可以相继采用自动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智能化或机器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来作量化的标准。
第二,劳动对象的发展状态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劳动对象一般可以分为原料和材料两大类。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加工业越发达,深度加工产品的比例就越高,反之,初级产品的比例就大。因此,代表生产力水平的劳动对象的量化标准就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比例,这可以在国民经济中体现,也可以在出口额中体现。
表三中外五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出口额中的比孟⑥(1982年%)
国别 | 初极品 | 工业制成品 |
中国 | 45 | 55 |
美国 | 17.7 | 82.3 |
日本 | 10.4 | 89.6 |
英国 | 29.7 | 70.3 |
法国 | 21.6 | 78.4 |
表三的统计数字说明,我国在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相当的比例。按理说我国人口多,以农产品为主要对象的初级产品是人们生活消费的重点,不必大量出口,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能把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例降低到20%左右,那就表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接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人民的生活必将会大大提高。
在该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新材料种类的增长量和高质量材料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工业制成品通过的加工环节越多,说明其加工程度越趋于深化,其种类也随之增多。一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突破性的新材料的创造和应用,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时间长,本世纪50年代出现的硅材料就为微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对象向空间、海洋扩展。这就需要耐高温、耐高压的高质量材料。因此,高质量材料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重,也是劳动对象量化的一个标准,尤其在当今追求高技术的发展态势中更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劳动者是生产力诸因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因而也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这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多重结构来表示,其中对衡量生产力水平起主要作用的是它的职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二)劳动者的职业结构是劳动者服务于各部门的比例。
在生产力水平的低级阶段,为了解决温饱的基本生活需要,绝大部分劳动者必须从事农业生产。近代工业确立以后,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大大增加,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又会造成劳动者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简言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的降低,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表四:中外五国三大产业中就业人数的比重⑦(1982年%)
国别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中国 | 71.6 | 16.2 | 12.2 |
美国 | 3.6 | 28.6 | 67.8 |
日本 | 9.7 | 34.5 | 55.2 |
英国 | 2.7 | 34.5 | 62.8 |
西德 | 6.0 | 44.8 | 49.1 |
表四说明我国尚处于低结构就业的局面。只有使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比重下降到40%以下,进入中结构就业,才能摆脱经济的不发达状态。
劳动者的技术结构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程度比例,这可以具体化为每个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比如用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来衡量,也可以通过各类职工的技术等级比例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等来衡量。
最后必须指出,国民经济总值及人均数、国民收入总额及人均数这两个重要指标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综合性标志。它们是生产力三大实体性要素结合的综合反映,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述。
生产关系:衡量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尺子”
(一)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作用
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作用比生产力更具有明确性和实质性。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最终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显示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尤其是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判断社会经济形态最具有直接性。“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刀生产关系表示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不同特征。因此,根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可以把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根据生产关系这一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特征的发展变化,才把人类社会概括为五大形态。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是极力抹煞这种作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例如,“制度趋同论”的首创者、美国索罗金提出“正在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主要型式,也许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可以称之为一体化的特殊型式。这一型式将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之间型式。”⑧这种思潮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愈来愈相似,趋向于同一。又如,美国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论”,他用庸俗经济学的部门结构分析方法,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统一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挺进、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成长阶段,并把美国说成是处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最先进国家,而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说成是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再如,“三次浪潮论”的倡导者、美国托夫勒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开始于公元前八千年的农业革命,形成了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第二个浪潮出现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第三个浪潮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到来的,导致了信息社会和现代文明。上述三种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化理论都存在一种共同的致命错误,就是撇开生产关系,单纯地从生产形式、技术变革、经济重要部门的更替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的变化。虽然这些观点从某一侧面也反映了一些经济现实,对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具有借鉴作用,但终究是片面的和肤浅的。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是人的集合体。我们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应该把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综合起来考察,切不可忘记生产关系对于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作用。
(二)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
在判断一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否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生产力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了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时,才标志着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通过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将经历的几个阶段来具体说明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共同特征,然而它的成熟和完善程度是不同的。在公有制形式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成熟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其部分质变便显示着它的阶段性。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思路和社会主义现实,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经历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以单一的全体社会所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这三个部分性质的变化,依次显示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相应的是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种结构虽然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其他经济成分,但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主体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第二,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是受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制约的,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某种体现,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的是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真正发育成熟和完善的时候,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中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和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这时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有商品关系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有明显的减弱,计划调节的因素将日趋强化。至于在高级阶段,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下将是单一的计划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已不复存在,撇开对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将进入其典型的完善阶段。
第三,分配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配形式将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部分质变而发生变化。当所有制形式为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时,分配形式便呈现为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分配结构;当所有制形式为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时,分配形式便呈现为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特征的分配结构;当所有制形式为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时,分配形式便呈现为单一的一级按劳分配结构。目前,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因而除了推行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之外,有必要让按经营成果分配、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等多种非按劳分配形式作为补充。这种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分配结构,与上述所有制结构及经济活动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初级特征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基本内容。
注
①参见王克忠:《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②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参见郑元可:《主要标志是生产力》,《社会科学报》1987年6月25日,包霄林:《生力的发展水平是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根据》,《光明日报》1987年6月29日。
③资料来源:《世界经济》1986年第11期。
④⑥资料米源:《世界经济年鉴》1983-1984年,《中国经济年鉴》1983年。
⑤不包括农用小型拖拉机。
⑦资料来源:《世界经济》1985年第4期,《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⑧参见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纽黑文1964年版,第78页。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二作者为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