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笔者曾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1] 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演进状态及其缺陷的基础上，对在重建中国经济学进程中如何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演进阶段与若干倾向
新中国50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然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良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现作详略不同的评述。
一、新建阶段与“仿苏” 倾向
这一阶段的历史跨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没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但此时苏联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初步勾勒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框架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于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便成为新中国领导人模仿的对象。在自己缺乏建设实践的经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便被当成了我国建设的“真知”。
与实践相一致，在经济学上也开始模仿苏联。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出版发行。1959年，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发行。这两本书的发行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的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自己的理论，因而这两本书便被当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而被“顶礼膜拜”。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高等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体系向学生讲授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完全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拒之门外，而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苏联范式”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经济思想与苏联经济实践的一种综合，有其相当的科学性，在经济学说史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也有不少误点和局限性。
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也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相对忽视生产力的研究；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忽视定量分析等。尽管当时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具有以上局限性，然而它毕竟指导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而且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和范畴。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讲，在新建阶段中尽管有仿苏倾向，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要点》及有关价值规律等论述，陈云同志在1956年9月提出“计划调节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等观点，以及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孙冶方的价值规律思想等，均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开始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实践。60年代上半期，我国陆续编写和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充分体现了“苏联范式”与当时中国特色的混合。其中包括1958年及以后萌生的某些极左思想和政策。
（二）“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
这一阶段主要是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革”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都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经济工作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经济理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尤其是在“四人帮”授意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 完全是以“大批判经济学”的极左面貌出现，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大加批驳，将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将当时并不存在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等等。
尽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千扰，但不少经济学家并未停止思索与研究。如许涤新在被关押期间，就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体系，构思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的总体框架和主线，并形成系统思维（“文革”后不久立即将成熟的思想变成文字，出版了《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力作）。
（三）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
这一阶段是从1979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开始全面清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左”的思想，重新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国家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必须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确立下来。丰富的改革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份。伴随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变得丰富和完善。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生产力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理论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和市场体系理论的提出，市场型按劳分配及其他分配理论的发展，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理论的拓展，宏观调控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的阐发等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尽管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成就，但发展过程中却也暴露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缺乏系统的解释力和预见力。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预见和解释的能力，而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和政策的注解，理论的研究反倒落在经济实践的后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信任度。其次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近视性。这表现在缺乏对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而往往只是对流行思潮的妙作。如对“一包就灵”、“一股就灵”等观点的宣传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极端对立的认识。最后是研究上缺乏方法论的整合和系统创新。偏好于搬马恩原著或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的原话来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出理论的分析，而非应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研究和指导现实的经济实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趋增大。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和预见力的不够，“苏联范式”的某种僵化及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使得西方经济学不断动摇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也由以前对“苏联范式”的崇拜而简单地倒向“美国范式”，但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并无感觉。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存在“仿美”或“仿西”的倾向至少表现在：
1.缺乏应有的人文性， 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与国外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数学公式相似，我国的经济学杂志上也开始充满了数学公式。虽然说还没有到数学的使用被作为炫耀作者数学功底的程度，却也被当作作者理论上的创新，认为只有使用数学工具的文章才是具有理论创新的文章，否则，就属于“垃圾”。工具被当作了目标，简单明了的经济思想披上了烦琐的数学外衣，增大了认知成本，理论经济学有被数学主宰的倾向。与此相反，经济学应有的人文性、阶层性和终极关怀等分析较为匮乏。
2.私有化“产权神话”和“自私人”（“经济人”）理论的流行。虽然说西方产权理论的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和契约分析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但是其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却也在理论界大行其道。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私有化“产权神话”和“自私人” 理论的流行。产权的明晰仅仅被简单地理解成只有私有的产权才是清晰的产权，私有化被当作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而全然不顾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私有化悲剧的上演。“自私人公理”被作为现实经济的逻辑起点和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理论经济学中被广为渲染，却没有看到此理论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片面认识，全然否定了利他主义和群体主义[2]。
诚然，西方经济学的确给中国输送了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但另一方而，它的过度形式主义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国经济学误入歧途。数学只是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理论。对于私有化“产权神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认为：“这个神话十分危险，因为它误导许多转轨国家仅仅关注产权问题过分信赖私有化，而忽略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3] 而对于在我国广为流行的“自私人”理论，布热津斯基先生曾恍然大悟道“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4]可见，西方经济学本身的逻辑缺陷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悲剧说明，随意照搬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现实难题，唯一的出路在于进行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
传统和现有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基本缺陷
在上述评析的基础上，我们可对传统和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模式的主要缺陷作一总结或概括。
第一， 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 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
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 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对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缺乏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
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缺乏创新精神。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 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原则与思路
当我们批评了传统和现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种种弊病以后，就要回答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笔者主张，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 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 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但证伪只需一次，也许这一证伪只具有个别或局部意义。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产权学派的代言人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5]，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而苏东国家的经济大倒退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等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或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某种不相容。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问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二）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在19和20世纪， 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其实， 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 ，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6]，进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 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 、“ 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间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 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上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利益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或“自私人”不同，“利益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