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年前的中国经济改革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以惊人的年增长率迅猛发展，但与经济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却不尽人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沿三条主要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包括“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包括“美国范式”）。“苏联范式”在50年代末到1978年这一期间最为活跃，而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范式”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日渐式微。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的“中国范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思想成果之一，与西方先进技术一起，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并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
1994年初，笔者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中曾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后引起连锁反响。[1]目前，理论经济学研究呈现出预料中的百家争鸣局面，然而，各派对当代经济问题的解释大都缺乏以一贯之的理论分析，对经济学的总体认识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迫切需要先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本文针对其中有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予以扼要的阐释。
一、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有些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显而易见，这种一般性的对象表述已经常被人误解。其实，前者并非不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后者也并非完全不研究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的关系(西方新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还突出了此项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到，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些论著据此断言马克思经济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这是片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经济活动方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是二者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整个经济运动(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在基本层面上纳入其中了。例如： 关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研究，不是分析过经济运行问题吗?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和地租变动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生产力的提高问题吗? 关于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经济增长问题吗? 关于工人阶级的工资和贫困等研究，不是分析过社会福利问题吗?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涉及到四个问题——生产什么，产量有多大；产品是怎样生产的；产品为谁生产；谁做出经济决策，以什么程序做出决策，难道在《资本论》中找不到基本层面的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具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与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其一，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人，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认为社会资源的配置，不仅包含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假设前提或无摩擦的和谐物，而重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表象关系(科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也反对主流经济学狭窄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事实上是“复活”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其二，马克思经济学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认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其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下具有独特的社会内容和运动形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缺乏这种历史高度和辩证思维。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物质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在大文化生产力和大文化产业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仅限于研究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 ，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涵盖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等基本层面的内容。它应阐释的主要是制度层面而非技术层面，是理论层面而非政策和应用层面。
二、理论经济学的人文性
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差别，即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生活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群体、集团、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有相反的解释，并得出不尽一致的思想结论和政策主张。这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阶级和国家的权益。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特定集团的权益，接受反映特定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这些就决定了经济学在性质上必然不同于没有社会性和人文性的自然科学，也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为各对立阶级共同接受的统一的理论经济学范式。换句话说，在世界上还存在对立阶级的情形下，理论经济学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一个客观内容(自然还有其他内容) 就是表现为阶级性。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阶级性，首先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涵义，其次才是指由这种经济涵义所决定或派生的政治涵义和意识涵义。
虽然不少学者不太愿意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并在研究中极力回避这一点，声称自已的理论是超阶级的，是为各阶层或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但也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是公开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就坦言：“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察觉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其实，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和世界里，是否公开承认均抹不掉理论经济学内含的阶级性。
理论经济学的人文性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比如，19世纪出于经济发达的英国的经济学同出于赶超阶段的德国的经济学，二者差异就很大；20世纪出于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学，同出于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学，二者差异就更大；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形成，也绝非偶然，均具有国度性。目前，受国别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限制，所能重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也只能在高度重视各个国家经济学原理的共同性、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性的基础之上，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独特性，因而这一理论经济学必然具有国度性、阶段性和历史性。承认国度性并不否定共同性，二者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那种以为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是适合一切国家的普遍真理，各国只有具体应用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人类只有先逐步建立关于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国家的多种“狭义政治经济学”，最终才能整合成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贯彻实行着的各项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性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然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即只有劳动力的承担者，才能成为建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主体”[3]借用学术界公认的“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说法，理论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中的“高雅学科”。其人文性应大大高于一般的应用经济学，才能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诚然，强调理论经济学的人文性、反异化和人本主义，同强调其强国富民的功利性是可以统一的。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摈弃传统“唯上、唯书、唯风”的各种教条主义，在辩证的规范分析和全面的实证分析之上注重阶层性(阶级性)、国度性和主体性等，充实丰富多采的人文内涵。
三、理论经济学的数量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在对经济规律进行探索的时候，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化学试剂”和“显微镜”。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既有概念性分析框架，又有具有物质形态的仪器和设备。而经济学家的分析手段主要是人文性概念和数学工具。只有在验证某一理论和假说时，经济学家可能采取调查和案例研究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或者在试验某种理论时，采取试点和观察的具体方式。此外，经济学对分析工具的使用，不象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操作规范，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即经济学家本人的偏好、信息与知识结构。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某些苛求性的批评。有人高度评价马克思运用的抽象演绎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但又提出他不善于运用数量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的指责是在与大量运用数学手段的本世纪西方经济学相比之后得到的结论，而假如将马克思与他以前和同时代的主要西方经济学家相比，则是当时运用数学方法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之后才能达到完美的地步，并身体力行地在《资本论》中适度地运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特别注重平均数规律等，始终将经济范畴质的研究与量的分析紧密结合。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数学分析，并不在于追求数学化和形式主义之美，而是为了更科学地阐明对象上量的规定性。相反，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多缺乏科学的定性分析和制度说明，往往把经济现象视为本质，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视为永恒的一般性，并以此为不加说明的前提进行量的过度分析，舍弃其应有的人文内涵，这明显是对数量的片面运用。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对其他学科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20世纪里，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这种趋势本身应被视作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专业化不断加强、具体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专业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多的结果。然而，数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许多经济学论著常常视被用来炫耀自己的数学功底，而不是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况且，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必须看到，数学是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理论。它只是为理论生动直观地或需要定量地表达，提供了可能的方式。理论经济学是对大量社会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和科学抽象才能得出结论的学科，而不是单纯依靠实验室里的试验或演算纸上的推理和计算就可得出结论的学科。过分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会使数学成为经济学的主人，经济学家反倒成为数学的奴仆，失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从而也就失去了经济学应有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学性。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但又要防止走上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理论经济学的假设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经济学也不例外。有了前提性假设，才可能有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假设有假定与假说两个含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假说法，是指以现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便，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
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但包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份，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假设的验证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实践的相对性。不过，经济学研究不能乱假设，因而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 第一，根据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譬如，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科斯第一定理”，就属于不现实的假设。其道理，如同假定计划经济的管理费用为零是一样的。第二，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否有效结合的假设为例，经验已经部分有力地证明： 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假设比较科学，而否定性的假设则是不科学的。第三，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如西方经济学包含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在内的“经济人”假设，就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以偏盖全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被确认为“公理”。第四，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作为经济学重要方法的唯物史观，便属于抽象度极高的基本假设，而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些假设，则属于较具体的层面。
假设的不同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劳动价值论、公有高效率论以及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利益人”论等，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生产三要素论、私有高效率论以及完全自私与完全理性相结合的“经济人”论等。这两大理论经济学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从而呈现为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假设，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假设，并据此确立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诚然，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因而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均有异同点。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达方式，可称之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点，科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主义》第1～3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6月版。
②卫兴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河南社会科学》，1999 年第1 期。
（原载《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第二作者为齐新宇）
[1]参见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 年4月7日；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索罗：《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于埃考斯主编《当代经济论文集》，波士顿布朗公司1974 年版。
[3]山本二三丸：《人本经济学——经济学应有的科学状态》，东方出版社，1995 年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