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994 年初，程恩富在《21 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1]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引起连锁反响。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2]，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后来，这个话题又由一些学者以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等形式提了出来。[3]在上述问题引导下，目前理论界流行诸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和建设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是批判经济学或破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基础”、 “政治经济学是意识形态而非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只有先从组织上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海归’执掌院校”之类的解答。这是值得商榷的。
从科学创新的角度来看，提出问题是先导，但是，问题本身必须反映客观事实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要求。从思维主体对客体事物的反作用来看，倘若提出的问题只是反映了事实的表面矛盾，或者只是反映了事物的假象显示的矛盾，那只能对人们的思维起误导作用。只有反映了客观事实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要求的问题，才能真正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表象，从而达到正确地改造事物和实现主体价值目标的作用。
中国自1956 年完成了属于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便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并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趋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具体化的问题。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4]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我们认为，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而言（可能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这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语，是对中国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表述在形式上的借用和内容上的创新。[5]下面将较为详细地阐述我们对上述基本原则的一些看法，以期理论界展开研讨。
二、“马学为体”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这里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19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6]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7]；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一旦偏离这一原则，理论创新将难以为继，经济学的现代化将偏离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发展概念，而是在时空发展中的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只有“马学为体”，才能保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
同任何领域的学科一样，经济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经济学必定是能够揭示经济现实的内外在机制和发展变化规律，深刻地从本质原因阐明表面经济现象的学说。它必定是能够分清经济现象的真相与假象的学说，从而是能够指导人们遵循客观规律从事经济实践，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按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的科学。由于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对象与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只有彻底抛弃为私人及其集团谋利益的狭隘眼界，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的本来面目，使经济学成为科学。显然，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经济学，才有公正无私的可能性；而只有贯彻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才能客观辩证地揭示经济现实的真相。在人类有经济思想以来，能够实现唯物史观科学思想与公正无私的立场相统一的经济学，唯有马克思经济学和后马克思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何必须“马学为体”的缘由。
强调“马学为体”，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
——有论著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这种观点是幼稚的或抱有宗派主义成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经济思想体系的总称。它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经济科学思想长期发展的硕果。作为人类的科学思想，如果没有马克思这个人物的出现，在历史发展到那个时代，它迟早也会通过别的人物程度不同地生成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 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8]可见，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属于工人阶级，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当经济实践和认知能力已经使人类具备了科学地反映客观近现代经济运动规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然会产生出来，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实践的延续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经济思想体系的视野来看，应当说，科学经济学的现代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非科学的经济学当然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某种现代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现代化，但是，形式上的现代式样和部分内容的客观性并不能说明经济学整个知识体系达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性。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实证形式似乎很现代，但是并没有跳出近代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利己经济人论”、萨伊“三要素价值论”和马歇尔“均衡方法论”的陈旧观念，其范畴的“核心带”内容依然是很片面的、不科学的，甚至连历史上李嘉图的思想深度都没有达到。[9]只有渗透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才是科学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这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学派（恩格斯使用过“马克思学派”一词），但同时又是一个相对最正确的一个学派，因而可以成为中外经济实践的指导性理论和政策基础。
——有论著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目的（任务、使命）是“革命”，而当今的中国的任务是“建设”，因而要把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创新为“建设的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任务只是批判，社会主义部分的任务只是建设。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其含义就是构建“建设的经济学”。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只会给人们造成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已经过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批判的方法、内容和任务等错觉。其实，这种说法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论的科学目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重点是阐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运行机制。
须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0]。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创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对于中国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改革和建设时期，其立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实现了这个目的，在前一时期就能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整个经济和政治的革命取得胜利服务，在当今时期就能为认清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服务。只有明确了经济学的这种科学目的，才能在理论创新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一致的原则，克服把批判与建设对立起来的片面僵化思维，辩证地把对国内外的错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批判同正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建设融合起来，进而自觉地把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科学化结合起来，防止限于追求表面形式的“现代化”，拜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度数学化和形式主义的学术窠臼之中。任何不断完善的完整认识和实践，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经济学也不能偏离这一辩证的思维方法。
——有论著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只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具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不是学术”。这种说法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史以来唯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同时，还在人们中造成了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对立的印象。其实，学科研究对象的实质是由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各种理论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代表一定集团（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及其阶层）的利益，都不可避免地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经济意识形态表现为学术性、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概莫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体现在它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进而成为解放全人类的经济学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以及实践性相一致的鲜明特征。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公开声明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正表现了它的科学性质。西方经济学明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明明只会用“利己经济人”的有色眼镜去片面地分析复杂的经济关系，却竭力掩盖自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用所谓经济学的非意识形态性来标榜自己的“学术性”或“科学性”，掩盖自己的非科学性，这不过是凸显它在科学上的虚弱性。
——此外，有论著推断说，西方市场经济搞了二三百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很成熟了，因而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也很成熟和科学了，以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一定是先进的。这是一种错觉，用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来定性社会科学的先进与否问题，是明显有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使这种经济学不可能客观地分析问题。其貌似高深的数理形式，往往是用数学逻辑的科学来掩盖、替代经济逻辑分析的贫乏。中外经济学界已有大量学者撰写了批判性的论著。[12]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比，19 世纪20 年代以来众多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从根本上不断验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对落后性和低效率性，不断验证了为这一制度辩护和出谋划策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可能是先进的。只有渗透唯物史观的科学思想方法，站在无私的工人阶级立场上，为人类大多数人谋福利，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去适应经济社会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经济学，才具有整体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三、“西学为用”
强调“马学为体”，便意味着不宜“西学为体”。“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科含义中历来十分明确，不是地域性的概念，而是具有社会和阶级性质的概念。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总称，不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简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现代西方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科学性。就整体看，它们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这主要是：（1）表面性（即庸俗性）。例如，研究市场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主要停留在流通领域，用心理等因素解释“有效需求”，看不到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阶级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2）主观性。例如，单纯用“自私经济人”假设，来解释和演绎整个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复杂的经济运动。（3）片面性。例如，沿袭斯密由于不懂劳动二重性、不懂资本流通和一般商品流通的区别和联系而丢掉了不变资本价值（实质是丢掉了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产品价值的Ⅰc 这一部分）所形成的“斯密教条”，仅以企业与居民的交换流程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运动，把储蓄等于投资当作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从而无法弄清各产业部门在再生产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途径，无法科学地解决社会再生产运动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4）虚伪性和辩护性。例如，认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优越的，而只需改进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为资本主义经济对抗性的基本矛盾辩护，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等。所以，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那种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等同于“现代经济学”，主张“现代经济学本土化”的观点；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学应当与西方经济学“国际接轨”，才有出路的观点，无异于把中国经济学推向整体上非科学的老胡同。
但是，不能使用“西学为体”，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13]。从这种“体”“用”一致的思维看“马学”与“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方法的根本区别，存在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基本观点的根本区别；相应地，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譬如，在理论结构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缺乏有机联系的理论板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的“三过程体系”，或者再加“国家经济过程、国际经济过程”的“五过程体系”[14]）。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这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观念的东西，它毕竟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15] 。尽管由于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妨碍，它不可能全面深刻地、实事求是地揭示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是，从它具有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扭曲性的理论内容中，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分析，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许多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和合理元素。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受其启发，从其片面性分析中创新出全面性的理论，从其表面性分析中创新出结合表面性的实质性的理论，从其扭曲性分析中创新出正确性的理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因而对于包含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多种信息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无论如何都不应抱不屑一顾的幼稚态度。
还应当认识到，尽管总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但这不等于说它不包含任何科学成分。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和人类探索真理的历程，提出了不少可改用或直接有用的经济范畴。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素材和思想来源。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他把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的“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16]的经济见解，作为创立《资本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性和辩护性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范畴和科学原理，马克思采取的态度是，对它们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进行“术语的革命”[17]和分析改造，并加以充分运用。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使用的价值范畴，他通过唯物辩证的分析，赋予了它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科学含义。正是法国布阿吉尔贝尔的有关论述，启发马克思提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是合乎社会再生产比例的劳动时间的这个命题[18]；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对范畴，他以劳动二重性的科学眼光，揭示出它们的形式区别在于价值流通和价值周转的根本差别，于是科学地划清了两者的界限。又如，马克思是在非常认真地分析研究了重农学派魁奈的经济表，研究了斯密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不自觉地表述的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思想片断，才揭示出研究社会再生产要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弄清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这两大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弄清全社会的产品价值构成要素之间如何形成合理的组合，使各种社会产品要素在货币流通的中介作用下，既实现价值补偿，又实现实物补偿，从而才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再生产原理。[19]就这样，一批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借鉴和创新，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系统。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也必须“西学为用”，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资料，学会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尤其要看到，国外经济学某些学术前沿，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曾经提出过的，如制度分析就是如此。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回应各种思想的碰撞中，更能显示它的科学力量！
这里有必要指出，决不能把“西学为用”与一种流行的倾向混同起来，这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应用价值，在解决市场经济的实际问题方面只能用“西学”。应当承认，在过去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以及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往往存在以实用主义或者以僵化的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例如，把《资本论》理解为包容一切经济实践的著作，殊不知马克思强调，《资本论》主要是阐明资本的一般运动规律的，像国家经济行为、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市场竞争的实际运动、信用制度的具体形式和手段等，并没有纳入《资本论》的写作计划，“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20]由于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严重误解，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应用经济学领域进展很慢。一些应用经济学家直接照搬西方应用经济学进行教学和研究，以致产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有应用价值这种错觉的重要原因。也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用”上，下的工夫还很不够，还远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要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中应当毫无原则地注入西学的“用”。以上我们已经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有自己的“用”。
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任务。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弄清资本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弄清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现代具体经济形式，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应用经济学，如马克思主义金融学、马克思主义贸易学、马克思主义财政学等。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决定了我们应当尤其重视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努力吸收“西学”这方面的有益成分，同时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样的“西学为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服务的，也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四、“国学为根”
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较狭义的“国学”是单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单指中国古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本文所说的国学，指的是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正如毛泽东曾强调“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多重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所生成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经济学之“根”。同时，借用生物学的说法，传统的经济因素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及其经济思想，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言而喻，古近代经济思想不可能达到唯物史观思想方法的高度。作为认识主体的经济思想家，除了少数人代表革命农民的利益之外，多数人站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立场上，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他们对当时经济形态的理解，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有的往往是扭曲地反映经济现实。因此，我们主张以“国学为根”，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22]、“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4]、“俭节则昌，淫佚（逸）则亡”[25]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我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如《管子》的“国规”思想）、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国家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思想价值。
研究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尤其可以发现一些体现中国特殊国情因素的科学经济思想。例如，汉代初年的晁错，为了充实国家北部边境的防务，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他改变秦王朝为达到同样目的用政治权利强迫移民的方式，用经济方式鼓励人民迁移边疆，凡应募的自由民均赐以某种低级的官职并免除其家人的劳役，并先行修好住所，备置器具，使移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尽管他当时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但是，其移民建议把安定人民生活与防卫边境结合在一起，周密细致，难能可贵。[26]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移民实边”的经济思想，这显然是由中国有广阔的内陆边境这种国情所决定的，至今也有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屯垦戍边”的重大决策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创造的巨大业绩，可以说正是“移民实边”这种中国特有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创新，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种举措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如果把思想凝固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城市化这种发展战略上，便不会想到“屯垦戍边”这种从国情出发的成功决策。又如，中国疆土辽阔，每年不同地区大小自然灾害或多或少总难避免，因而历代思想家很少不接触救灾荒问题的。南宋时期的董煟撰写了《救荒活民书》，评价了前人提出的各种救灾荒措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救荒政策。[27]这些政策涉及丰年与歉年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官府与百姓之间、灾区与非灾区之间、赈济救灾与依靠市场之间等等关系的处理意见，为现代的救灾救荒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我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研究历代关于救灾救荒和反贫困的经济思想，必将有益于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厚重感和丰满。
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只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自卑乃至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28]；还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长期争论与探讨，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
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显然，在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中，如果忽视“国学为根”，而是推崇经济学的“西化”、“国际化”，进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拷贝”和“学术盗版”，其后果只能是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变成忘记本国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缺乏民族精神和学术创新能力的“理论搬运工”。近些年来，这种倾向实际已经蔓延。目前不少高校忽视或者不开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师资尤其紧缺，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五、“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 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的本身都属于学术结晶、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前面阐述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无非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作用定位和价值取向。然而不能忘记，已经形成的三大知识体系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们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经济事实在人的头脑中的某种反映。我们强调“马学为体”，这是因为“马学”同“西学”和“国学”相比，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较多的真理性，即“马学”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并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索不断演变的客观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只要同现有的思想材料打交道，就可以完成。我们认真地研究先辈们和同辈们存在的经济思想文献，为的是继承已有的智慧，获得人类发展到当代应达到的最高科学思维能力。而要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我们还必须密切结合新的中外经济实践，才能圆满地做到。结合现代中外经济实践，是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结合实践，就是要遵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29]的认识规律，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作为经济领域科学真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天才的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实践自发可提供的。它只能来自人的头脑自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经济事实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正确的反映。 只有通过社会经济实践这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过程，人们才有可能从经济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经济的内部本质，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和内在经济机理，并用理论形式再现它们。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没有过时，他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30]曾经领导我国财经工作、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经济领导人陈云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31]，这也是我们应当遵循的结合实践的原则和学风。
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中外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1）“世情为鉴”。“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全面地弄清情况，便可以看到其发展的两类原因：一类是出于高科技推动的生产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关系、经济体制和政策的相应调整，这是一般原因。另一类是特殊原因，如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的相对削弱和经互会的瓦解等，使美国在资源、市场、技术、人员和军火等方面获利巨大；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霸权主义的特殊地位，使美国成为较为安全的贸易和投资场所，是贸易逆差最大和资本净流入最大的国家，并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各种对冲基金、控制国际经济组织等，来主导制定和推行较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及某些保护主义措施，合法与非法地占有了别国的大量财富，客观上也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后一原因的“经验”不但不能照搬，而且是必须高度警惕的。事实上，美国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似乎有了相当发展，但即使有高科技、高利润军火和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也并不快，而且发生过经济衰退，近年又发生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可见，美国经验教训不可照搬。
又如，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建立福利国家而主张福利个人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纵观近10 年来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出现倒退的10 年，拉美是失去的10 年，日本是爬行的10 年，美欧是缓升的10 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
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看难中用”的理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不能采取欣赏、照搬的态度。[32]
（2）“国情为据”。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改革开放30 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经济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值得科学抽象和总结。就“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经济制度和战略内涵而言，至少可以提炼为“五结构说”，即共同主张要建立和完善“五个结构”：一是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四是自力主导型的多种开放结构；五是科学发展型的多种战略结构。其中，实践和理论难点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和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和新机理。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生事物和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