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现实经济活动既属于经济学范畴，又属于哲学范畴。在许多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经济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交融在一起。然而，本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摒弃了对人的主体性及其全面发展的分析，专门着力于对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日趋数学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包括斯密、马克思和哈耶克学说在内的经济学不是正宗的经济学，因而经济学的现代化就是数学化。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反思，它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但并未提供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体系、观点和方法上要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只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现代西方哲学那里借鉴其方法论。要像当年马克思那样，一方面批判性地汲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借鉴当时哲学界的前沿理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倘若能在中国经济学的革新上获得上述共识，那么，尽快建立和发展一门经济哲学便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经济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相渗透的应用哲学。这种“经济的哲学”同“经济学—哲学”和“经济观+经济方法论”有差异，它不是一般地运用某些哲学观点去分析经济问题，或不分主次地同时运用经济学和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去揭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来丰富和推进经济学和哲学理论。这需要经济学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运用，从一个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着手，逐渐增大科学研究的哲学含量。下面，对若干经济问题及其理论进行简略的哲学审视，以突显哲学在经济领域的认识意义。
(一)关于产权制度。西方学者在论述产权问题时，眼光停留在法权关系问题上，而尽量不触及终极所有制层面。他们在“产权—市场—效率”之间寻找逻辑联系，总是明显地或暗含着对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魔力的赞颂。由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指导，他们只注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表层，而没有深究在产权关系的背后还有什么因素在操纵着社会经济动态长期的演进趋势。和西方产权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则显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哲学意识。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明产权的起源和本质，将原始公有产权作为人类社会产权的最初形态，并把产权看成一个与生产力、经济和文化发展环境有关的历史性范畴。在他的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当中也隐含着制度变迁费用的比较，最终表现为是否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贡献”[1]。实际上，马克思不仅贡献出深刻的产权理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产权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跳出资源私有制度给定的分析框架，重新确定“产权—市场—效率”的本质关联模型，私产制度的局限性便会“浮出水面”。
分析私有产权制度必然涉及“异化”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在其To Have or To Be一书中认为，人类原本是作为一种“类”的存在(To Be)，但后来则成为“所有”(To Have)的主体来认识，显然二者是存在矛盾的;“所有”是一种关系概念，私有制中的“所有”被界定为一组私人权利，这是人类“异化”的开始。马克思早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对私有制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展开批判。他认为，私有制使人们变得愚蠢和片面，人的感觉(肉体和精神)，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支配而贫困化，变成一种追求占有私有财产的感觉和欲望。这样，人不再是一个全面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本质全面占有的人。只有私有财产制度的废除，才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在对“异化”的批判中论述了私有产权制度的过渡性质:私有产权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因此是必然被取代的制度形态。这种观点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私有制度本质特征的哲学透视。此外，依据马克思的逻辑思路，还可以推论:如果承认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同时被博弈行为所决定，并承认经济权利上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也就不再是一种永恒的先验的安排。这些都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能企及的。
(二)关于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或假设。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偏好于只把自私的“经济人”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和基点。实际上，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或假设不过是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用语。在这种假设下，经济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作出理性的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或假设将丰富的人性概括为自利的精明算计等，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逻辑分析，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并且缺少应有的人文内涵，所以，即使是在经济学圈内也常常受到不同学派的指责。
利己主义是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或假设所包含的一种哲学意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自私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人性既不是完全利他，也不是完全利己，利己心和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某些当代经济学家认为人是天生的自私、完全的自私，将“自私人”绝对化和永恒化，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利己主义看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在“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三种历史形式: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从属于集体，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的自我牺牲;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利己主义;三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消除，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人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决定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性和本质。可见，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或假设并没有把人性的全部内涵概括进去，也没有将人性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东西。它堵塞了科学分析社会经济系统演进规律的途径，是必须扬弃的一种理论。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具有利己性，而且具有利他性。经济哲学从有别于纯经济学分析的新视角出发，更容易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人”行为的多面特性。
(三)关于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效率和公平都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选择一个能够促进生产的制度，不管分配是否合理，私产制是惟一的选择。这就产生了一个经济高效率能否脱离合理分配或公平分配的问题。如果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深入到该领域进行探讨，就会摆脱所谓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狭隘眼界。应当看到:经济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它是指有关经济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把经济公平视为一般的永恒的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的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
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和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作用和互相制约，总体上表现为交错互补的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必然提高效率，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效应。人们接受高收入刺激而产生的效率有着生理的和社会的限制，过大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必定会损失社会总效率。有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一些极端观点，如二者对立论或替代论等等，容易误导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一国甚至全球的两极分化和低效率。
与西方保守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等价交换的机会公平观点相比，不少西方哲学家的见解颇为深刻。美国的罗尔斯反对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公平观和效率观，独特地提出“正义即公平”，主张自由权优先以及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德国的克斯洛夫斯基认为，降低经济活动中道德界限的情况，是一种违反经济上事实公平的越来越普遍的情况，而这种状况的普遍存在难以达到经济的最佳效果。诸如此类的哲学分析，均能激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哲学大有可为的重要探究领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第6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