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年以来，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城乡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合国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一历史进程揭示了新事物总是在对旧事物的扬弃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经济的发展及其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总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深刻显示了其内在逻辑联系。
改革前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
（一）经济取得巨大的增长。
回顾建国至1978年这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除了由“大跃进”所导致的1959—1962年（即“二五”期间）的经济大规模滑坡外，我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都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至1977年我国大陆同台湾及其它26个国家、地区一起被列入增长率为4 — 6 %的行列之中， 并跻身于世界增长率最快的1/3国家的行列。1952 —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上升到3624.1亿元，年均增长6.1 %。全世界的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少有达到这一长期平均增长指标。若与国情相似的印度比较，我国的成绩就更显突出。1950 — 195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 %，而我国1953 — 1979年这一指标为3.4 %；1949 — 1978年印度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 %，而我国1953 — 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1 %。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新政府的建立是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新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我国的储蓄率迅速从5 %左右提高到30 %左右，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迅速进行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自19世纪开始，我国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以工立国”或“工基商纲”以来，革命先驱和实业家都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工业体系一直没有建立，工业产值所占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1949年后，中国得到了统一和安定，政府下决心致力于经济发展，并且能够取得资源用于这个目标”。在新中国短短的26年（1952—1978年）中，工业产出上升了30个百分点，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和技术体系。而在工业化过程的初期，英国在1801—1841年期间工业份额只上升了11%，日本在1878 — 1882年和1923—1924年间也只提高了22 %。
（三）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建国后，全国人民充分发挥革命热情，在农村广大农民利用农闲，在不影响其他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全国修建了许多灌溉系统、道路等，并将荒地变为可耕地。这些努力为农业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由于开凿机井和运河等工程，使一熟水稻种植面积也向北方大大扩展。1949年粮食和棉花的耕作总面积是1.04亿公顷，到1976年已达1.42亿公顷，年均增长1.2 %。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又为减轻农业的受灾程度创造了条件。如1972、1978、1980三年的旱涝灾害直接影响面积分别是1720、2180和2230万公顷，要比1960、1961两年受灾面积2500和2880万公顷少很多。这些基础设施的价值究竟有多大？目前还很难估价，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意义是深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计量史学家福格尔就论证说，如果19世纪末，美国将更多的资金用来修建沟渠，开挖运河的话，经济增长会更快。如果我们再联系1935年、1954年水灾造成的人员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我们对这些运河挖凿的价值就更有感性的认识。其他在工业、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发展。
总之，我国政府充分利用了国家的力量，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这是解放前历届政府根本没有或无力做到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言是开天辟地、亘古未有的事。
改革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
（一）劳动生产效率不高。
经济的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我们知道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因此，其投入的增加是不能无限制的。经济发展之初，靠投入来启动是可行的，这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开始成功之处， 而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一直是粗放型的，经济靠投入起步后，未能及时纳入较快提高生产率的轨道上来。（见附表）
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国际比较
国名 | 时期 | 总要素生产率年增长 | 总要素生产率年增长占产值增长的比例 | 国名 | 时期 | 总要素生产率年增长 | 总要素生产率年增长占产值增长的比例 |
中国 | 1952 — 1981 | 0.53 | 8 | 日本 | 1952 — 1971 | 3.8 | 38 |
1952 — 1975 | 0.3 | 5 | 1952 — 1964 | 5.1 | 53 | ||
1975 — 1981 | 1.0 | 17 | 1953 — 1971 | 5.9 | 58 | ||
巴西 | 1950 — 1960 | 3.7 | 54 | 1955 — 1971 | 2.9 | 25 | |
1955 — 1970 | 2.1 | 34 | 1955 — 1970 | 5.6 | 55 | ||
1966 — 1974 | 1.6 | 22 | 1966 — 1973 | 4.5 | 41 | ||
韩国 | 1955— 1960 | 2.0 | 47 | 美国 | 1947 — 1960 | 1.4 | 38 |
1955 — 1970 | 5.0 | 57 | 1960— 1973 | 1.3 | 30 | ||
1960 — 1973 | 4.1 | 42 | 苏联 | 1950 — 1960 | 1.9 | 32 | |
1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 | 2.0 | 31 | 1960 — 1970 | 1.5 | 29 | ||
1970— 1975 | 0.1 | 3 | |||||
12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数 | 2.7 | 49 | 西班牙 | 1959— 1965 | 5.0 | 44 | |
（二）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资源的限制。
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资源。如果要素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要维持经济的增长，就只能增加投入。而现实经济建设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材料消耗已越来越高，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仅就由于生产效率的越来越低这一点而言，要维持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加速数——乘数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旦投入减少，经济则将加速下落。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受资源的内在制约。
（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我国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没有同步。造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体制因素和人口因素。但除此之外，我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影响。由于当时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大规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却未能使大量的劳动力迅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投入到工业上来，忽视了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换的一般规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消费品（含劳务）生产相对落后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没有较大提高的关键因素。这自然是与改革以后的情景相比较而言的。
由存在的问题而导致的变革
（一）提高生产效率——增大激励、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政策。
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首要条件是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据估计，1976年后GDP每年增长的8 %中，其中有一半要归之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1953—1976年间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0.6 %。根据对效率的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推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激励。激励程度的大小是影响我国农业等经济增长率的关键。一定的激励机制是与一定的经济形势相适应的，经济形势、社会环境变了，激励方式也要相应改革，这样才能使激励具有持续的动力。另一方面，一种激励机制的效应散发也有个递减的过程，或者说具有“倒U型曲线”的现象。针对改革前某些机制不活和体制僵化的局面，当时首要的目的就是增强激励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在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城市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和重建企业制度、发展私人经济等一系列改革，以便最终建立一个具有较活激励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金效率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将更多的资金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上来。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实施了赶超战略。当时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就是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因此，采取了部分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工业。1953—1978年投在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高达近50%，而轻工业和农业则不到6%和12%。虽然重工业取得了很高的增长（13.4%），但与其远远高于此的投资比例相比，是不相称的。相反，轻工业却取得9.1%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同等资金在重工业上的产出远低于轻工业，何况我国的资金越来越短缺。为了提高资金产出率，转向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的生产就顺理成章了。
3．重新审视区域政策。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就需要重新调整区域政策。过去在社会主义重视平等和备战的思想支配下，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大量的资金投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三线建设，有55%以上的基本建设资金是投入中西部开发的，如果加上不分地区的则将近有2/3，因为不分地区的主要是重工业，主要也是投在中西部地区。而另一方面，东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在5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资金投入到东部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中西部地区，1978年每百元资金创造的利税额，上海为75.5元，北京为35.8元，天津为41.76元， 四川为14.02元，贵州为7.69元。在资金异常紧缺的情况下，带来的边际效益损失是很大的。基于这种认识，1978年后又重新重视发挥各地的优势，将资金投向效益高的东部。如基本建设投资东部地区所占比例从1953—1983年的37.0%，上升到1981—1990年的50.3%。
（二）解决资源瓶颈——加强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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