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新中国60年发展的辉煌奇迹与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光照亘古的历史性意义。新中国的诞生，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门。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干扰，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过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大略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中国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的大约30年间完成了重化工业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年均GNP约为6.1%，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新中国成立前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迅速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更是高速腾飞，年均GDP增速约为9.8%，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黄金时期”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跃升至世界第三。我国人均收入现已超过2000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神州”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等等，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即使不谈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二战以来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每过几年或十几年就会发生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目前正在全球愈演愈烈的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广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本次危机而掀起的又一轮规模巨大的国有化浪潮，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灵，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模式，在对比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60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应当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发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大发展。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三个永远铭记”中有明确的阐述：“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有相当一些论著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前30年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或污蔑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有关发展规律等是非常有害的。
要消除上述错误认识，真正树立新中国60年发展是一个辉煌整体的观点，其关键，一是要科学认识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辉煌绩效，二是要科学认识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与改革开放的原因。
二、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辉煌绩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任人欺凌、饱受屈辱的历史，使中国最终加入了少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行列。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近代史上迟迟无法推进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此后的三十年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探索道路上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曲折，但总体而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在国家工业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这是持公允立场的西方观察家也予以承认的基本事实。这里主要提供几组能够客观彰显新中国前30年发展辉煌绩效的纵横比较数据。
1.与旧中国经济状况的纵向比较[1]（P163–165）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9年间，包括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在内，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穷二白的社会格局，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许多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
(1)新旧中国国民收入的发展比较。1929年至1949年，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几倍、几十倍或几百倍，而旧中国却停滞不前。1920年国民收入为200亿元，到1949年为358亿元，增长79%，年均增长2%。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排名位次有所后退，1933年人均国民收入约12美元，1949年27美元(另一算法是50美元)，仅高于印尼的25美元，在亚洲倒数第二。从1949到1978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343元。尽管人口增加迅猛而导致人均国民收入仍较低，但这一指标在国际上的位次还是提高的。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2]216-218
(2)新旧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比较。在1952年以前约70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从22.7亿美元增加到285.4亿美元(1952年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倍多，年均增长率为3.68%;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80.6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5295.2亿美元(均按1980年的不变价和汇率计算)，37年增长12.9倍，年均增长率为7.37%。可见，旧中国年均增长率只相当于新中国的49.9%。
(3)新旧中国工业的发展比较。1978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1.2%。
(4)新旧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19世纪80年代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1952年为67.7%，1988年为40%。旧中国70年里这一比重下降22.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4%;新中国36年里这一比重下降27.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47%，比旧中国快2倍多。
(5)新旧中国人均寿命的比较。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国男性公民平均寿命达66.95岁，女性达69.55岁，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岁延长近1倍。
正确判断应当是这样的：自鸦片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从一个较强盛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并逐渐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尽管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有一点提高，但速度极为缓慢，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呈现出一副落后挨打和一穷二白的衰败社会画面。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
2.与条件相近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国际横向比较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进步，还可以通过国际、国别比较进一步确认。这里，分别以历史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与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1]166-167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1]166-167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战后至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3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2年3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英国1860年为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一到3000万吨。
上述比较表明，新中国前30年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并且总体而言，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同一时期，新中国也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经济发展探索，犯了不少错误，因而也有许多教训。如果能正确地总结和对待这些教训，它同样会变成我们前进中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可以肯定地说，通过民族独立和经济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探索和奋斗、光荣与梦想。从洋务运动依附性发展、维新变法向制度层面推进所进行的初步尝试，到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部分探索，中国人经历了上百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才开创了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光明大道。
三、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与改革开放的原因
1.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的简略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幅度较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审慎取选，殚精竭虑，但仍然由于追赶型战略选择这一总体背景，尤其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产生的偏差等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重大波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如果没有这些偏差，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无疑会更好。考虑到那一时期的特定国内外社会政治历史和条件，对一个有着深远农业传统的民族国家来说，要求在大规模地推进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探索中不犯错误，这其实是难以完全做到的。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工农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财政赤字严重、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的本意，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被后人视为荒唐事而反复强调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扩大了计划指标，但由于其技术性较强并有系统管理，因此，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00个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机、精密仪器、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4.6亿元增至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四，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第五，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这些都表明，“大跃进”虽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的国有企业，依然有重大发展，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渡过困难时期，并作为主干企业继续主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国经济社会恢复了稳步正常发展，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响。但必须承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一直坚持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发展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虽然有政治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困难中还有较大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原苏联从60年代初即撤走了其援华专家，并停止了援华项目和技术，因此，这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是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这里，仅举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说明这个问题：1976年与1966年相比，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发电量2031亿千瓦小时，增长146%;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如以1952年为100，则1976年为1274.9。[3]
同时，还应看到，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党和国家每次都是发现问题后就很快纠正解决，使经济重新出现加快发展的局面。如“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曾下降，但在此后的1963年至1966年却连续高增长，四年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4%以上，成为历史上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又如“文革”中的1967年和1968年也是负增长，而在此后的1969年和1970年GDP增长分别跃升至16.9%和19.4%，创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不仅足以弥补个别年份的损失，而且不断创造出新成就，使中国经济整体上保持着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的发展。
历史清楚说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试验、探索、改革和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和争论中前进的。回顾历史，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失误和挫折的情况是没有的。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还更加严重。他们每一次经济波动和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都需多年才能恢复。“日本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危机”等，这一系列国家所遭受的打击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生的问题同资本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当时中国个别年份的失误和下降不过是发展中曲折的表现，从来都不是陷入无路可走状况或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的问题称为“失败”的话，那么，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反复发生的严重问题岂不是更加失败?
可见，面对新中国前30年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功绩，有论著却误用交易费用和私有产权理论，只抓住“文革”、“大跃进”等急躁做法或错误，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一笔抹杀所有历史成就，毫无道理可言。中国已经纠正了这些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弊病，并朝着新体制的健康方向发展。倘若一定要与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相比，那么，传统公有制社会这些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及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损失，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2.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新中国建立后仅仅30年时间，到70年代末期，就由过去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不仅有了大型的钢铁基地、能源基地、石油化工基地，铁路公路干线遍布全国，而且自己能制造汽车、火车、飞机、万吨级巨轮、电子计算机、导弹、卫星。农业上完成了对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改造任务，解决控制住自然灾害，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水利化等。此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支持国防上取得多次战争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给予了坚决地回击。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富有成效的。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高深智慧和高远志气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业绩好于绝大多数私有制国家并不满足。究竟是哪些原因致使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发展没有全面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而要进行改革呢?其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为两条：[1]168-170
一是体制因素。资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的潜力和优势比私产制大得多。可是，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内生机制作用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其推动生产和科技进步的潜能未能完全被释放。所以，必须改革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塑造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现代人的素质和生产力的要求。一旦新型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与国家主导型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国民经济必将全面超过一切私产制国家的发展速度。30年来尚未完全到位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二是人口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效率优势的实现程度，既取决于具体体制的相对优劣，也取决于人口、资源、原有基础和国际环境等状况的好坏。建国60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均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并不差，但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国力没有较快的增长，仍处于世界中下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快。事实明摆着，中国不逐步减轻人口压力的制约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即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是十分完善的，人均国力也不可能在一、二百年左右赶上最发达的私有制国家。
另外，还要看到：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比现在的中国富裕是历史上形成的。旧中国的贫困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统治的结果。第二，西方各国原始积累过程十分残酷，不少发达国家都是对外发起侵略战争，通过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非法或合法地大肆掠夺别国财富和世界资源。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保证的是少数人发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巨大。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目的在于追求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好上加好”[4]，是为了达到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理想效率状态。至于传统体制下存在的资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等问题，部分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人口增长太快、科技基础较差、外援和备战较多等因素有关，并非都是体制问题。我们不能违反实证分析，通过有意贬低过去的绩效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这是极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