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经济及其模式的一般描述
人们对东亚各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一般如下：在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以日本为起点呈雁形向外扩展。这种模式也被称为“雁形模式”，即东亚各国与地区的经济跟随日本陆续起飞，形状如同雁群。雁形模式的原型是日本从欧美引进产业技术，尔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从日本引进产业技术，通过“模仿”别人的“模仿”，共同创造“东亚奇迹”。
在1997 年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经济模式的表现是相当具有活力的，它使东亚经济在战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在日本，经过战后的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1970 - 1980 年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60 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时机，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欧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迅速取得了高速增长。1980 年代，日本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而加快向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国内产业，东盟国家和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促进了经济的高级化。这段时期内，整个东亚国家人均GDP 增长速度，1966 - 1973 年为5.3 % ，1973 - 1980 年为4.9 % ，1980 - 1989年为6.2 % ，创造了自产业革命以来的最高增长速度。其中，韩国、马来西亚等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新加坡更实现了人均GDP 超万美元的骄人业绩。进入1990 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四小龙”和东盟后来居上，雁形模式不再显著。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带来严重打击，直至1999 年下半年才转入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
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政府作用方面，政府进行较强的调控和干预，一般以行政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2． 在产业定位与发展战略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最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些国家还大量引进外部发达国家的资本。
3． 在区域经济交往方面，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即“雁形模式”。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经济联系较紧密。
东亚经济模式的这些特点是与本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分不开的。多数东亚国家、地区自然资源相对缺乏，日本、亚洲“四小龙”原材料几乎全部靠进口；国内、地区内市场狭小，因而普遍采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出口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普遍较低，只能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加工和装配等，这是其经济起步时的优势所在。
二、东亚经济显露和隐含的问题
1． 雁形模式的依赖性：科技依赖和市场依赖
东亚后进国家在外资主导下大跨度地跃过结构转换的各种约束，在较短时期内迅速从出口木材、原油等提升到出口彩电等家用电器，呈现为外资移植的结果，并伴随着两个弱点，一是技术依赖投资国，二是投入市场依赖于日本、产出市场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从而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
(1) 科技依赖
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而日本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美国。“四小龙”经过1980 年代以来持续大规模资金注入和改良技术创新机制，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总体开发技术仍较落后。东盟则在各个产业技术上都缺乏自主性，对日资企业和技术依赖性最为严重。这种技术依赖的实质是后进国把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列车拴到先进国产业发展上，依赖性越严重的国家越容易受到侵害，经济衰退的打击就越剧烈。金融危机以东盟各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原因即在于此。
(2) 市场依赖
由于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多数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自身产业的关联度有限，且本地区市场狭小，这些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决定了东亚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产业。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需要从日本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再出口到北美和欧洲，其实质是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在海外的延续，是日本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组装车间。这种不平衡依赖关系反映在贸易收支上，往往表现为对美国的长期顺差和对日本的长期逆差。
2． 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垂直型分工和生产工序型分工
在东亚产业梯次转移和传递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分工体系，一种是垂直型分工，另一种是生产工序型分工。前者是指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欠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后者是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发展某一产业，但各侧重于生产工序的不同环节，发达国家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包括制成品的品牌) ，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欠发达国家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这两种分工形式和内容均不相同，但国家和地区组别却极为相似，即处于分工顶层的是日本，中间层是“四小龙”，底层是东盟。
(1) 垂直型分工
1980 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重化工业在东亚的移植和发育。但是，由于东亚特别是东盟国家重化工业的生成不是自身比较优势发挥的自然结果，而是源于先进国家投资而嫁接的跨国公司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这是产业脱离于自身优势资源的深加工，因此，“四小龙”发展初期和目前的东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开发产业与深加工产业严重脱节的“两层皮”现象。
(2) 生产工序型分工
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较多地集中于机电工业。从生产的工艺流程看，机电工业是融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序进行分解、组合。日本正是利用机电工业这一特点，根据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把原本需要由市场完成的分工，转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工序分工，即一项产品的开发、设计定型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在日本本土进行，一般零部件转移到“四小龙”生产，而在东盟完成最后组装，产成品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返销日本，一部分销往欧美市场。
在这样的分工方式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对称关系。一是“名”与“利”的不对称，即出口产品原产地标识为从事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后进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产品全部增加值中较低比例的组装加工费，相反，从事设计、零部件生产的先进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最终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名份，但却获得全部增值中的绝大部分。二是生产工序间依赖关系的不对称，即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发展状况，同时，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区位选择既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技术特点，又存在着同类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这两种不对称事实上把国际竞争的大部分风险转嫁到处于分工底层的国家，一旦遇到供过于求的国际竞争，从事组装加工成品的国家一方面要承担价格损失，另一方面又因为退出成本极高而难以迅速调整产业。
3． 产业同构下的激烈竞争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陷入长期萧条，产业升级趋缓的时候，“四小龙”、东盟却继续沿着雁形模式的产业阶梯向上攀登，产业差距迅速缩小，趋于同构，产生了激烈竞争。比如，由于东亚电子工业生产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建立起来的，本地企业也大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本国、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缺乏，难以形成差别化优势。在产品结构雷同、技术近似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只能靠低成本实现。同时，该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绝大部分属于可替代性强的家电产品，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大环境下，国内需求普遍不足，出口比重过大，出口市场又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达国家的需求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都极易引发东亚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和恶性竞争。
4． 政府非科学干预下的市场无序性
市场经济中引入政府干预，能够矫正市场盲目性，摆脱国内外各利益集团对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干扰，制定并执行经济计划，确定主导产业，集中推动资金积累，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政府不科学的强弱干预都会显露缺陷：(1) 造成信贷资金需求上的“软约束”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利于公平竞争和自由的价格控制。(2) 不利于市场经济国家向高度的社会、法治化发展。(3)“政府质量”下降，官商结合，权钱交融，助长了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蔓延。(4) 对企业的不适当保护会影响其竞争生存能力。
5．引进外资结构上的不合理
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离不开外资的大量引进，这成为东亚模式的特点之一。然而，各国争相引资所带来的盲目性造成了不合理局面。一方面，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不同程度的控制，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例过大，而民族经济的力量被相对削弱；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外国投资，东道国政府往往只注意改善投资环境，却忽视了对外资的管理和限制，造成投资结构失当，致使大量外资流向房地产、证券部门，极容易形成产业结构失调和经济泡沫。再一个是举借外债的规模和结构不尽合理，有些东亚国家过度地引进外国短期资本(如泰国) ，这样极容易使其经济受到冲击。
三、东亚经济调整与进一步合作的基本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 年《亚洲奇迹之神话》一书中指出，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不是靠本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随国内要素动员能力的衰减而趋于下降；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长下隐藏的结构问题就将浮出水面，并在外部冲击下引发经济动荡。克鲁格曼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头，因为至少日本并非如此，韩国也不完全这样。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必须逐步消除。
1．减少技术依赖度
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在迈向工业国(地区) 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导致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向纵深挺进，并引发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产业发展的技术决定权不得不取决于国外或地区外。从产业发展史上看，随着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一国产业升级赖以支撑的技术进步只能主要源于本国的知识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一国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忽视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来实现应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跃进，但它迟早要遇到基础研究落后的制约，并在结构升极上陷入缓慢的状态。以往的日本即是如此，它有的是快餐式人才，却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人口素质较低是东亚各国的普遍现象，对来自发达国家新技术领域的挑战，东亚各国的科技人才明显匮乏，已形成了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瓶颈。因此，“科技立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措施在东亚各国纷纷出台。东亚国家必须培养更多的、有创造力的科技人才，抓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关键。
2． 多层面和多方位开拓国内外市场
东亚各国的国内市场因大力提倡外向型经济而相对受到忽视，而开拓国内市场对于东亚各国应付对外贸易环境条件的变动、稳定本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对国外市场则应该在继续重视扩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俄罗斯、东欧、非洲、南亚、南美等地区的市场。尽管有美国在伊拉克和朝鲜等地区制造政治和经济的不利因素，以及“非典”的负面影响，但只要中国等东亚国家及时采取进出口贸易产品和服务结构的调整等措施，就能将“非典”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控制在0.5 %左右，并化解美国制造的非正面经济影响。
3． 打造企业的“双头鹰结构”或“鼎形结构”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是无法使东亚某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的。随着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已不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东亚国家必须突破日本一雁领头的“雁形结构”，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双头鹰结构”，或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足鼎立的“鼎形结构”，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目前，在日本经济相对萧条、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和美国经济需求不稳的态势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已使东亚地区2002 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7 % ，比2001 年提高1.2 %。2002 年中国吸引外资，创了历史新高，占当年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7 %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世界银行预计，2003 年东亚经济增长5 % ，2003 年至2005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将每年平均增加10 %。中国逐步调整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开放战略措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东亚产业“双头鹰结构”或“鼎形结构”的一员。
4． 区域合作进一步紧密化
东亚各国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消除美国和日本等右翼的反和平思潮，就可以在投资、技术、货币、品牌、劳动力、资源、市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有效合作。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目前的技术结构现状，反映了整个东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而这种互补型的结构，为建立新的经济技术网络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缺乏“基础性技术”，因而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各国正希望充实“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术群体结构”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又如,“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都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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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贸经济》2003年第7期，第二作者为夏晖）